女艺术家的私人生活（三）

 “你现在就去他公司吧，不用等到下班。”主任跟我说，“机灵一点，别把他得罪了。”
“保证不让领导失望。” 我向主任行了个礼，夹着画册跑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坐上出租车，心里的感觉像地下工作者刚接到上级任务要着手打入敌人内部一样，害怕却又有点激动，我猜想每个女人在意识到自己被坏人看上了的时候都会是这种心情，尤其是在她不得不和这个坏人周旋的时候。我在害怕和激动的同时还有一种恨恨的感觉——张头儿也太天真了，他就那么相信自己随便哪一幅画就值六位数，尤其是在买画人连他的画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情况下。天真和糊涂是张头儿这代人的通病，我想起来大学毕业的时候本来是想留校，找到原本关系不错的学生处处长的时候请求帮忙时，他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你想留校是你的事，我想让你留校是我的事，你想办法让你的事变成我的事不就成了嘛。因为这句话，我没再去找过他，急得我妈一个劲儿地催我去求那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处长帮忙，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把处长的话原封不动地向她重复了一遍，这个张头儿的同代人竟然一头雾水，没弄明白那个处长是什么意思。我敢百分之一百地肯定我妈的天真和糊涂是真的，但张头儿的是真是假，我暂时还无法断言。
太子党的公司十分气派，接待小姐问清我的来意以后让我稍等，然后就是秘书小姐下楼迎客，引客上楼，一切都十分正式，我心里有点镇静下来 —— 在美女如云的环境里，太子党不会非缠着我不放。
秘书打开门时，太子党正把脚翘在桌子上想心事，看见我，一个敏捷的动作把身体摆直，“梅小姐真守信用，说来就来，欢迎欢迎。”
“奉命跑腿儿本来就是我份内的事，我哪里有敢不来之理。” 我真的把自己当成地下党了，遣词造句都带着电视剧人物对话的腔调。
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太子党显得比我昨天晚上在酒楼里看见的形象年轻精神，大背头被发胶抹得雪亮，不像根红苗正的高干子弟，倒有点像歪门邪道的黑社会老大，我一边握手寒暄一边寻找对症的药，策略很快找到：耍贫嘴。据说有某个情场专家断言，幽默的女人可爱而不性感，这正是我要的效果，要让他觉得我可爱，但不能让他觉得我性感。我是赵本山和黄宏的老乡，耍贫嘴就象抠耳朵挖鼻孔一样，巴不得能不必考虑别人的感受而随心所欲，我把精心学来的京腔换成了宋丹丹的语调，没说几句话就把太子党笑得前仰后翻。
事实证明我的策略绝对正确，太子党跟我侃了个把小时，连半句挑逗的话都没说，只是在我提到此行的重要任务时，他却漫不经心地把我带来的画册往桌子上一丢，然后又漫不经心地说：放在这里吧，我慢慢看。
“你还是快点看吧，”我说，“否则我们头儿会以为他的六位数被我给耽误了。”
太子党听了这句话好像笑了一下，他的那个笑和他黑社会的大背头非常配套，“你放心吧。”笑过之后，他又说了一句像好人说的话。
我如释重负般地回来向主任汇报，主任听后面无表情地走出办公室，我想他可能是去张头儿那里汇报了。
第二天，张头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展示给我的带鱼脸是少有的多云转晴，晴得让我看着都有点不自在了。
“xx 要的画我准备好了，”张头儿说，张头儿不管xx叫太子党，正如太子党不管张头儿叫张头儿一样，怎么称呼一个人，是一件有关说话人身份和地位的大事，“麻烦你再跑趟腿儿，帮我把画送过去。”
原来张头儿的多云转晴原因在此。
“我们主任和xx经常见面，您也可以让他把画顺便带过去。” 我说这句话时，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天真无邪。
“你的架子还挺大呀，领导都支使不动啦。”张头儿多云转晴的脸一下子又晴转多云了。
这下子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张头儿的天真和糊涂是假的了，他这也有点太伪君子了，自己大模大样地装着令人景仰的老前辈，事实上却把手下当拿去套狼的孩子，发明“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那句话的人也实在太狠心了，就算他用来套狼的孩子是邻居家的也是惨无人道，我心里恨恨地想。
“我不是不愿意动，只是想把时间节省下来用在工作上。”我本来想为自己开脱一下，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说错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头儿晴转多云的脸一下子又多云转阴了。“你认为这件事不是工作上的事吗？”
当然不是，我这样想，却又在说的时候把“不”字去掉了，而且为了表示“当然是”这三个字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又一连气地把它们重复了两遍。
“小梅呀，”张头儿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喊了我一句，“小梅”后面多了一个“呀”字，听起来显得更加亲切，“你知道自己的情况跟别人不一样吧？ 工作上要好好努力，争取把最近这次增编的机会把握住。”
他妈的，这简直是在威逼利诱，我气得差一点骂出声来，自从我“特聘”进来以后，增编的机会曾经有过两次，都在我压根儿想都没敢想一下的时候被张头儿分配给了别人。

我带着那幅裱好了卷成一卷儿的中国画，又到了太子党公司的时候，不料却被前台小姐拒之门外——x总交代了，送画的人来时要给他打个电话。
“我不巧在外面，” 太子党在电话里说，“你把画送到砍宾伺机吧，我在大厅里等你。”
我在太子党公司门口转了两个来回以后决定在返回单位和去砍宾伺机之间选择后者，我知道，选择了前者，意味着我将永远呆在“特聘人员“的队伍里，就像我当年永远失去作人民教师的机会一样。正如我前面交代的，当年的艺术家如果不想被饿死，就只有当人民教师和挂靠某个单位两条路可走，而前面一条，已经被我走死了，我不敢不珍惜后面的一条。
在去往砍宾伺机的路上，我就把这次的策略想好了——再装一次傻还不如装精，也就是在太子党还没进攻之前自己先发制人。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该买那个什么候老的画。”我一看见太子党就老朋友一样对他说，“他那个人太让人瞧不起了。”
顺利地开了场以后我就把张头儿威逼利诱的过程嬉笑怒骂地讲了一遍。
太子党听了以后，满不在乎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脑勺，“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还什么逼良为娼都来了，谁让你当娼了，就你这样的，主动要娼我都不嫖。”
我仔细地打量了太子党一眼，发现他大背头下面的脸并没有冷眼看上去那么可怕。
看来我的战略再次获得成功。
再次充分发挥了幽默才华的我感觉到自己十分成功地在太子党眼里制造了可爱而不性感的效果，说可爱，是因为太子党让我顺利地完成了钱货交换的任务，说不性感，是因为太子党在让我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没有提出任何非分的建议，甚至连试探一下都没有。
当我把装着满满现金的口袋递交给张头儿的时候，发现他的表情又恢复了以前的不动声色。这就是文化人和普通老百姓的区别——文化人只有在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才会放下自尊，其他的时候他们会利用好每个机会保持住自己的翩翩风度。我本来想在交钱的时候厚着脸皮提一下编制的事，但看着这张风度翩翩的脸——这张脸告诉我的潜台词是：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只好把想好的话又给咽回去了。
离开张头儿的办公室，我觉得自己真是可笑又可怜，现在的事实是，太子党看在张头儿老前辈的份儿上买了他一幅画，派我去送画和取钱，本来很简单的事，是我自己给弄复杂了，如果张头儿在这个时候答应帮我解决编制问题，岂不是承认了那个潜在交易的存在？这种傻事，张头儿绝对不会在太子党还没说之前就主动做出反应的。
我决定去求太子党帮忙，他在听了明白了我吞吞吐吐挤出来的一堆话之后的反应是：你不是觉得张头儿很让人瞧不起吗？ 以他那种小人之心，肯定会冤枉了我的君子之腹，你凭什么要我去干这种捉不到狐狸惹一身臊的傻事？我喜欢你还没喜欢到无私奉献，你幸福我就幸福的程度。
太子党的话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女人在想用潜在交易达到目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可耻的了，如果这个女人在卖的时候还做偷工减料的打算，那她不仅不能减少自己的可耻程度，而且还是个在买卖中不守信用的骗子。现在唯一能让自己保持自尊的，就是放弃走后门的打算，老老实实地当自己的“才女”算了。
过了几天，果然从主任那里得到单位又下新编制的消息，我厚着脸皮去找张头儿，张头儿在亲切友好地叫了声“小梅呀”之后说出的话却令我十分失望：我的确是为你争取过了，但是上面的意思是，你没有北京户口，这次还是应该先考虑家在北京的同志。
中文里的“上面” 是个很神秘莫测的词汇，“上面”就像上帝一样，它了解我们的一切，主宰我们的一切，可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那个决定我命运的“上面” ，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在得知“上面”决定不给我转正的那个下午，我无意间听见我们办公室两个同事的对话。
“那个小姑娘真可怜，”其中一个比较善良的说，“付出那么大代价也没得到编制。”
“哼，小姑娘可怜什么，”另外一个比较恶毒的说，“等小姑娘变成老姑娘就更可怜了。”
我意识到她们俩的谈话可能和我有关，这个猜想在我打开门后两个人的谈话嘎然而止的时候得到了证实。
我把她们俩的话使劲地琢磨了一番，明白了自己狐狸没捉到，惹了一身臊的处境。
没捉到狐狸惹了一身臊和捉到了狐狸惹了一身臊，到底哪一个更悲哀一些？ 主任给我的答案是：小梅你别在编制这个问题上费脑筋了，有这精力和时间，还不如想个办法出国，像你这样有才华有思想又有个性的女人生活在当下的中国是个悲哀，而且，你不是也想找到杨的下落嘛。
九十年代的上半叶，是个人人都想出国的时代，主任的建议，根本就是个毫无意义的建议，因为我能想到的办法，无非只有两种：第一是在单位里争取到一个出国机会，然后就此溜之大吉，第二是找个审美眼光奇异的老外嫁了。这两个办法都没有实施的可能性，第一个是建立在没有前提条件上的设想——单位里有编制的人还在争取出国机会呢，根本轮不到我这个编外人士。第二个本来就是个矛盾，如果嫁得真心实意，那和寻找杨的下落的目的相悖，如果嫁得不真心实意，那和向太子党投怀送抱又有什么区别呢？再说就算有审美眼光奇异的老外存在，你也未必正好丑成人家眼里的美。
主任除了为我提出以上没有建设性的建议以外，就是还给我提出了一个具有警告性的建议：你如果不想惹麻烦的话就离那个太子党远一点，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例外，被他看上的女人，没有一个能逃出他的魔掌。
我的确认为自己是个例外，倒不是因为我以为我能例外地逃出他的魔掌，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例外的女人——才华出众的女人不能只是被简单地定义为女人，如果我根本就不是那个“被他看上的女人”，那也就不存在什么“魔掌”了。
我仍然和太子党像铁哥们一样来往，他没事就约我出来谈天说地，我很高兴和他交往既能开心又长见识，更重要的是，我依然暗中希望他能帮我解决编制的问题。人真是奇怪，本来我已经想认命，就当个二等公民算了，但在单位同事的了冷嘲热讽下，我又反而不想就这么放弃了。每当我假装无意地谈及到这件事时，他都语调十分轻松地回应：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时再说吧。
“合适的机会”是汉语中另一个玄妙的词汇，尤其在这个词汇没有主语的情况下。太子党的“合适机会”是什么？是我的投怀送抱吗？事实上，这时的我无法想象除了杨之外，还会对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产生兴趣，而在没有兴趣的情况下，我无法忍受“卖身”两个字对自尊心的刺激，再说，就算我对太子党产生了兴趣，我也无法忍受和另外三个乌七八糟的女人共同分享一个男人的恶心和耻辱，这一连串被否定的假设导致我自欺欺人地期待着另外含义的“合适机会”的出现。

然而，事实证明了，人可以欺骗别人，也可以欺骗自己，但欺骗不了命运，该来的总有一天会来，常在河边走，总有一天会湿鞋的。

太子党说的“合适机会”和主任说的“魔掌”终于在不久以后的一天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