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背后
选择是人的一生中经常面对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次痛哭：杨朱临歧路和阮籍走穷途，都与选择有关。杨朱看到面前多种选择，亦喜亦忧；阮籍则因为没有选择，悲愤交集。
这是智者的情感爆发，是智者真性情对天地人间的深度告白。智者的情感受理性思维触动刺激，触痛他们的是人性和所处社会环境。
我佩服两位智者深刻丰富的联想力，被他们纯真朴素的感情所感动。现代还有这样的人吗？但在大多数人眼里，这可能就是做戏。
面对选择，很多人想不到那么多，只受本能驱使，凡涉及生死、健康、命运、前途等切身利益，就会直接暴露人性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医疗事故发生后，对于患者及其家属而言，往往面临多种选择：或冷静，或冲动，或宽容谅解，或纠缠不清，其中选择“医闹”暴力羞辱泄愤讹诈手段最愚蠢低级。
“医闹”并非是道德崩溃的时下产物，自古有之，源出历代统治集团上层。这是由专制社会的等级制决定的一种权势者的特权。位于等级制金字塔顶的皇帝们拥有最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但是他们并不是长寿族群，除去医学发展的历史条件限制和战乱等因素，是他们的权力地位造成扁鹊所说的第一大绝症：“骄恣不论于理”，即为蛮横不讲理。两千多年来，医家战战兢兢跪着为皇家诊治，哆哆嗦嗦开出药方，担惊受怕，精神不堪重负，一旦皇家被病魔攫去，不知多少医家身陷囹圄，发配赐死。文革前，为中央首长看病的“御医”们接受的都是政治任务，与其说是为首长保健，不如说是为自己测试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对领袖的忠心。那时，江青就是最大的“医闹”，最难伺候。据其保健医生回忆，有一次体检，连毛泽东的“御医”和贴身护士都不敢给江青抽血，生怕控制不住紧张心情，出现事故。劈头臭骂还是小事，被组织处理下放，送监审查，危及家人，才让人日夜恐惧。医学发展至今，仍然是已知者少，未知者多，判断和治疗失误难以避免。不可否认，医生中也有庸医败类，乱开虎狼之药，草菅人命者屡见不鲜。但是，多数医生，即使不算良医，也还属良人。他们也会犯错，告诫小心谨慎，没错；但逼着头悬砍刀，身戴枷锁行医就不对了！现代“医闹”继承的，正是上层权贵们的老毛病：“骄恣不论于理”。以为自己掏钱了，或借由讹诈，且视医护人员为“贱工”，便有权利和机会整治糟蹋医者。也许说他们完全“不论于理”并不准确，他们还是“论理”的，只是其“理”字沾满了古代复仇的野蛮血腥污渍。如果进一步追问，“医闹”们的灵魂深处是极端思维在作祟，眼里先把医学和医生都看作带着光环的救星，不承认无知，不接受失败，一旦不如意，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拜神、用神到贬神、灭神，病好了，送匾送锦旗，否则，抡老拳定死罪，把医学和医生打翻在地，碾入泥中。
历史名人梁启超肯定不是事事正确，样样值得夸耀，对他的抨击从未断过，但有一件事却赢得众口一词的赞誉。当协和医院误诊，把任公无需开刀治疗的右肾下手割掉了。一时，社会上口诛笔伐，陈西滢、徐志摩等名人纷纷在报刊发文痛斥协和医生。如果梁先生顺势喊冤，协和被闹得灰头土脸不说，弄不好关门谢罪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任公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及影响力趁机争取患者正当权益，惩罚失误的医生。但他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刚刚引进的西医在中国的命运，以及未来西医对保障国人健康的重要作用。他特别撰文阐明了看法，为协和医生辩解，维护医学科学的尊严。梁先生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这里可以借用一句套话：老人家站得高，看得远，有宽厚大气的君子之风。他为医学保全了颜面，给医生提供了进一步提高，精粹医术的机会。据说，协和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医生。公正讲现在协和在中国医学界的地位与成就，梁老先生功不可没。
十几年前，朋友的儿子到美国留学，课余踢球时，不慎受伤，医生检查，韧带断裂，很快作了手术。术后几个月，疼痛不减，始终不良于行。孩子觉得老话不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男子汉连这点疼都忍不了吗？完全没有当回事，坐等自然康复。假期回国探亲，朋友觉得不对，既然西医不能很好解决，看看中医试试。无奈，孩子受西方科学影响（不独年轻人，几代中医世家的陈寅恪也曾说“中医有见效之方，无可通之理”），不信中医，坚持回美国复查。结果发现两条韧带，断了一双，医生只接续了一条，忽视了另一条。这是无可争辩的诊断失误，属于医生的责任事故。几个律师主动找上门，热心表示愿意为其维权打官司，估计胜算百分之百，少说也可以为他争得一套别墅。说实话，律师的如簧巧舌确实让手头拮据的留学生有点动心，一时拿不定主意。打电话征询老爸意见，我的朋友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这个钱我们不能挣！”孩子从小在我朋友的影响下，正直有羞耻心，懂得好歹，便谢绝了律师，平心静气地跟医院商量解决办法。医院坦承完全属于自己的错误，愿用最好的医生，免费再作一次修复手术。这一次成功了，孩子很快复原如初，没有任何后遗症。
我问朋友当时怎么想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房子能比孩子的健康更重要吗？孩子相信美国的医学水平，我相信医生的职业操守。
听了朋友的话，我有点疑问，就这么简单？就是一个信任？我想，普通人仅有粗浅的医学知识，许多人连粗浅也谈不上，纯属无知，凭什么质疑医生？不信任医生，那到哪儿去看病？信任医生，应该是被迫的唯一正确选择。打官司的结果会得到一些经济补偿，甚至是可观的一笔数字，但是谁还敢再为你动手术复健？心有余悸的人还会大胆做出完美手术吗？也许只能像“御医”们一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慄慄，凑个自保的常规保守疗法，让病人死不了，活不旺，从医疗技术角度查不出医生的责任。但是朋友好像没我想的那么多，凭我的了解，他历来就是一个简单的读书人。他的信任不是由于无奈而不得不选择如此，而是首先为孩子的医疗考虑，与泄愤追责钱财比较，这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建立在对美国医学教育制度了解的基础上：十几年的学习训练，定期考核复查新知，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最后他的信任也是出于善良本性。错误人人会有，只要不是出于恶意，应该给人改正的机会。好心自有好报。看到朋友的儿子现在健步如飞，经常做跑步、骑车、滑雪等运动，我信了。
听了朋友的话，我一边否定了一些联想，一边还把原本涌向嗓子眼正要吐出的话：“老兄深得‘使功不如使过’的真谛”生生咽了回去。那种狡猾奸诈的心机不是我的朋友所具备的。他是一个宽厚纯朴的人，古代称为素心人，哪里能有那些乌七八糟的念头。
我的脸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