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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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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人的一生中经常面对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次痛哭:杨朱临歧路和阮籍走穷途,都与选择有关。杨朱看到面前多种选择,亦喜亦忧;阮籍则因为没有选择,悲愤交集。

这是智者的情感爆发,是智者真性情对天地人间的深度告白。智者的情感受理性思维触动刺激,触痛他们的是人性和所处社会环境。

我佩服两位智者深刻丰富的联想力,被他们纯真朴素的感情所感动。现代还有这样的人吗?但在大多数人眼里,这可能就是做戏。

面对选择,很多人想不到那么多,只受本能驱使,凡涉及生死、健康、命运、前途等切身利益,就会直接暴露人性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医疗事故发生后,对于患者及其家属而言,往往面临多种选择:或冷静,或冲动,或宽容谅解,或纠缠不清,其中选择“医闹”暴力羞辱泄愤讹诈手段最愚蠢低级。

 “医闹”并非是道德崩溃的时下产物,自古有之,源出历代统治集团上层。这是由专制社会的等级制决定的一种权势者的特权。位于等级制金字塔顶的皇帝们拥有最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但是他们并不是长寿族群,除去医学发展的历史条件限制和战乱等因素,是他们的权力地位造成扁鹊所说的第一大绝症:“骄恣不论于理”,即为蛮横不讲理。两千多年来,医家战战兢兢跪着为皇家诊治,哆哆嗦嗦开出药方,担惊受怕,精神不堪重负,一旦皇家被病魔攫去,不知多少医家身陷囹圄,发配赐死。文革前,为中央首长看病的“御医”们接受的都是政治任务,与其说是为首长保健,不如说是为自己测试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对领袖的忠心。那时,江青就是最大的“医闹”,最难伺候。据其保健医生回忆,有一次体检,连毛泽东的“御医”和贴身护士都不敢给江青抽血,生怕控制不住紧张心情,出现事故。劈头臭骂还是小事,被组织处理下放,送监审查,危及家人,才让人日夜恐惧。医学发展至今,仍然是已知者少,未知者多,判断和治疗失误难以避免。不可否认,医生中也有庸医败类,乱开虎狼之药,草菅人命者屡见不鲜。但是,多数医生,即使不算良医,也还属良人。他们也会犯错,告诫小心谨慎,没错;但逼着头悬砍刀,身戴枷锁行医就不对了!现代“医闹”继承的,正是上层权贵们的老毛病:“骄恣不论于理”。以为自己掏钱了,或借由讹诈,且视医护人员为“贱工”,便有权利和机会整治糟蹋医者。也许说他们完全“不论于理”并不准确,他们还是“论理”的,只是其“理”字沾满了古代复仇的野蛮血腥污渍。如果进一步追问,“医闹”们的灵魂深处是极端思维在作祟,眼里先把医学和医生都看作带着光环的救星,不承认无知,不接受失败,一旦不如意,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拜神、用神到贬神、灭神,病好了,送匾送锦旗,否则,抡老拳定死罪,把医学和医生打翻在地,碾入泥中。

历史名人梁启超肯定不是事事正确,样样值得夸耀,对他的抨击从未断过,但有一件事却赢得众口一词的赞誉。当协和医院误诊,把任公无需开刀治疗的右肾下手割掉了。一时,社会上口诛笔伐,陈西滢、徐志摩等名人纷纷在报刊发文痛斥协和医生。如果梁先生顺势喊冤,协和被闹得灰头土脸不说,弄不好关门谢罪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任公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及影响力趁机争取患者正当权益,惩罚失误的医生。但他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刚刚引进的西医在中国的命运,以及未来西医对保障国人健康的重要作用。他特别撰文阐明了看法,为协和医生辩解,维护医学科学的尊严。梁先生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这里可以借用一句套话:老人家站得高,看得远,有宽厚大气的君子之风。他为医学保全了颜面,给医生提供了进一步提高,精粹医术的机会。据说,协和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医生。公正讲现在协和在中国医学界的地位与成就,梁老先生功不可没。

十几年前,朋友的儿子到美国留学,课余踢球时,不慎受伤,医生检查,韧带断裂,很快作了手术。术后几个月,疼痛不减,始终不良于行。孩子觉得老话不是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男子汉连这点疼都忍不了吗?完全没有当回事,坐等自然康复。假期回国探亲,朋友觉得不对,既然西医不能很好解决,看看中医试试。无奈,孩子受西方科学影响(不独年轻人,几代中医世家的陈寅恪也曾说“中医有见效之方,无可通之理”),不信中医,坚持回美国复查。结果发现两条韧带,断了一双,医生只接续了一条,忽视了另一条。这是无可争辩的诊断失误,属于医生的责任事故。几个律师主动找上门,热心表示愿意为其维权打官司,估计胜算百分之百,少说也可以为他争得一套别墅。说实话,律师的如簧巧舌确实让手头拮据的留学生有点动心,一时拿不定主意。打电话征询老爸意见,我的朋友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这个钱我们不能挣!”孩子从小在我朋友的影响下,正直有羞耻心,懂得好歹,便谢绝了律师,平心静气地跟医院商量解决办法。医院坦承完全属于自己的错误,愿用最好的医生,免费再作一次修复手术。这一次成功了,孩子很快复原如初,没有任何后遗症。

我问朋友当时怎么想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房子能比孩子的健康更重要吗?孩子相信美国的医学水平,我相信医生的职业操守。

听了朋友的话,我有点疑问,就这么简单?就是一个信任?我想,普通人仅有粗浅的医学知识,许多人连粗浅也谈不上,纯属无知,凭什么质疑医生?不信任医生,那到哪儿去看病?信任医生,应该是被迫的唯一正确选择。打官司的结果会得到一些经济补偿,甚至是可观的一笔数字,但是谁还敢再为你动手术复健?心有余悸的人还会大胆做出完美手术吗?也许只能像“御医”们一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慄慄,凑个自保的常规保守疗法,让病人死不了,活不旺,从医疗技术角度查不出医生的责任。但是朋友好像没我想的那么多,凭我的了解,他历来就是一个简单的读书人。他的信任不是由于无奈而不得不选择如此,而是首先为孩子的医疗考虑,与泄愤追责钱财比较,这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建立在对美国医学教育制度了解的基础上:十几年的学习训练,定期考核复查新知,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最后他的信任也是出于善良本性。错误人人会有,只要不是出于恶意,应该给人改正的机会。好心自有好报。看到朋友的儿子现在健步如飞,经常做跑步、骑车、滑雪等运动,我信了。

听了朋友的话,我一边否定了一些联想,一边还把原本涌向嗓子眼正要吐出的话:“老兄深得‘使功不如使过’的真谛”生生咽了回去。那种狡猾奸诈的心机不是我的朋友所具备的。他是一个宽厚纯朴的人,古代称为素心人,哪里能有那些乌七八糟的念头。

我的脸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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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大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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