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ian新闻
>
历史的矛盾陈述考验着后人的才学识德

历史的矛盾陈述考验着后人的才学识德

博客

从春秋开始,人们已经意识到所谓历史的记载包含着人为修饰的成分。所以孔子解释“史”,就不是简单的纪实,而是过分修饰打扮的东西(文胜质则史)。轻一点的,只是化妆,老底子犹在,重一点的就是整容,面目全非。张岱说:“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石匮书序》)其实不独明代,中国历代都存在这个问题。国史中美化成功者,丑化失败者;家史中基本都是好人好事,祖先个个了得;野史中臆造的内容近乎神话传奇,与文学创作的忽悠劲头不相上下。这并不奇怪,打根上说,“巫史同源”。古代文化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最初分工不明确,以后分工趋向细化,史可以仅仅简单记事,供日后验证事情的起因、过程、结果。巫则根据发生的事情,解释寻找吉凶福祸的苗头和可能。二者偏重不同,但职责一样。巫和史可以分工,也可以相互转换,或者合二为一。史中有巫,夹杂了多少天象异闻,祥瑞灾变,读古史的人都不陌生。由巫而诬,字形相似,含义亦近。于是,历史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纪录。而且由人完成的事情,怎么可能不掺杂主观倾向,和宽窄高低不同的观察视角?所有人对历史的观察记录,都是盲人摸象,原本没有明晰影像认识,怎么可能会有正确描述?能有部分准确,没有说偏想歪,已是难得。如果对此不了解,缺乏清醒的认知,就不可能发现真实的历史。有的人懵懵懂懂,看到什么信什么;有的人只截取符合自己心意的部分,罔顾其他:或者明知其他记录和说法合理,却硬要坚持偏见;还有的人完全不管各种原始记录的内在逻辑,习惯臆测。历史记录如此,读史者如此,想要探究历史真相,难免被人讥为痴人说梦。

不同的人经过有意无意地修饰编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下也会有不同的说法,使得有关历史的记载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或者完全相反的。既给人带来困惑,也给人提供了比较、辨别的可能。为此,首先需要有怀疑和批判精神。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代表作《史通》的《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这是史家精神的萌芽,没有这种精神,只能当个教学生背书的三家村学究。有了这种精神,刘知几才总结出史家必须兼备的才、学、识三长论。明代的胡应麟认为还不够,“公心”、“直笔”也不可缺少,五者都有才完美。清朝的章学诚进一步概括为“史德”。现在可以这样看四者:才是组织安放所学的能力;学是知识;识是领悟认知水平;德是求真求实的尺度。才学识德这四者都是为了让人能够正确记录历史、认识历史、总结历史的基础训练与能力。多数人有学,或加点小才,识德则很难得。即使刘知几和章学诚也不能全面圆满地达到这些要求,起码在德上就受制于“名教”,仍主张为尊者讳。

历史记录的混乱、矛盾、对立俯首即是,伪造者也绝非少数,可以说步步陷阱,处处谜团。要想把历史学真正提升到科学的高度,关键要看研究者是否具备史学四长(当然不全是刘、章的原意,而是在融和当今各学科最新成果基础上的四长)。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关记载十分混乱,大的且不说,细节处在同一本书中便矛盾百出。如始皇母亲的家世有“豪家女”(《吕不韦列传》)、优伶(亦见同传)和吕不韦小老婆(《始皇本纪》)的说法。如果后者属实,怎么会有许多仇家,以致灭赵后,秦王亲临邯郸,把母家的仇人尽数坑杀?如果前者没错,怎么又会沦落到歌舞伎的境地?始皇坑杀的是仇家,还是知情者?其中许多环节没有记载说明,一片迷雾。

原本没有太多疑问的始皇立嗣问题,随着近年北大汉简的公布,也出现了疑团。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始皇临终遗嘱和赵高、李斯、胡亥的阴谋篡改经过写得很详细。可是北大汉简中的《赵正书》却说立胡亥继位是始皇临终与李斯等人商量的结果,而且是李斯、冯去疾左右丞相主动进言,起了主要作用,压根儿没提赵高。“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环(还)至白(柏)人而病,病笃,谓然流涕长大(叹)息,谓左右曰:吾忠臣也(按;原文如此),其谋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窘)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胡亥立,即杀其兄父骨(扶苏)、中尉恬、大赦罪人……”。两种记载,哪个更接近真实?你可以说《赵正书》是汉儒伪造历史,是谣言。但是谣言的作用达不到全信,也会让人疑信参半。再回头看《史记》,就觉得需要澄清的问题太多了。

比如,始皇对长子扶苏的态度就模糊不清。既然因数次直谏,引发始皇不快,那么,调离都城咸阳,去北方边关上郡监军,应该带有贬斥的意思。何况,《史记》所载遗嘱并没有明确扶苏继承人的身份,仅让扶苏回京会葬,语焉不详。就算遗嘱事真,会葬由长子主祭,便自然确定了扶苏的地位。可仅有三人知道的事情,事后一定会彻底毁掉原件,司马迁又从何得知?而少子胡亥在二十多个兄弟中最受宠爱,出外巡视独许其同行,那么临终选择指定为继位者,也不会让人意外。但是,上郡在秦代的三十六郡中地位最为显著。这里集结了三十万大军,由始皇信任的将军蒙恬镇守,抵抗防范江湖传说的颠覆秦朝的胡人内侵,是京城咸阳的第一道防线。难道始皇不担心扶苏与蒙恬结盟,形成脱离中央集权的分裂势力吗?监军上郡,究竟是厌弃,还是巩固继承人地位的举措?如为前者,就不太可能让他继位。如为后者(从始皇遗言“以兵属蒙恬”可知上郡兵权在扶苏),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便被一纸文书击垮了?

《赵正书》的疑点也不少,称赢政为赵正,还可以说得过去,《史记》也说始皇正月出生于邯郸,“姓赵氏”。汉代尚有不少人遵从“子从母姓”的习俗,《史记》常见“姓某氏”,有时指的是姓,有时则是指氏。这里应该是氏,本姓赢,以母亲的祖国为氏,这样说不足为奇。但是,不承认始皇帝,而称秦王;不称朕,而称吾,就暴露了作者的政治倾向和六国贵族后裔的身份,公正真实便打了折扣。冯去疾在始皇二十八年《泰山碑》中似已经是右丞相,名在李斯后御史前,《史记》明确记载始皇去世时,冯为右丞相,一直任职到被二世杀死,这里却说是御史(被赵高、二世灭族的人不可能是由二世擢拔的),这一点小错,足以降低其可信度,起码不严谨。《史记》说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左相李斯跟从,右相冯去疾留守,《赵正书》不但从行,还亲身参与立嗣决议。而该书没提到赵高,更无法解释赵在二世朝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因赵高声名狼藉故意略去之嫌。还有“代后”是什么意思?是暂代皇位,还是直接继承父位?《史记》说李斯、赵高矫旨立胡亥为太子,有个过渡的合法凭籍,比较合理。

两种记载,到底哪个是真实的,或者说接近于真相?恐怕目前不好随意肯定任何一个,二者都有不能忽视的硬伤。即使做出判断,谁能保证不是被蒙蔽的错误结果?不是另一个偏见?

谈论历史,展示的是史学四长的水准。多闻阙疑则可,轻信偏执信口开河则谬。才学识德不足者,还是玩点别的吧。当然,不会有人揭发自己不足的。那就承认每个人都是一孔之见,不要坚持说,别人都错,自己都对。

戳这里 Claim your page
来源: 文学城-大坐家
相关阅读
logo
联系我们隐私协议©2024 redian.news
Redian新闻
Redian.news刊载任何文章,不代表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建议。文章信息的合法性及真实性由其作者负责,与Redian.news及其运营公司无关。欢迎投稿,如发现稿件侵权,或作者不愿在本网发表文章,请版权拥有者通知本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