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莫等闲

前几天，网上发布了人大教授与学生断绝关系的公开信，引来网民一片哗然。

且不说师德，诲人不倦。也不问为什么对一个入学才几天的新生还没“诲”几句就倦了。还不追究要求学生平和，自己却“震怒”了。我相信老师是被逼急的老实人，学生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歹徒，而是事出有因。

和其他人际关系一样，师生关系也会有冲突、反目，对簿公堂、互揭老底的并不稀奇。在美国，师生矛盾，撕破脸皮也不罕见。为什么这次却成为上头版的新闻，招致围观呢？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师生绝交的一般情景是私下表达，尽量避免大张旗鼓。如脾气火暴的黄侃对学生傅斯年批评自己不满，写信自称“弟”，表示取消师生名分，相当委婉。而人大教授的信则是致学界和弟子的公开信，语气严厉，形同仇雠，所以显得有点二般。若细想一下，这件事引人注目，还在于它触碰到了当今敏感的言论自由与学术圈内幕规则的问题。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环境里生活过的人，与前后代人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许多人往骨子里深深刻上了“谨言慎行”、“慎言寡忧”、“祸从口出”等教训，那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你和颜悦色地真心鼓励他们阐述不同意见，引起的本能反应八成是，又要引蛇出洞了。然后急忙贴出大字报，划清与某人某事的界限，以求自救自保。自己没有或者说丧失了傲气、勇气，对出头的椽子会反感厌恶，不知天高地厚，瞧把你能的！

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可能很不理解，人怎么能如此憋屈地活着。他们习惯自以为是，大言炎炎，口无遮拦，尤其在网络世界，居下讪上，以诘为直，随时处于攻击的状态。对此，年长者应该能够理解，谁年少时没轻狂过？谁不晓得成语“童言无忌”？狂者进取。八十年代初的研究生，有几个不是渴望推翻旧理陈论，扬名立万的。权威名师们在“诸生”口中经常是被嘲笑的对象，往往一无是处。那时的信条是若不推翻几个名人前辈，就不配搞研究。但是理解归理解，看不惯则是免不了的。至于能否容忍，全看个人修行。

不管是幸，还是不幸，人是社会的动物，谁也改变不了。因此个人的修行脱离不开社会条件的制约影响。

从世界角度看，中国的师生关系有些特殊，可以说，特殊得有点诡异。它不是授业解惑、问道学习这样简单，而是被注入了厚重的伦理和政治成分，斧砍刀劈分不开。师生如父子，如君臣，师是和天、地、君、亲并列的关系。它既有温情脉脉，也有严苛残酷，可以严慈相济，也能恩威并施。一伙师生就是一个大家族，就是一朝君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另外，师生不仅是学术门派，还是关系网络，和帮会团伙有些相似。门生故旧满天下，老师和弟子相互提携，大，可以在朝堂之上分庭抗礼；小，也能在国中呼风唤雨，撑起一门一派左右学术党同伐异。在一般情况下，师罩着生，生代表师。有名师者爱显摆，拥高足者喜自夸。一说“某门弟子”，立刻就能在心中标出亲疏远近等级高低的定位。老师振臂高呼，“非吾徒也，小子可鸣鼓而攻之！”其他弟子如果不想沦为被围攻的对象，就要抛弃同门情面，揎拳捋袖一窝蜂往上冲，朝死里揍。明白了这些，才能理解为什么教授不先向教务处声明，而要第一时间公示于众弟子。原因是掌门人、师、亲、君下旨了，你不敢反天，那就跪领谢恩吧。

且慢，还有个放在弟子之前的“学术界”，又作何解释？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早就有人指出，学术界不是象牙塔，它和官场的政治利益集团、商场中的生意圈、人脉中的关系网没有两样。在这个圈子里和官场一样，有自己的规则，荀子说“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由此，可知从儒入法，再向专制发展，是多么便捷的一条道。学术界也有自己的“道（教授多次用这个词）”，圈中后学不得妄议圈中前辈。这样的权威和学阀有啥不同？一些人利用手中掌握的评审学术水准、审批博士点、推荐敲定科研经费的权利，营私舞弊、欺行霸市、封杀异己，黑得很，被列为当今令人痛心而无奈的腐败表现之一。知道了这点，就可以看出人大教授断绝师生关系的声明，不是单纯清理门户，而是急于撇清自己，把自己从学生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中摘出来。为自己考虑的很急迫，很周全，就是没有顾虑学生的前途命运，很绝情。显然，在学术权威和学生之间，学生是弱者，本应保护。说话有欠妥当，可以批评教育，甚至痛骂，怎么可以像甩掉破包袱一样的随意丢弃，或者像老板对待员工一样想开就开呢（九十年代后，研究生把导师改称老板，不幸言中了）？自己没有仁心，能教出“泛爱众”的学生吗？我相信教授不是刚愎自用不通人情的人，而是学术圈中的恶劣风气已经可以构成连学有根基的教授都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可怜的孩子，涉世未深，哪里知道，非修炼到老奸巨猾，不能测出这里的水有多浑。

年轻人容易沉溺于无所不能的超人梦里，不能一概予以否定。把学生管束成唯唯诺诺，不敢质疑批判的听话孩子，还会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吗？长者是引导、解惑，抑或打压、封杀？选择是自由的，但是选择的结果，可以看出教育者的思想理念。

孔子骂过学生，否定过学生，只承认一个人是合格学生，但是在孔门名册上，无论是被骂的，还是被否定的，都是七十二贤人，甚至进入前十名的特优生。孔子一度不承认冉求为徒，可是冉求在《论语》中出现过16次，并不都是批判，比大多数学生脸熟，可见孔门并没有将其逐出，始终看作重要成员。这反映了孔子“有教无类”，凡交学费便无歧视对待的观念。

章太炎曾因与老师俞樾政治理念不同，写过《谢本师》，断绝了师生关系。他性格暴躁，从不把大人物放在眼里，但是对学生却极宽厚慈爱。章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大概是中国近代以来人数最多，有成就者最多，品行、思想差异最大的一个团体。大弟子黄侃狂悖自负，习惯臧否人物，学术界的人都让他骂遍了，老师可曾严厉训斥过他？赶出山门了吗？他不但在黄生前劝勉有加，闻之死讯，竟大哭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师生情深，令人动容。章先生晚年自编过《弟子录》，没有把鲁迅等人收入，虽说他跟钱玄同解释：只是根据记忆，“无微言大义。”可从他曾明确与倾向共产党的吴承仕断绝了师生关系，可知对鲁迅左倾及鼓吹新文化运动不无芥蒂。然而，他的内心对鲁迅确实记挂，1932年，太炎先生到北京敦促张学良抗日，在欢迎的人群中没见到鲁迅，就关心地问起鲁迅近况，听人说鲁迅在上海被人疑为左倾分子，还辩解道：“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起。”护犊情切，足显师范。

中国自古讲究尊师重道。尊师意义明白，而重道的道则有点模糊。它在许多人口中，指的不是学业，更不是学术思想，而是道德规矩，或者说是学生守则。孔子眼中的弟子规是“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人）。”宋儒理想中的教育，“古之小儿，便能敬事。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问之掩口而对。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儿且先安详恭敬。”这大概也是教授说的“道”吧。他在公开信中强调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且不说这话在这有点不伦不类）也是如此，信中列举的异道，不就是没有听从教授的劝阻，评点了学校的其他老师和学术界的权威，说出了心中的真实想法吗？这就是破坏了规矩，违反了学生守则，这就是不同的“道”。研究历史的人为什么对说真话痛心疾首、忍无可忍？岂非咄咄怪事！身边常见这种现象：每当论及国事与世态，总能是是非非；而一到关乎自己的具体问题，便换了标准，变得是非非是起来。孔子提倡“盍各言尔志”，对从不表示不同意见的颜渊颇有微词，“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悦）”；秦朝禁止巷议，连腹诽也不许；毛泽东被讥为没有雅量，历史教授作何评价？

古代教育从宋明理学开始培养的是道学先生，装腔作势，虚情假意，掩藏着真实。明代有人对此不满，主张返璞归真。他们认为有缺陷的人才是真实的，甚至鼓吹“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尊师没错，但是由尊师而变成完全听命于家长，再进为专制君臣，就不是人所乐见的了。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我以为鲁迅的态度值得赞赏。不盲从，不无原则吹捧，敢于批判，乃至背叛，难道就不是重道了吗？那是一种格局更大，立意更高的“道”，求真之道。如果像在政治关系中只规定下级一方的责任与义务，片面要求学生守规，而不提老师爱护学生的责任，合理吗？

忆往昔，师生关系莫等闲，其中包藏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学生把精力放在这上面，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