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粗浅观察

不少人已经注意到，从上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鼓吹并寄予厚望的再造新儒学，没有如期而至，反倒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信仰逐步膨胀，势不可挡。结果，每次回国都令我吃惊地发现一些久违的传统复兴了，如磕头祭祖拜师，算命巫术流行，各路神仙重续香火，古老禁忌习俗再度时兴等等。这种现象不能不让人思索，不能不重新认识中国国情。

 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虽然两千年前就正式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儒家并不如表面上显示的那般风光。事实上不仅统治阶级是“外儒内法”，而且民间百姓自有另类信仰寄托。就算宋明理学把儒教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多数人接受的仍然只是它的皮毛，顶多背诵了一些并不打算真正实行的“约法”、规矩。对他们来说这些和他们更加熟悉的那些不被官方提倡的“淫祀”的禁忌，没有什么两样。在叩拜孔圣像时，有多少人真正从思想上与面对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关公、赵公元帅、土地山神、太上老君、佛祖、观音，区别分明？中国古代，不但百姓，连统治阶级也并不真正信奉儒家学说，有点类似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儒家的思想指向，是提升符合等级制“礼仪”的精神道德水准。为此，拒绝或很少谈论容易刺激贪欲的“利”。法家是为“今上”出谋划策的，实用性很强，没有“礼”，也没有“仪”，只有权与术，适应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需要。相对于儒家，法家带有较浓的实用主义色彩。而实用主义都是落脚于利己主义。几千年来，天下熙熙攘攘的人们都是为“利”而来往奔忙，每个人看到别人，首先会想到：“何以利吾身”？因此，实用主义在中国自古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共产党统治以来，把实用主义更加明确地推向主导地位，其典型概括，就是老邓的“猫论”。这不是老邓的发明，而是中华文化的传统。

 民间信仰恰恰也是以实用主义为支撑的。不管是它的神祗，还是它的法术，都是以原始思维为基础，为了祈福禳灾，求得保佑，与精神道德思想基本无关。由于它历史悠久，社会基础深厚，具有很强的凝聚能量，所以行政手段根本压制不住，稍有松动便死灰复燃。历史上每次农民造反都有它的影子，甚至直接以它为号召旗帜，引起百姓共鸣，群起响应。这也是为什么白莲教、一贯道、直到法轮功被严厉镇压的原因。

 中国民间信仰可能被一些搜奇猎艳的老外所稀罕，但是历史上曾经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邪教，1645年特别发文声讨，指斥华人在孔庙、城隍庙、土地、关帝等祭祀场所举行的烧香、献酒食蔬果牺牲供品等仪式，属于“搞偶像崇拜”，必须禁止取缔。教廷的本意与理性、文明的标榜距离甚远，究其实和西班牙人灭绝玛雅与美洲文明相同。

 被罗马教廷深恶痛绝的中国崇拜仪式，在中国传统礼制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集中表现了等级社会的严格秩序，起着维系和巩固统治秩序的作用，鲜明地表达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亲疏等基本情感。所以功能主义把仪式和宗教视为具有同等地位与功能的体系。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甚至认为支撑宗教的不是信仰，而是仪式。他的说法也许不适用于三大宗教，或者说仅仅适用于趋向没落阶段的宗教，但是放到中国民间信仰上却十分合体。自古以来，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多神同行决定了仪式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即使统治国家的上层社会，也有所谓“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说法。这里的“祀”主要指的是祭祀仪式，包括对祖先、日、月、山、川、社稷，门、户、灶、井（或说行）、中霤等“五祀”，以及各种各样的神仙等等祭拜。近年中国复兴的传统民间信仰，最抢镜的部分正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式。对此，若看作热闹的游戏，未免过于简单。事实上它不仅反映了社会权力与财富分配的新格局，而且一如既往地透露了内心深处的欲望与不安，仍然徘徊在祈福禳灾的实用需求上，达不到政治宗教信仰的高度，或者可以说一点不沾边。这种仪式具有较强的聚拢组织作用，在国内今天更多地落实到敛财等经济利益上。若移民出国，许多华人可能并不在意什么孔孟老庄，特别是港台闽粤籍人对保留各种“拜拜”仪式更感兴趣，他们跟一百多年前被称为“金山客”礼拜关公、财神的前辈们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翻版，都是用祖国的神灵保佑自己在异国他乡平安发财光宗耀祖，也许这是保留华人族群特征的做法。

另一项给人强烈印象的复兴是传统民间信仰中的方术。古代方术多为巫术、炼丹、苻箓、养生等等，今天则多是以养生面目包装的巫医特效奇方。春秋时，南方有句谚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没有经过长期的学习与实践，没有资格做巫医。现在则流行天桥卖大力丸的把式，一锤子买卖，打一枪换个地方，能捞多少是多少，能骗多久骗多久。不过有传统支撑，有从上到下的对长生不老的孜孜追求，打完鸡血去甩手，喝过茶菌换绿豆，前仆后继的方术热，必将在神州种子绵绵不绝。

 据有人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人们对60%的中国古典文献已经不能顺畅读通，80年代这一比例又有所上升。传统文化主要靠文字记载传承，民间信仰则主要以地方方言口耳相传，于是读不懂的传统文化不敌民间信仰便不难理解了，更何况，后者的实用性尤胜一筹。

 仅就目前所见，无论怎样评估，都无法把民间信仰的复苏与提升民族精神联系起来。随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未来中国的主色调愈发模糊一团。若说这是充满希望、热情、理性的绿色土地，恐怕又陷入本山式忽悠或善良的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