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大院， 并非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住着一个单位的人，重点在于各色居民的鄙视链

我家住的江南新村， 一千多户人家里90%以上是江南造船厂的职工，初期那几年，里面有子弟小学子弟幼儿园，甚至有厂里设置的苗圃， 既负责新村内的绿化， 也为厂里装饰准备花卉，甚至居委会都是由厂里指派，毛老头视察江南造船厂时，厂里介绍说家属宿舍的居委会主任如何好， 还专门派人派车到这位大妈家， 把她1接去厂里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还有自己的老虎灶呢。

但是， 这里的人并没有形成一种“江南大院”的文化， 买菜到零陵路菜场， 买米到小菜场旁的十二粮店（后来也可以到零陵路的十八粮店），买煤球到大木桥路零陵路扣煤球店，剃头则有几个拎包的剃头师傅站新村门口等候客户招唤，也就是说基本没有是任何自己的服务设施， 没有医务室， 看病可到不远处的江南造船厂职工医院。

北京大院的真谛， 在于里面的居民， 对周边的老百姓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鄙视，自己感觉要高一等，哪怕自己老子是某大院里烧锅炉的工人，走在胡同里， 俨然一副“大院孩子”的模样，开口得说”那些户头串子如何如何“才算够份儿。 而在大院里面， 娘老子官儿的大小， 就是内部身份的高低标志，没有这种对外一致的高傲，内部比比家长官的大小， 就形成不了大院文化。

在上海的鄙视链中，从山东来的南下干部，处于中间位置， 哪怕老子是师局级干部，也不过是中间偏上一点儿，不好意思地说， 虽然我不同意周立波那孩子的大蒜咖啡之说， 但是，南下干部的吃大蒜，确实在上海被诟病， 市区老石库门弄堂的那些没有卫生设备家庭的成员，好歹都会端起杯子喝咖啡，不免在这一点对南下干部不那么恭敬。

至于上海市面上的比来比去，大致是比的钞票，虽然那些月薪二三百的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们，老家是北方人的， 吃饺子一样要就生大蒜，但周立波之流也还真不敢瞧他们不起， 因为同样喝咖啡， 教授医生工程师们喝得要比周立波他爹他阿爷优雅得多。

那些大有钱人， 大抵都是读过书的，对读书人一般还算尊重， 倒是教授医生工程师们， 面对高安路武康路的大资本家，有时会故意摆一摆读书人的清高样子， 用上海话说：摆摆标劲。

文革初期特别是红八月， 长久以来的潜伏地下的鄙视系统， 突然反向爆发了，”泥腿子“后代干部子弟带头就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打打滚， 去抄资本家级教授医生工程师的家；标准穷苦人儿子非得到有钱人家厕所乱撒尿。

过了一两个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毛主席号召“造反啦”！！

没想到啊没想到， 南下来的大干部居然一个二个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于是下层老百姓里的激进分子，跑进高安路等地的高干宿舍大闹一场天空，有棚户区朋友去过之后出来说“ 扯哪， 不（苏北发音 ba, 而不是 bu)要看伊一个号头两三百块， 房子是老大老好格，其实屋里摆设土来兮格”！其实也有干部子弟到资本家抄了家之后， 一样有感慨“扯哪， 伊拉迭种人家的的确确是会享受”！

看看这些， 就知道即便上海的干部们集体居住在一个大院子里， 也无法形成以高人一等为标记的大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