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的悲哀

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发时，保卫毛泽东的红卫兵要抓人，一般情况下用得罪名是“反革命份子”，现在，到了20世纪的中国，抓文人也不少，但用的罪名五花八门，极尽奸巧之计，比如，抓捕王建民用得是“非法经营罪”，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涉及维权人士郭玉闪，他也是被官方以同样罪名“捉放曹”的。总之，警方要根据上级领导的命令抓人，很容易找到理由，至于徇私枉法对国家和法制的破坏，一概不在当官考虑的范围之内，用警察的话讲，先抓了再说。不过，现在与文革时期也有所不同，最大的变化是，那时抓人执行任务的“工具”，比如，“红卫兵战士”，从心里是认为被抓者是该整的，而如今正好相反，有相当多的警员心里很同情被抓者，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不得不顺从旨意而已，不要小看这一人心相悖的变化，它孕育着社会的随时可能发生的变革。

 

王建民就是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跌倒的，他做梦也不会相信自己会被抓，因为建民一直认为他是在香港办杂志的，不仅身份是美国籍，又有港人的还乡证，而且，他自己写的文章越来越少，既使写了也是非常温和的，善意的，他只是提供作者和读者一个與论平台，尤其他认为有前老板张晓卿做参照系，他办的《脸谱》与《新维月刊》都比较包容，有些东西甚至被反共的右派视为“亲共”，海外有一家观点激烈的媒体对其称为“香港党媒”，只有像我这样的与他有10几年交情的老朋友，才对其了解得深入骨髓，当2014年5月31日，建民被捕后，有一个资深媒体人士告诉我，建民是军方的“文化特务”，还讲了许多故事，我不知道真假，也不便核实，反正我是无党无派的，我也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哪个派的，什么背景的，反正他曾是我的好朋友，这是铁的事实，在我人生最黑暗的年代，他对我不抛弃，不漠视，曾为我始终不渝地大声呼吁，我也应当同样对待他，毫无疑问，有关他的是一个“因言获罪”的冤案，不论最后的判决结果是“神马”，深圳法院用“神马”罪名了结，都无法在笔者心灵中诋毁或矮化王建民的形象。

 

在笔者看来，建民至今不放也未判，是因为警方包装得太困难，文革时砸烂了公检法，强加一个罪名可以信手捻来，如今，毕竟要经过三个部门：公，检，法，要有一审和二审，国内媒体可以闭嘴，但海外网媒却可以深入腹地，要用“非法经营”等罪名取代“反革命”，要包装出一个创办家庭作坊式的杂志的“反革命集团案”，有点牵强和可笑，但官方也不想放过他，不论深圳以至广东的贪官污吏怎样绞尽脑汁，怎样给专政的工具施加压力，按照两级法院审判的程序，总要把案子拿到深圳的法庭上，并公布于众，那么，届时，不论建民态度如何，都不会改变我的判断：这是广东贪官对港媒揭露地方官员腐败内幕的打击报复，是周永康式的徇私枉法者对“一国两制”和“中美关系”的破坏，是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践踏，是“共青团派”对习近平“依法治国”的嘲弄。

 

但是，这不等于说，王建民没有值得自我检讨的地方，换句话讲，他跌了一大跤，必须知道原因何在，这一点正是此文的重点，如果说建民有缺点的话，那就是说，他过于自负，过于轻信，当媒体表扬和事业有成的虚幻云雾，在眼前撩绕时，他既看不清别人，也没看清自己。回忆上个世纪，我也是这样，但现在我有一些改变。所以，去年他被捕前的一周，我曾从高瑜被抓而敏感地嗅出了血腥味，打电话明确地奉劝他立即离开深圳避险，但建民坚决不听，他过度自信地相信上述笔者所言的一些人，包括官员，商人和警察，王建民误以为中国垮越式的进步了，不会抓象他这样的鼓吹改良的文人，而忽略了环境与体制对人的驱使和捉弄，当上级根据形势需要下令抓人时，警察是绝对不会对其网开一面的。

 

建民看不透别人，始于上个世纪，记得我与其认识后不久，有一次他代表《亚洲周刊》到大连采访，我介绍他认识大连年轻的画家范旭，范与我相交多年，山东人，才学出众，但郁郁不得志，我想通过建民的笔捧捧他，以便他在画坛脱颖而出，那时，范旭在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刚搞过画展，在地方产生一些影响，但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不高，因此，作为《亚洲周刊》驻中国的特派员，他对范旭非常重要。那天，我做东请吃饭，约了画家范旭，但建民有一点勉强，虽然见了面，但也没写什么，却对我引见的另一个所谓的“陶艺大师”发稿猛捧，至今，我的脑海里还能浮现出建民对范不屑一顾的表情。当时，我对建民说，范旭是一个对朋友重感情的人，虽然画技有待提高，但应当全力帮助。后来，2006年我出狱后，在大连古玩城与范旭不期而遇，他见到我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在谈及薄熙来时，他坚定地说，你要继续写下去，一点都不要怕，你不要写书法，这不是你的专长。我念及与建民一起聚餐的故事，感慨万千，对其表示愧疚，我说，当年没能帮你而时常感到难过，他却很大器地说，你已经尽力了。而另一个被建民吹捧成为“陶艺大师”的人，后来才知道是安全局的“线人”，2000年12月3日，我被捕的前一天，他曾带着郑义强等几个特务，去一家餐厅指认我，这件事足以说明建民看人不准。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大串，河北某民企老板孙某某曾坐牢，是建民一手炒热的，不仅为其连篇累牍地宣传，而且还找人为其打通关系，几年前此老板东山再起了，他的秘书还通过我要建民新的电话号码，可见交情不浅，但这种长于锦上添花的人，不会雪中送炭的，当我求其为建民请律师或给以援助时，他竟变成入海的“泥牛”，永无声息，因此，美国拒绝这个民企老板入境是大好事，因为他不够朋友啊。此外，还有建民曾深入哈尔滨一家监狱采访“贪官”朱圣文，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被抓的风险为其呼吁；还有黑龙江省被迫害致死的张律师的女儿，也是建民与我帮忙申冤的，相信他没得到一点好处，可是，当建民进了看守所，他的太太拉扯三个孩子，窘困得不得不去摆摊卖鱼，这些人都选择了沉默和旁观，更不用论及那些大名如雷贯耳的文人了。总之，可以想象的是，在去年的5月底之前，围绕着建民唱颂歌的人当中，一定有磨刀霍霍的叛徒，两面派，背后准备捅刀子的坏人，看不透他们是建民的悲哀。

 

然而，仅仅停留在这样的怨恨他人的层次上看问题，就流于肤浅了，不错，人性的特点大都是趋利避害的，但社会的体制和生存环境对人的思想性格的再造和制约才是根源，象现在这样动辄因为言论而抓人，并且不在乎罪名的形势，怎么能不使大多数人深感恐惧呢？象河北的民企老板孙某某想再发展，再赚钱，当然他的胆子很小，他担忧自己帮了建民而危及前程，甚至再进监狱，故此，对他的困境装聋作哑，也应当理解；象朱圣文的太太，张律师的女儿，那个双重身份的“陶艺大师”，等等，都是普普通通的凡人，他们既便同情受难者，也不敢有所表示，是不是用这种宽容的心去理解，才是对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身在海外的朋友又如何解释呢？总之，建民之败，在于看不透他人，但我还是认为，与其责备上述这些曾伤害或令我们不爽的人，不如期待后集权时代结束前的一种变革：由60年代的心口一致到今天的口是心非，再到明天新的思想高度的人格统一，可能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我们现在走到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