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环球时报》，陈国治角色错乱
起诉《环球邮报》，陈国治角色错乱
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 姜维平
陈国治是安省公民、移民兼国际贸易厅长，由于他是华人，又经常去中国，在两国之间影响较大，所以，加拿大情报部门比较关注他，而作为及时传递信息的《环球邮报》，理应对陈国治事件多做报道，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媒体與论监督，但陈国治表现得太差，不仅心里承受能力极低，而且作风霸道，他恼羞成怒，发表中英文对照的公开信，力阻该报继续发表批评言论，并威胁要以涉嫌诽谤而起诉《环球邮报》，我觉得，这是小题大做，角色错乱的丑闻，担任一个小小的厅长，把自己等同于中共官场上批评不得的同级官员，实在是令人发笑。
加拿大媒体报道说，陈国治6月22日发表声明，指《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上周发表的报导，重复讲述五年前那些有关他的没有根据的谣言，实属含沙射影式的攻击，如果《环球邮报》不予以收回，他将会采取法律行动。但是，《环球邮报》连续多天的报导说，加拿大情报局（CSIS）2010年曾警告安省政府，指称陈国治可能已受中国政府的影响。但陈国治指出，尽管《环球邮报》说，那是该报经过十个月调查后才撰写的报导，实际上里面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资料，通篇是五年前早已见报、并已被证明是谎言的货色，连《环球邮报》本身都已在2010年指出，那些指称鲁莽、愚蠢而自相矛盾。陈国治指责这些含沙射影式的报导，对他及其家人都伤害极大，因此，要求《环球邮报》撤回这些文章，并在同等显著位置刊登道歉文字。
在我看来，《环球邮报》只是披露了一件基本的事实：多年来，陈国治来往中加之间频繁活动，依据他的言行和职位，情报部门充满了疑虑和担心，实际上，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政府，专制或民主，都有情报部门关注名人和要人的业务，他们借助于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监听，监视，跟踪，明察暗访等不所不用其极，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关键是自己别做坏事，而媒体报道这些变故，也属正常，我想，加拿大情报部门之所以特别注意陈国治，不仅仅是因为他来自华裔，而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官职，记得我经常听到国内来的朋友说，陈国治与中国的某某商人关系密切，我立即有一种难言的忧虑：国内请客送礼成风，几乎无官不贪，行贿的手段五花八门，他会不会也曾受贿？
如果陈国治是无权无势的普通公民，人们没有必要更高标准地苛求他，他自己是大权在握的公务员，不仅应得到法律的监督，也要接受媒体的制衡，这是防腐的最好的措施，情报部门的证据细节我不清楚，但《环球邮报》完全是尽职尽责，他是怕陈国治犯错误啊，这一点应当感谢它，有何理由声称“自己及家人都受到伤害呢”？看来，这不是一个感情脆弱的小问题，是陈国治为官一方根本没摆正位置，没进入角色造成的，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有两点吧：首先，他来自华裔，虽然加入了加拿大籍，融入了主流社会，在中加两地知名度高，但骨子里“官本位”的思想还相当严重，他去中国谈生意，促交流，增友谊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必须清醒地了解两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差异：在加拿大当官是民选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公仆，往往平时工作做得再好也得挨批评，因为对官员而言，为人民服务是天经地义的，加拿大的媒体没有大力表扬的先例；而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官员是上级领导任命的，所以，他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比他更大的官的“仆人”，他自己则是人民的“老爷”。所以，没有接受批评的必要，甚至谁敢挑刺就抓起来判刑。这方面例子太多，从薄熙来到周永康都是如此。但我从未听说陈国治对此有过批评。难道陈国治只谈经济，可以永远回避敏感话题吗？
其次，陈国治对媒体的霸道态度和角色错乱，与其和众多中国官商经常接触，受其影响，潜移默化有关，随着他近年越来越多地交往中国的权势者和富商，他不自觉地增长了骄气，傲气和阴阳怪气，有时，把自己也等同于中国官场的“大人物”，比如，笔者经常应邀参加华人朋友的一些聚会，有时也碰到陈国治，他给我的印象很不佳，脸色阴沉着，较少笑容，喜欢剪彩之类的仪式，和虚荣的捧场与奉承，和国内的贪官污吏一样，愿意和中国的富豪如胶似漆的往来，对我等“穷文人”一概不认识，这些生活细节足证他内心世界所思所想，他把自己真正地当成了“大官”，实际上在加拿大，当官没啥了不起的，任何官员有权也没势，有的同胞喜欢与某一位“大官”合影，不是留念，而是拉大旗做虎皮，以便做生意时，回国去吓唬别人，但在此地，屁用也不顶，陈国治以安省官员身份活动，去中国参加经贸洽谈会之类的，的确可以唬一阵子，他坐在宴会厅里尽享美酒佳肴，云山雾罩，前呼后拥的，仿佛了不起，但一回到多伦多，没有几个人把他当回事，现在，要去起诉报纸诽谤，就是太寂寞了，太无聊了，太把自己的“小官”当件事。
这方面的榜样早有前车之鉴，以前，福特是多伦多市长，媒体几乎天天揭他的短，什么酗酒呀，吸毒啊，与女人有染呀，等等，搞得沸沸扬扬的，连给某足球队拉点小赞助，使用公家几个信封都成了罪状，被市民告上法庭，而如今一旦下台，屁议论也没有了，要我看，他没犯大错误，就是媒体吹毛求疵的结果，同样的，陈国治的官职不比福特低，更容易以权谋私，他有何理由讳疾忌医呢？陈国治经常去中国，既会讲英文，又会讲国语，谈不上潇洒，也蛮高大体面的，既有新朋友，又有老朋友，和官场，商场的红男绿女黏糊久了，有可能受贿，有可能劈腿，也有可能犯罪，而在一切处于萌芽之时，就有人监控，跟踪，就有媒体说三道四的，这是预防犯罪，多么好的两个朋友啊，何必大动肝火呢？
至于多伦多华人社区，由“陈国治事件”引起的一番躁动，把媒体对官员的批评上升和扭曲到种族歧视的高度，实在是“拿鸡毛当令箭”，“门后耍大刀”，幼稚可笑得要命，如今，国内类似的侵权案件比比皆是，令人发指，比如，公安对维权人士“超极低俗屠夫”吴金的拘押，诋毁，株连其父，个人账号被查封，律师阅卷受阻，这一系列故事，比陈国治的遭遇严重不知多少倍，但这里的一些侨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只栽花不挑刺，还站在陈国治一边，搞什么集资聘请律师打官司的宴会，组织华人抗议，游行，等等，真是帮倒忙，越帮“角色”越错乱，越抹黑他，试问：陈国治是官员，怎么可以用华人社区的钱帮自己打官司，这不是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是什么？某些有钱的商人还公开站出来开会，支持陈国治，这是不打自招啊，傻得可爱，这不是给加拿大情治部门“喂料”吗？真是火上浇油，哪壶不开提哪壶。
当然，我不否认陈国治以往所做的贡献，比如，他参与始建于1991年的全加华人联会（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Canadians），1985年的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the Confederation of Toronto Chinese-Canadian Organizations），和1992年的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the Chines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Canada)。总之，他在促进中加贸易和友谊的发展方面，确实劳苦功高，但这都是应该的，不能成为他拒绝《环球邮报》批评的资本和理由。在安省自由党里，他曾在一夜之间于中国城（Chinatown）集资10万加币，与其说是诱人成绩，不如说是隐忧所在，我与加拿大情报部门不同，我倒不认为陈国治有可能成为“间谍”，我最忧虑的问题是他可能受贿，像他这样常在两国河边走，恐怕很难不湿鞋的，不论如何，我可是没钱的“穷书生”，陈国治千万别起诉我，如果我以上讲错了，全当耳旁风。不过，依笔者判断，陈国治既使打官司也无胜诉的可能。
2015年7月2日于多伦多大学。
自由亚洲电台7月3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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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记者姜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