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重判，王建民案进一步升级

姜维平

原香港《亚洲周刊》驻中国特派员，著名记者王建民的案件，目前大体轮廓已经明晰，他是被广东省的贪官污吏与北京高层的某些大人物互相勾结，虚构故事而关进看守所的，现在，案情进一步升级，不仅延期到明年初审理，并且可能还将面临重判，整体观察不容乐观，本人密切关注和跟踪报道此案，并心情沉重地思考媒体人士入狱对中国政治前景的影响，以及对麻烦缠身的香港局势的负面效应，有消息人士称，依据官方指控的罪名和证词，王建民可能要判五年至十年之间，也可能十年以上，假如真的如此，对习李政改抱有些许希望的知识分子阵营将损兵折将，这不利于党内改革派，温和派与持改良观点的文人进行互动，进一步给中国未来局势演变厚涂悲观主义色彩。

 

在海外媒体人士的印象里，王建民是香港居民，也是美籍华人，我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根据以前与其交往得知，他早年从福建省前往美国留学，毕业后自雇做过文化及广告生意，但自感并不理想，后加盟香港《亚洲周刊》，做过较长时间的派驻中国内地的特派员，走南闯北，交际广泛，写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既结识一些官员，富商，文人，也得罪一些人，与同是特派员的其他人比较，他不太重虚名，没有出版过自己的专著，倒是对经商更感兴趣，故曾与他人合办过海外中文网站，后因故与创办人分手，建民仿照“张晓卿模式”，从《亚洲周刊》辞职后，自立门户，创办了《新维月刊》和《脸谱》，他做为老板，居住在深圳以及内地，而刊物落户香港，这有点像文化商人张晓卿，也是最佳模式，因为内地人对公开而全面的信息求之若渴，港人又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空间，故一度建民如鱼得水，收入甚丰，但是，这种身入虎穴谈“虎”令中共色变的文化致富途径非常危险，我想，可能是建民过度解读了张晓卿的成功模式，而忽略了自身的弱点和不足而遭殃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是美国籍的资深媒体人士，老共不敢对他下手。

 

所以，抓他的官员首先击中了他的软肋：他是持“回乡证”到深圳的，香港身份证和回乡证的号码赫然印在一份将要起诉他的法律文书上，并称他持有“美国绿卡”，而不是护照，这等于否决了他的美籍，这类似于2014年初广东惠州被判刑的胡伟星，此文书强调：王是2014年5月29日使用回乡证从香港入境的，这等于宣布当地公安抓他把柄的依据，他是地道的“中国动物园”的弱者，指控他按照“丛林法则”办案，想整他易如反掌，这和美国没有一点关系，老美不能干涉中国内政，想怎么判就怎么判，对深圳官员来说，像耍猴一样。王建民已是被虎豹叼在嘴里的小羊羔，别看它叫得欢，一点也没用，泱泱大国“动物园”的法则是“弱肉强食”。

 

为了把王建民判得重一些，叫他十年内成为喊不出声的“哑巴”，深圳的贪官污吏，绞尽脑汁，煞废苦心，编造了一个“非法经营”的犯罪团伙，主犯是王建民，成员多达5个，二告是莴中校，三告是刘海涛，四告是许中云，即，建民的太太，五告是许国才，即，建民的岳父，因为实在找不到更多的犯罪集团人员，就拿他家人凑数，整出一个经营非法出版物的“犯罪集团”，没把他三个孩子算在里面，可能是年龄太小吧。我认为，这是比薄周时代要恶劣百倍的一起株连九族的冤案，不仅是典型的“文字狱”，而且牵扯和累及多名直系亲属，拼凑和包装得非常拙劣而卑鄙，王建民的老婆，岳父至今还“取保后审”呢，而官方正在宣称周永康的年代已结束，现在却要开始“依法治国”，而仔细看一看《宪法》和《香港基本法》，都大相径庭，因为《宪法》有“言论自由”的条款，《基本法》则强调“一国两制”。

 

众所周知，港媒对王建民比较了解，而对莴中校和刘海涛所知甚少，据知情人士透露，莴中校1975年2月22日出生，也是港人，大学文化程度，持回乡证长期住在深圳，与建民曾为同事，后应聘为事物杂志公司的董事，而《新维月刊》和《脸谱》都是在港注册的这家公司出版的，他和建民一样，都是2014年5月30日被深圳公安局拘捕的，同年7月4日被深圳市检察院批准逮捕，而之所以在6月1日前抓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很小，都疼爱小孩，可以当夜以亲情为利器逼他们就范，比如说，你没事啊，只要承认了就可以回去过节，孩子们在家泪汪汪地等你呢，但一旦签了字，警察立即翻脸不认人，所以，这是一切精心策划的反人类的践踏公民人权的典型案件，他是统治中国十年的周永康余党最后疯狂的司法表演，再现了这个年代最黑暗，最无耻，最卑鄙的一角。

 

另一成员叫刘海涛，是1982年9月6日出生的一个河南人，我猜测他可能是建民从作者队伍里选得“特约编辑”，他持有中专文凭，据称曾是一位中学老师，现居住在南阳市少拜寺乡董港村，官方指控他是事物杂志的编辑，于6月17日被抓，同样7月4日批捕，显然，这是深圳公安在发布有关王建民，莴中校被捕的微博消息之后，自感证据不够，底气不足，而故意寻找的另一个所谓“证人”，而建民太太和岳父被“取保侯审”，则是找一个巧妙的借口，用一把刀子挂在他们头上，晃荡着，逼他们闭嘴，实际上，谁都知道，在海外，一般注册私人公司，都是以家庭成员名义进行的，而家属未必介入业务，像建民太太这样的空姐美女，是不了解文化出版业务的，他的岳父更是如此，相信建民也绝对不会把公司的事告诉他们，我与建民很知心，他是“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家人与此案无关，抓捕他的家人是枉法的，是文革遗风的卷土重来，是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政变集团”的一次猖狂反扑。

 

 

如果说王建民等媒体人士出版发行杂志是犯罪的话，我自认是“第二被告”，因为，第一，我写的《薄熙来传》（未完，因发现抄袭者太多而中止撰写）第一部分，大约七万字，是首发在《新维月刊》的前身《多维月刊》杂志上的，是在薄熙来疯狂表演的年代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批评他的文章，也就是说，他是建民花钱买下的稿件，版权是属于他的，除了《前哨》经我同意出版了单行本之外，凡是抄袭和变相抄袭的文人，都是不劳而获，但建民不计较这些，他认为此文推动了中国进步，我们都是“有功之臣”，别的不在意。这说明建民是心胸宽阔之人。我现在也不求功名，只求中南海高层能放建民一码。

 

此后，我应建民之约又写了《王立军的自白》，《乌小青之死》，《薄熙来检举揭发大老虎》等大量文章，全部首发在建民的两本杂志上，念及旧情，我知道建民不易，创业之初急需款项，他又好面子，故一直拖到他被捕前的10月，才与他结清稿费，还是他主动提议的，总之，我与建民的友情不是金钱能衡量的，与其治罪建民，不如通过加拿大警方追逃，把我抓回去，我起得作用比莴中校和刘海涛要大得多，仅仅因为引渡难绕过我而指控他人，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是无赖的行径。他们不应当代我受过。

 

早在两本杂志创办之初，建民就多次约我去香港协助他，当然我非常愿意，但我因为，第一，2009年初定居多伦多时未申办难民，永久居留的身份一直悬着，直言吧，我也是“中国动物园”的一“猴”，去港不安全，我无法带着一种恐惧心理去办一本杂志；第二，我不是英雄，我不想再坐牢，那种度秒如年的囚徒生活，我宁可死也不想再体验，而香港离内地太近，建民曾建议我每隔几个月持加国“绿卡”去澳门签证，但我了解澳门，那是珠海的延伸，它比珠海还“朱”，真的太可怕，因为我的软弱和自私，使我免除了灾难，但我在建民被捕前一周，没有严厉地奉劝他从内地回港，至今深感内疚，我真的是不够兄弟，我仅仅是提醒了他几句，未能在生死关头，站在他的一边救他，是我一生中无法原谅自己的过错，每当我想到2001年初，四处奔波的太太去香港求见建民，他的重义气，讲感情，他的无私帮助，以及以后长达多年的为我冤狱的呼吁，都令我及家人刻骨铭心，我无法想象，建民能在“动物园”里，做为一个文弱“羊羔”，如何忍受虎豹“土狼”对它的凌辱，所以，一旦建民重判入狱，我将有所行动，要让深圳的贪官污吏付出代价。

 

是的，我有足够的证据自证我是“二告”，就《王立军的自白》来说，流传甚广，影响较大，读者花费半个小时就读完了，但除了建民，无人知道我付出的劳动，有何等艰难，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建民向我约稿，讲了有关王立军案的主题构思，他说，你了解薄王，会写评论，又写过文学作品，写一个带有文学色彩的故事最好，这话像电光石火一样，点燃了我的激情，我问何时交稿，他说，明天早上，我立即着手，太太去上班，我坐下来写，等写完了，正在修改，突然太太回来了，我吓了一跳，很是惊讶，问，你遗忘了什么，刚出门就回来了，她笑了，说，我已下班了，现在，是晚上六点，原来，我一下子写了九千字，早午都忘了吃饭，我高血压的病情就是这一天加重的，那时，我和建民从未谈及稿费标准，我真的需要稿费，但我更想让薄王倒台，我真的无法认同建民是罪犯，也真的认为我自己是同案。因此，把建民关进监狱的人，也把我的精神和思念关进了大牢。

 

深圳警方在一份法律文书里，自称是在5月28日在侦查工作中发现王的“非法经营”行为，并煞有介事地说是“根据群众举报”，29日抓了王和莴，是在深圳，6月17日派人到河南抓了刘，这有点像当年的胡风案，只不过变了一个借口，过去叫“反革命”，现在叫“非法经营”，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地，竟兴师动众地去河南省去抓一个教师，真的荒唐透顶，我在深圳呆了许多年，知道那里贪官横行，假货泛滥，经济秩序混乱，坑蒙拐骗，故事遍地，如果追究“非法经营”活动，根本轮不上建民，为什么公安不管不查呢，却放下“西瓜”，去找一个“芝麻”，而且这个“芝麻”还是香港的，原来，《新维月刊》和《脸谱》杂志，揭露了广东省贪官污吏的丑闻，使他们担心自己在廉政风暴中落马，故先下手为强，编造了“非法经营”的王建民案。

 

那么，警方是如何指控他的呢？所谓的“起诉建议书”是这样写的：2013年7月18日和2014年3月13日，王建民分别注资成立事物杂志公司的子公司脸谱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0月开始以事物杂志公司，脸谱出版有限公司等公司名义，在香港先后发行《新维月刊》和《脸谱》等出版物。我想，这可能是警方笔误，把2014年写成2010年，可见对一个人的判刑指控多么草率，连日期都搞错了，这些先不论。

 

警方接着说，王建民负责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统筹工作，莴中校在深圳的住所负责编排，封面设计以及文章撰写等工作，2011年7月开始，刘海涛在深圳由莴中校应聘（又一笔误，应是“招聘”），成为莴的助手，在我国境内协助莴中校从事上述出版物的编辑工作，王和莴以每千字百元的标准支付刘报酬，莴和刘将编好的文章以及设计封面，以文件图片形式通过互联网提交王审核，再发到香港某印刷厂进行印刷。我认为，这段话已撕破了警方的谎言假面具，既然是经过互联网传稿，那么，依据国内封网和监控情况，现代化科技手段高超的深圳公安，国安早对王建民了如指掌，而所谓“5月28日发现此案”，纯是胡编乱造，也就是说，以前没抓他，是因为他的杂志还没刊出有关广东官场的“黑幕”文章，写写薄熙来，臭臭王立军，他们不在乎，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面对“非法经营”，而一旦触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立即变一副凶神恶煞的嘴脸，不抓则已，抓了就要一棍子打死，他们指控，2012年9月至2014年4月间，《新维月刊》实际销售额为163，997册，金额港币4，532，427.12元，《脸谱》实际销售额为120，347册，金额为港币3，265，525，44元，《新维月刊》和《脸谱》等出版物出版发行数量共284，344册，销售金额为港币7，797，952，56元，莴中校的违法所得50万元，刘海涛违法所得10万元。

 

总之，警方指控他们涉案金额巨大，也就是说，由此比对《刑法》有关条款，王建民可能要判10年左右，这是一个经过包装后显得多么可怕的案件。他们把“一国两制”抛到脑后，把人人都知道的“香港报刊，内地读者”的事实，硬加到建民等人头上，变成了一个在港注册，在内地经营的案子，实际上，由于内地与香港政治体制不同，信息流通的差异，几乎所有的港媒，不论亲中还是反共，或是貌似中庸，都以大陆读者为主要消费群体，以内地为“主战场”，如果说，王建民“非法经营”，那么，亲共的《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以及《镜报》杂志，《广角镜》，《紫荆》都是“合法经营”的吗，如果亲共的，讲甜言蜜语的阵地叫“合法经营”，批评中共的，或温和地批评的媒体，就叫“非法经营”，就是“两个标准”，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把杂志出版发行的总数说成是“非法经营”所得，也不符合行规，因为每本杂志给发行商或代销书店都是要付费的，有的还是五折呢，怎么可以一古脑地都算到建民等人头上呢，连这种最起码的常识都不顾，故意夸大虚构数字金额，写在起诉建议书里，这不是要置嫌犯建民于死地吗？我查阅了“非法经营罪”的条款，是有一段专讲“非法出版物”的，如果深圳检察院支持公诉，深圳法院也这样判决，那么，建民活着出来的希望就非常渺茫，因为他与我不同，我2000年底进去时才四十多岁啊，火力旺着呢，而建民如今已经61岁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余生有限，再羁押10年，可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他根本就“屁罪”没有，不仅没罪而且有功，他首发《薄熙来传》没功吗？如果没功，整薄就是权力内斗，这不是打中共高层的耳光吗？

 

据我所知，建民以前在《亚洲周刊》工作，曾因为一次危险的采访报道，而被某市警方抓进看守所呆了两天，由上级领导求情而获释，所以，建民对牢狱有过敏的反应，类似我这样的港媒记者，往往被一些人误以为有什么背景，在上个世纪与其初识时，他也对我有故虑和警惕，记得建民说过，我们做记者的，千万不要看“机密文件”，实际上，我不是党员，从来不和任何“文件”发生关系，我的采访来自第一手材料。相应地，建民以为避免接触“文件”就躲避了刑事指控，他忘了公安的整人借口会很多，用“非法经营”治罪更巧妙，比所谓“国家机密”还要厉害，上一次是短短的两天，这回可能会很长，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对建民太太，更是蒙受的一次大灾难，建民太太原为空姐，因一次缘分而成婚，此前他单身相当长一段时间，恰逢我事业顶峰之时，因工作忙与建民私下交谈不多，对其家人情况不甚了解，但2006年我出狱后与他们重逢，则发现他们相敬如宾，情投意合，但与建民比较，爱妻对新闻出版业是隔山的“外行”，建民与我性情类似，不太与家人谈及工作，所以，我不相信许中云会卷入此案，她最多是应尽妻子的义务而已，深圳警方故意当着妻小的面抓捕建民，是培育世代冤仇，使公安涉案人员有断子绝孙之忧，他们不知做恶必有报，竟在起诉建议书里称，许中云明知《新维月刊》和《脸谱》未取得国内刊号，不许在国内销售，依然通过王建民的深港两地牌车，将杂志秘密运至我国境内，存放在犯罪嫌疑人王的住所，王以电邮，电话等方式，接受陈国葆，陈国明等境内人员的订购，然后由许中云通过顺丰快递公司进行邮寄，并使用许国才在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开设的账户收取订购费，合计金额66，182元人民币。

 

至此，我已经知道了，王建民的所谓“非法经营”罪行不过如此而已，就金额来讲，还不及薄熙来在法国的一栋别墅值钱，贪官污吏们可以动动嘴，喝喝酒，讲讲废话，玩玩小姐，不费吹灰之力，就敛财无数，甚至以吨位计，港媒文人冒风险，熬心血，写点小稿，发点小杂志，赚点小钱养家糊口，不但受不到同情和奖励，而且还被贪官千方百计地加上重罪，为了整死王建民，奉高层贪官之命的深圳警察，在《起诉建议书》里称，王，莴，刘，许等人在我国境内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发行，经营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25条，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60条之规定，现将此案送审起诉。

 

我分析判断，建民刚被抓时，可能不相信公安对他敢动真格的，态度坚挺，后来感到绝望，一度抵触情绪较强，不与专案人员配合，但整人经验丰富的公安换了软的欺骗的一手，立即打垮了建民，他天性善良，轻信，易受感动，他看不透恶人，观摩完警察到建民家中拍摄的有关妻小的录像，再用亲情揉搓他的心灵，外加治罪娇妻的恐吓，估计最终建民的精神崩溃了，总之，诱供，骗供，变相的刑讯逼供，使公安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又一起震惊世人的“文字狱”诞生了，又一个文人家庭温馨的梦想破碎了。是的，就是这样，不理会文人的善意劝告，中国也许正在急匆匆地走在通往社会动乱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