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拉提琴，王建民的心弦断了

姜维平

 

“六四”25周年之前，国内风声很紧，不仅一批比较活跃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被拘捕和监禁，而且一些观点温和的言论人士或媒体记者编辑也遭到严厉打压，尤其是像王建民这样的站在中共改革派一边，善意地持温情细雨式谏言或在港创办媒体的老板，也被深圳公安刑事拘留，虽然强加的罪名是“非法经营”，但依然是“因言获罪”，这一切“六月飞雪”似的政治气候骤变，好像显示上任后高调赴深圳倡导改革的习近平，已在中南海极左派的裹挟下让步与倒退，薄熙来事件后，中共并未找到政改的锁钥，更无意铲除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社会进一步堵塞出气口，把冤民的情绪逼向暴力的临界点，国家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香港《新维月刊》与《脸谱》老板王建民的被拘，透露了中国变局的重大信息。

 

 

我与建民相识于上个世纪中期，他当时在张晓卿旗下的《亚洲周刊》工作，任驻中国特派员，给我总的印象是，他较之另外几个特派员，行为相对低调而务实，建民撰写大量的新闻报道，曾见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世界政商各界都有很多朋友，但却从未出版过专著，我曾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谦虚地摇头傻笑，我至今还能忆及第一次见到他的音容笑貌，他真的属于那种习惯于为他人做嫁衣裳而自己默默无闻的人。

 

我主动找他是基于一起冤案，黑龙江省维权律师张晓斌，为老百姓辩护，而得罪了地方官，被公安拘捕，死于狱中，其女儿张建华到我处上访，但我任职的《文汇报》不能刊发批评稿，故我让蒙冤人的家属联系王建民，此前，我根本不认识他，只是在刊物上读过他的力作，所以，王与那位女子在大连会面，我做了大好人，不论是发稿前，还是杂志刊出后，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国安”盯上了，我们都没得到一点好处，却身陷极度危险之中，就这样，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助人为乐的热情，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此后，建民又多次到大连采访，我给他引荐许多朋友，其中有官员和企业家，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当时，我处于呼风唤雨的地位上，是港报驻东北的首席记者，自我感觉良好，对一切人或事都不设防，结交的芸芸众生非常复杂，可能建民也觉得我交往的朋友，大都是酒肉之徒，故有些人酒桌相遇，他表情冷淡，但他也没提醒我。这说明他很敏感。建民早年留学海外，后学成归港，常年行走在两岸三地，虽见多识广，但也非常纯情，重感情，讲义气，还爱面子，记得在大连，我请他到我家做客，在上楼梯时，他在前，我在后，互相贴得很近，有点落差，我从身后端量他，他不好意思地回头说，你别看我的后脑勺，他一边笑言，一边用一只手去遮挡秃顶。建民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总之，他是美籍记者，我是香港党报记者，我们都自以为走得正，做的正，无私，无畏地帮助他人，绝对不会坐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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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张建华父亲类似的人。我因写稿得罪了薄熙来，在上个世纪蒙冤入狱，历时5年多的惨况一如前述的冤民，2001年，太太无奈中与建民联系，他第一个采访知情者，刊出了有关我“文字狱”的新闻，后来还亲临大连与我的家人接触，了解案件的进展，转发狱中我写给江泽民的一封公开信，使全世界许多人知道了真相。这在当时的大连是十分危险的事情，2006年出狱后，有大连知情者告诉我，薄熙来曾下令秘书车克民暗杀王建民，但因故未果，其“故”不是细节失算，而是碍于他的美籍身份，从此，薄对建民印象极坏，多年怀恨在心，曾经通过他的老板对王施压。虽然以前在香港，我曾告诉他，张晓卿与薄熙来的密切关系，并打算介绍他与张的助手翁某某会面，化解矛盾，但建民依然愚忠地认为自己没事。

 

我入狱后，建民不像有些人，以往吃我的喝我的，曾得到我的提携而翻脸不认人，而是一如既往，对朋友不弃不离，他从未得到过我的任何好处，而总是我给他不断地添麻烦，但他不仅对我的亲友极尽安慰之情，而且还撰写大量的新闻报道，介绍我的案件，始终为我呼吁，特别是还向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力荐我，使我这个无名鼠辈获得了2001年“世界新闻自由奖”。等我出狱后，他又在2008年的11月15日，在深圳会见我，给了我一笔生活费，当时，他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生活压力较大，但他很认真地给我结清以前的一笔账，是几百港币，说是我太太2001年给他照片的稿酬，而对刑满释放的我来说，早把这一切小事都忘记了，但建民说，这是《亚洲周刊》委托我转交的，在我这里放了好久。你应当给总编邱立本写一封感谢信，并鼓励我当场完成。

 

后来，建民又发表一篇有关我创办书法专卖店的短讯，虽然区区才几百字，但影响不小，香港的八十老翁张云先生，给他送去2000港币，让他转交我，并说可以帮助我出境，但我一时无法去香港，就在国内以卖书法做掩护四处活动，2007年8月，建民委托香港某媒体的一个朋友，把善款送到天津，当时，我应邀在一位德高望重的企业老板家中做客。我清楚地记得8月16日夜里，建民从深圳打电话给我，问及2000元的事，还介绍了著名演员张云的身世，知道我一切都如愿顺利，才放下心来。后来，张云过世，我写了题为《怀念一个过世的人：张云》一文。然而，建民读过却说，可以写老先生，但不必多提他自己，因为一切都是他应当做的。

 

在狱中，我曾一度偷听外台，知道了两件事，一是建民状告深圳海关，因为过关时，海关人员粗暴地没收他随身携带的几本《亚洲周刊》；二是哈尔滨市副市长朱胜文自杀前曾在监狱服刑，他家人发出公开信，一再申明这是一起涉及官场内斗的冤案，幕后黑手是该市政法委书记王某某，如同对待我，对待张建华之父一样，建民置个人安危于脑外，勇敢地亲临实地，进入监狱采访，聆听坐牢者朱胜文的说辞，并发表许多文章，力求揭开事实真相，后来，朱副市长跳楼自杀，此案建民一直不能释怀。建民就是这样一个公而忘私的，大义凛然的记者。他绝对想不到，他自己有一天也会被拘捕。

 

 

建民从《亚洲周刊》为何辞职，坊间有多种议论，我曾直言问过他，但他没有回答，可能有难言之隐，但我认为与我有关，因为张晓卿与薄熙来走得很近，不仅在大连有薄协助下的地产和工业项目，而且薄熙来还请他到大连，重庆等地为己造势，王建民第一个披露我的文字狱，对薄熙来形象影响较大，想必他会给《亚洲周刊》的老板眼色看，但建民离职后，对张有点愚忠，这一感人的思想性格从一个细节里流露：笔者2009年2月移居多伦多之后，已无恐惧之忧，写了大量的稿件揭露和批评薄熙来，也牵扯到张晓卿，有一次与建民电话聊天，他批评我说，人家办的刊物毕竟是第一个帮了你的，你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啊，张晓卿看了，会很伤心的，我听了，眼泪差一点流下来。建民就是这样一个总是念及他人好处，而对朋友敢于直言奉劝的文人，此后，我再也没提及张晓卿，尽管，张在薄熙来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我认为建民讲得有道理，张晓卿也是被利用了，他不过是一个生意人。

 

与多维网的合作结束后，建民一直有个心结，要办一本杂志，他似乎在仿效张晓卿，刚开始他接手《多维月刊》，后因故改名《新维月刊》，一方面，他自由地往来港澳内地，一方面在香港苦心经营，由于他的为人和交际，他取得较大的成功，基于以前的交情，我把未完成的初稿《薄熙来传》给他连载，还有很多重要文章，也是我发稿的，我们互相帮助，刊物生色不少，后来他又增办《脸谱》杂志，表明他经营得不错，它刊出有关“谷开来杀人”等许多独家新闻，产生很大影响，给海内外读者提供一个很包容的與论阵地，我甚至认为，它是中共改革派有意支持的媒体，鉴于我对改革派所抱的希望，对建民的刊物，我多有偏爱。我们经常通电话交流信息，都希望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能实现习近平所言的“中国梦”，中国能成为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

 

 

以前，建民常年住在深圳，他的一言一行不可能躲过“国安”或“国保”的眼睛，只是政治大环境比较宽松，没有人敢动他，何况，他的政治观点向来温和善意，办刊对政府也有利，不过，刊发一些热点新闻或评论，难免得罪人，2012年6月，广东省党代会召开期间，《新维月刊》一篇有关深圳地方官王荣与省委书记汪洋顶牛的文章，可能早已促怒了深圳的地方官，原来，汪洋曾在广东围剿江派势力，包括江系前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李长春的旧部。他抓住前中国首富黄光裕案，清洗大批政法系统周永康人马、江派“广东帮”高官，并把前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拉下马。此后，汪洋又打掉了黄丽满的心腹嫡系，比如，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和前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等，而被判处死缓的前深圳市长许宗衡就是黄一手提拔的得力干将。江泽民担心汪洋继续抓下去，“拔出丽满带出己”，急忙调王荣从苏州“空降”深圳力阻团派扩大查案的范围。果然，王荣上任后就宣布许宗衡案草草结束，要求官场“不要相互猜疑，不要有过多顾虑，抬起头往前看”，但建民主办的與论阵地却大唱反调。

另据海外网站报道，王荣有深厚的江系背景，与周永康阵营也关系密切。王荣曾是江泽民的权势“大本营”南京农业大学的讲师，升到副省部级只用了16年时间。他还喜欢拉二胡和小提琴，和江泽民一样，都是跑江湖的“戏子式”官员，所以，等到江泽民点将的政治局成立并开始工作后，对习近平造成了“肠梗阻”，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中共身背的包袱太重，担心利益集团受损，并可能受到清算，故找不到改革的路径，又在“六四”周年前惊慌失措地左转，下发了“严打”的命令，于是，早就磨刀霍霍的王荣之流地方官，就对建民露出狰狞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