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文革和中国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化是一种苦难文化，苦难文化来源于长期的困苦和灾难的生活环境。
苦难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焦虑， 即忧虑将来。
好多中国人最能吃苦，因为忧虑将来怎么办。好多中国人逼孩子死读书，还是忧虑将来孩子怎么办。好多中国那么多贪官，因为贪官们操心儿孙的将来，儿孙的儿孙的将来。 好多中国人选择专业（特别是父母为孩子），很多不是首先考虑兴趣，而是将来有没有出路 好找工作。好多中国人谈恋爱，首先要打听的是，经济状况，因为会忧虑将来的生活（西方人多考虑兴趣爱好是否相同等）。中国人爱存钱，也是忧虑将来。等等。
毛泽东是中国人，其思维和文化基因也具有很强的苦难文化特征。他当然不会忧虑将来没饭吃，没有好工作，儿孙怎么办。而是很忧虑“红色江山”会不会“变颜色”。所以搞了许多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包括文革。 毛泽东在西北坡就忧虑，将来会否和闯王一个样。 所以没进北京城就开个会，要作好准备。美国在朝鲜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就想到会到鸭绿江，甚至过鸭绿江，进入东北。如果美国当时公开声明不会针对中国，可能毛泽东不会“抗美援朝”－－－－也可能不相信美国人的话。）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老毛就要看是不是有赫鲁晓夫睡在自己的身边。 要搞个运动整整 ‘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 珍宝岛有个冲突，老毛就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很搞三线建设， 军工都搬到山里去了。
苦难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不守规则。 经受灾难，就有可能逃难，而逃难的人们是善于破坏规则的。战争中是难讲法律条文呢， 救灾时是要打破常规的。逃生时什么原则都是无用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对规则是不得不守才守，例如过红灯等（而大部分西方人对法律规则是一种崇拜，不仅仅是遵守），在中国做生意，有多少人相信合同？又有多少人遵守合同？ 例如专利法，有多少人会投机取巧，等等。 不守规则原则，就是机会主义者。 毛泽东当然是机会主义者。即，不那么相信原则／制度，还是打仗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那一套（毛泽东绝对不是教条主义者），不会相信教科书法律制度那些东西能有什么用。一个靠马背上成功的人，就是善于投机取巧，善于谋略的人。谋略的人是不会相信制度的，口头禅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文革就是毛泽东认为能防止“改变颜色”的最好方式。 所以他要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搞搞那些走资派。
毛泽东到死都没有找到好的方式来推行他的理念。既害怕“改变颜色”又没有什么好办法（不相信制度那一套），可怜的他只能靠“群众运动”了。可惜他不明白不是所有群众都和他一样理智，那样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作他的好战士。结果群众会按自己的方式和理解去执行‘最高指示”。 结果只能是个灾难。
苦难文化的还有一个特征是群体化，或者叫社会化。因为很多灾难只能用集体的能力来战胜。所以大多数人只有在社会化的环境下才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人是一个群体心态很重的民族。 总是想怎么才能和别人“一个样子”，或者说表现的让“群体/别人”认可才有安全感。中国人更爱面子就是和这种心态有关。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很“自我”。 中国人过日子很多是给别人看的。中国人的很多行为也是给别人看的。包括用什么样的手机，穿啥衣服。到什么地方旅游，等等都有这种心态。文革时，造反是最时髦的，革命是最能赢得别人信赖的。所以人人都要表现的很“左派”，“我一定要比你更左派”。 你能批斗，我就要抄家，你能来个喷气式，我就能给他戴高帽子游街。 你扇耳刮子，我就要抡皮带抽。 一个自卑的群体只能越走越远。 当然很多人也是为了自保（不自卑要什么自保？）。 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想那样干，包括林彪那样吹捧毛，也是为了自保（不是真心认为，毛是天才地，创造性的， 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家白天挖空心思在表现得比别人革命，大多数晚上肯定不会因为白天的表现而自豪。因为只是为了表现，为了得到革命群众的认可。 如果美国总统要来个文革（假说法律上可以）,会没多少人会追随，因为西方人很independent. 包括现在征文反思文革，也是一边倒。越说文革荒谬越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就越有“成就感” 。
苦难文化的再一个特征是等级观念（社会）。 等级观念是来源于应对灾难必须有的一种（军事化的）组织形式。 因为这样才最有效率（应对灾难）。自由自在的社会要什么组织，要什么等级，那才是无聊。 当一个社会有很强的等级差别时，一旦有机会，就会有强烈的反叛。 正所谓 “压迫越深，反抗越强”。但是那些反抗并不一定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让我也来过过当官有权的瘾。那些当官的平时也确实对人民有当爷的感觉，所以当人们有了机会也要报复一下。至少能出出气。 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革命”（改朝换代）不断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文革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另一种形式（或者之一）。在等级观念社会中，人人都想做人上人。 象那谁说的，几亿农民都有皇帝梦。 所以文革时，会分裂为几派， 因为谁都想当老大。斗争的目的只有一个：（对个人来说）爬到等级社会的上层，至少不要到下层去（黑五类等）。虽然大家都喊“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纯是扯淡。对于一个自由社会，有很多人对向上爬没有兴趣，例如华盛顿就不想当皇帝。
苦难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人们常常会走极端。 在灾难发生时，只有极端才能应对（例如逃难，例如救火），才能活命（例如洪水来临，土匪追赶）。正因为极端，所以要革命就要彻底，小商小贩卖个菜都算是“资本主义”，女人穿个花衣服，都是资产阶级情调。打倒谁谁谁，还要踩上一只脚。 太平天国起义，男女都要分开住，不然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清代开始，留个头发都要一律。 现在改革开放，一切以GDP为准（什么保八，保七）。唱个"红歌“，共和国总理就出面说是”文革余孽，“要置于死地（其实那有啥大不了的）。很多人的思维也具有极端的特征，例如“作最坏打算”就是苦难环境下养成的一种极端思维。（为什么不作最可能的准备呢？）“我是做好杀头坐牢准备的”。 老毛也说“我是准备摔的粉身碎骨的。” 老蒋的“不成功便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战场上不能战死就是叛徒。 结拜兄弟要同生死共患难（有哪个必要吗，正常的友谊不就行了？）。 孝要卧冰取鱼，忠要杀身成仁，义要生死与共，节要以死抗争，等等都是极端思维和行为的例子（西方人不会那么极端，打不过就缴械投降）。所以在文革期间，极端“革命”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是由于灾难文化导致灾难的再发生。
苦难文化还有一个特征是人们之间缺少“爱”。至少是缺少博爱。 东方人善于智慧，西方人富有爱心。反思人生苦短 必然导致智慧。即所谓天降大任于其身之所谓也。但是这种苦难磨练性的经历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缺少了爱心。其实最后也浓缩成为所谓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注意，不是说所有经历了大灾大难的人都会缺少爱心，而是说经历了大灾大难的人很有可能会缺少爱心，或爱心不够，当然是和那些在鲜花平静生活中成长的人比较而言）。正因为缺少爱心，所以文革中折磨人的方式是变态性的翻新。 中国人的爱又是洋葱形的，即分层次，分远近，分亲疏。 所以城市里的文革要比农村更加轰轰烈烈，因为城市人之间的“爱”要比农村弱的多。（农村很多人有血缘关系----还在洋葱的内层。）
苦难文化会增长智慧。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其实吃了一堑。关键是吃一堑后的思考。思考的多了自然就有了智慧。正所谓劳其筋骨，饿其腹肌，才能促使其思考，懂得很多，就有了智慧，那么做事做人都增大了成功的机会。 这也是“棍棒下面出孝子（其实是出智慧）”的理论基础。中国有的是谋略家，但较少思想艺术家。中国人崇拜谋略家，例如诸葛亮（不怎么崇拜祖冲之），中国有孙子兵法，就是因为苦难文化有这种需求。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智慧会成为作恶的能力。这就是文革中许多“创造性的革命行动”的原因。智慧也和谋略能力正相关。所以就有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有了拉一派打一派的“才智”，有了当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必然，有了煽风点火的能力，有了让亲密战友犯路线错误的冷酷。换句话说，要让那些没有苦难文化熏陶的人去搞文革，还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他们很“蠢”。
苦难文化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有宗教，无信仰） 首先要分清的是宗教信仰和宗教实用的区别。信仰是认为对的就坚持，错的就反对。是一种崇拜。 实用是不分是非只看亲疏，或者不问善恶只看利弊。生活在灾难和苦难环境下的人们，宗教更多的是寻找对于灾难下的创伤的一种安慰和康复, 并且还要有很多功能性的目的，例如把信教当作是一种规避灾难的“手段”和对未来的保护。所以对苦难文化中的人们来说，真心希望有诸多神，且越多越好。好像是诸神的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则保护的功能越强，人们也就越放心。生孩子的有送子娘娘，发财的有财神爷。还有门神，灶神，风神，雨神，等等。另外苦难和灾难的环境都会使人们变得服从权威，养成敬畏超自然的心态。因为灾难的发生是多方面的，所以也导致人们对多神的崇拜。对于死后的描述在东方也是极尽详细之能事。作恶下地狱就有十八层之多，层层不一样，充分显示了人们对死后世俗化想象和期待。所以实用性，功能性，世俗性的成分要远远大于心灵寄托的成分（死后和活着几乎没有多大差别）。而宗教劝善的手段也大都在來世的禍福，例如不要墮入牲畜道，要生於富貴，生于官宦。----- 还是为了（未来）世俗的目的。所以这种宗教可以说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避祸就福的一种手段。例如贪官也求菩萨保佑，土匪上道前在菩萨前的盟誓。捐些香火钱，行贿神灵保佑作恶。 那么在关键时刻，人性中的本能就显现出来了。例如在文革中，很多的“革命行动”都是避祸就福的手段，是投机夺利的方法而已。 而不是在捍卫正义，不是在坚持真理，不是为打击邪恶 （因为不分是非，只看亲疏，是不是和我一派的）。
苦难文化环境生长的人嗔心强生气和埋 怨的时候多一些，因为看负面的眼光要强一些，锐利一些。而西方人贪心重，不容易满足。当然了，嗔心重也很自然，经常受苦受难，你还指望他会是怎么个乐天派，整天嘻嘻哈哈的？ 西方人很少什么不能达到的目的，很少有不顺心的事，自然经常会有天地万万物任我所取的感觉，所谓贪心重 也是有道理的。东方人常说“谁谁不好”，西方人常说“我是最好的”。文化大革命时，经常搞些忆苦思甜，搞了忆苦思甜人们就会对“现在”很满足，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些对西方人根本没有用。西方人就是不容易满足，他们对这个世界要求的很多，似乎永远不能满足。苦难文化环境生长的人要找毛病那是一找一个准。鸡蛋里面能挑出骨头来。所以文字狱大多发生在东方。因为有锐利目光挑毛病，也是很多东方人的“本性”。没有证据也能牵强出证据来。 文革中很多案子不都是革命群众“发掘”出来的吗。 要是西方那种实证性的思维（例如在实验室）就很难完成组织交给的光荣的政治任务。
当然还有很多文革中的现象能和中国（苦难）文化联系起来。就不再多啰嗦了。
结论是：文革的出现是中国文化的必然。文化革命和文化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文化革命并不是在文化领域的运动或者革命。文革是由中国文化引起的极端运动/行为。而这种极端运动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自战国的百家争鸣后，秦的“焚书坑儒”算不算一种极端运动？汉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不算是一种极端运动? ---- 至少是一言堂。还例如北魏太武帝的，北朝的周武帝，唐朝的武宗时期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灭佛运动 焚经拆庙，强迫还俗。农民战争中许多恶劣现象。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的极端法令。明清当政者的文字狱，也有类似性吧。
文革是中国文化的结果，至少，毛泽东是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如果中国文化没有大的改变， 类似于文革这种极端的运动还会在中国出现，当然也可能是一另一种形式。 有人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会避免文革的出现。其实文化比制度重要。 因为文化决定了人们的行为，而制度是靠人来执行的。 说个例子。 中国的交通法规该算健全吧，可是由于文化的原因，有多少人遵守交通法？制度要人去执行， 而人是由文化来制约的。所以改造中国的文化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见效的。
苦难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焦虑， 即忧虑将来。
好多中国人最能吃苦，因为忧虑将来怎么办。好多中国人逼孩子死读书，还是忧虑将来孩子怎么办。好多中国那么多贪官，因为贪官们操心儿孙的将来，儿孙的儿孙的将来。 好多中国人选择专业（特别是父母为孩子），很多不是首先考虑兴趣，而是将来有没有出路 好找工作。好多中国人谈恋爱，首先要打听的是，经济状况，因为会忧虑将来的生活（西方人多考虑兴趣爱好是否相同等）。中国人爱存钱，也是忧虑将来。等等。
毛泽东是中国人，其思维和文化基因也具有很强的苦难文化特征。他当然不会忧虑将来没饭吃，没有好工作，儿孙怎么办。而是很忧虑“红色江山”会不会“变颜色”。所以搞了许多运动，包括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社教，包括文革。 毛泽东在西北坡就忧虑，将来会否和闯王一个样。 所以没进北京城就开个会，要作好准备。美国在朝鲜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就想到会到鸭绿江，甚至过鸭绿江，进入东北。如果美国当时公开声明不会针对中国，可能毛泽东不会“抗美援朝”－－－－也可能不相信美国人的话。）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老毛就要看是不是有赫鲁晓夫睡在自己的身边。 要搞个运动整整 ‘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 珍宝岛有个冲突，老毛就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很搞三线建设， 军工都搬到山里去了。
苦难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不守规则。 经受灾难，就有可能逃难，而逃难的人们是善于破坏规则的。战争中是难讲法律条文呢， 救灾时是要打破常规的。逃生时什么原则都是无用的。所以很多中国人对规则是不得不守才守，例如过红灯等（而大部分西方人对法律规则是一种崇拜，不仅仅是遵守），在中国做生意，有多少人相信合同？又有多少人遵守合同？ 例如专利法，有多少人会投机取巧，等等。 不守规则原则，就是机会主义者。 毛泽东当然是机会主义者。即，不那么相信原则／制度，还是打仗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那一套（毛泽东绝对不是教条主义者），不会相信教科书法律制度那些东西能有什么用。一个靠马背上成功的人，就是善于投机取巧，善于谋略的人。谋略的人是不会相信制度的，口头禅是，“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文革就是毛泽东认为能防止“改变颜色”的最好方式。 所以他要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搞搞那些走资派。
毛泽东到死都没有找到好的方式来推行他的理念。既害怕“改变颜色”又没有什么好办法（不相信制度那一套），可怜的他只能靠“群众运动”了。可惜他不明白不是所有群众都和他一样理智，那样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作他的好战士。结果群众会按自己的方式和理解去执行‘最高指示”。 结果只能是个灾难。
苦难文化的还有一个特征是群体化，或者叫社会化。因为很多灾难只能用集体的能力来战胜。所以大多数人只有在社会化的环境下才有安全感。因此中国人是一个群体心态很重的民族。 总是想怎么才能和别人“一个样子”，或者说表现的让“群体/别人”认可才有安全感。中国人更爱面子就是和这种心态有关。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很“自我”。 中国人过日子很多是给别人看的。中国人的很多行为也是给别人看的。包括用什么样的手机，穿啥衣服。到什么地方旅游，等等都有这种心态。文革时，造反是最时髦的，革命是最能赢得别人信赖的。所以人人都要表现的很“左派”，“我一定要比你更左派”。 你能批斗，我就要抄家，你能来个喷气式，我就能给他戴高帽子游街。 你扇耳刮子，我就要抡皮带抽。 一个自卑的群体只能越走越远。 当然很多人也是为了自保（不自卑要什么自保？）。 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想那样干，包括林彪那样吹捧毛，也是为了自保（不是真心认为，毛是天才地，创造性的， 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大家白天挖空心思在表现得比别人革命，大多数晚上肯定不会因为白天的表现而自豪。因为只是为了表现，为了得到革命群众的认可。 如果美国总统要来个文革（假说法律上可以）,会没多少人会追随，因为西方人很independent. 包括现在征文反思文革，也是一边倒。越说文革荒谬越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就越有“成就感” 。
苦难文化的再一个特征是等级观念（社会）。 等级观念是来源于应对灾难必须有的一种（军事化的）组织形式。 因为这样才最有效率（应对灾难）。自由自在的社会要什么组织，要什么等级，那才是无聊。 当一个社会有很强的等级差别时，一旦有机会，就会有强烈的反叛。 正所谓 “压迫越深，反抗越强”。但是那些反抗并不一定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让我也来过过当官有权的瘾。那些当官的平时也确实对人民有当爷的感觉，所以当人们有了机会也要报复一下。至少能出出气。 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革命”（改朝换代）不断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文革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另一种形式（或者之一）。在等级观念社会中，人人都想做人上人。 象那谁说的，几亿农民都有皇帝梦。 所以文革时，会分裂为几派， 因为谁都想当老大。斗争的目的只有一个：（对个人来说）爬到等级社会的上层，至少不要到下层去（黑五类等）。虽然大家都喊“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纯是扯淡。对于一个自由社会，有很多人对向上爬没有兴趣，例如华盛顿就不想当皇帝。
苦难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人们常常会走极端。 在灾难发生时，只有极端才能应对（例如逃难，例如救火），才能活命（例如洪水来临，土匪追赶）。正因为极端，所以要革命就要彻底，小商小贩卖个菜都算是“资本主义”，女人穿个花衣服，都是资产阶级情调。打倒谁谁谁，还要踩上一只脚。 太平天国起义，男女都要分开住，不然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清代开始，留个头发都要一律。 现在改革开放，一切以GDP为准（什么保八，保七）。唱个"红歌“，共和国总理就出面说是”文革余孽，“要置于死地（其实那有啥大不了的）。很多人的思维也具有极端的特征，例如“作最坏打算”就是苦难环境下养成的一种极端思维。（为什么不作最可能的准备呢？）“我是做好杀头坐牢准备的”。 老毛也说“我是准备摔的粉身碎骨的。” 老蒋的“不成功便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战场上不能战死就是叛徒。 结拜兄弟要同生死共患难（有哪个必要吗，正常的友谊不就行了？）。 孝要卧冰取鱼，忠要杀身成仁，义要生死与共，节要以死抗争，等等都是极端思维和行为的例子（西方人不会那么极端，打不过就缴械投降）。所以在文革期间，极端“革命”的例子比比皆是。当然是由于灾难文化导致灾难的再发生。
苦难文化还有一个特征是人们之间缺少“爱”。至少是缺少博爱。 东方人善于智慧，西方人富有爱心。反思人生苦短 必然导致智慧。即所谓天降大任于其身之所谓也。但是这种苦难磨练性的经历会使一个人变得冷酷无情，缺少了爱心。其实最后也浓缩成为所谓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注意，不是说所有经历了大灾大难的人都会缺少爱心，而是说经历了大灾大难的人很有可能会缺少爱心，或爱心不够，当然是和那些在鲜花平静生活中成长的人比较而言）。正因为缺少爱心，所以文革中折磨人的方式是变态性的翻新。 中国人的爱又是洋葱形的，即分层次，分远近，分亲疏。 所以城市里的文革要比农村更加轰轰烈烈，因为城市人之间的“爱”要比农村弱的多。（农村很多人有血缘关系----还在洋葱的内层。）
苦难文化会增长智慧。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其实吃了一堑。关键是吃一堑后的思考。思考的多了自然就有了智慧。正所谓劳其筋骨，饿其腹肌，才能促使其思考，懂得很多，就有了智慧，那么做事做人都增大了成功的机会。 这也是“棍棒下面出孝子（其实是出智慧）”的理论基础。中国有的是谋略家，但较少思想艺术家。中国人崇拜谋略家，例如诸葛亮（不怎么崇拜祖冲之），中国有孙子兵法，就是因为苦难文化有这种需求。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智慧会成为作恶的能力。这就是文革中许多“创造性的革命行动”的原因。智慧也和谋略能力正相关。所以就有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有了拉一派打一派的“才智”，有了当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必然，有了煽风点火的能力，有了让亲密战友犯路线错误的冷酷。换句话说，要让那些没有苦难文化熏陶的人去搞文革，还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他们很“蠢”。
苦难文化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有宗教，无信仰） 首先要分清的是宗教信仰和宗教实用的区别。信仰是认为对的就坚持，错的就反对。是一种崇拜。 实用是不分是非只看亲疏，或者不问善恶只看利弊。生活在灾难和苦难环境下的人们，宗教更多的是寻找对于灾难下的创伤的一种安慰和康复, 并且还要有很多功能性的目的，例如把信教当作是一种规避灾难的“手段”和对未来的保护。所以对苦难文化中的人们来说，真心希望有诸多神，且越多越好。好像是诸神的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则保护的功能越强，人们也就越放心。生孩子的有送子娘娘，发财的有财神爷。还有门神，灶神，风神，雨神，等等。另外苦难和灾难的环境都会使人们变得服从权威，养成敬畏超自然的心态。因为灾难的发生是多方面的，所以也导致人们对多神的崇拜。对于死后的描述在东方也是极尽详细之能事。作恶下地狱就有十八层之多，层层不一样，充分显示了人们对死后世俗化想象和期待。所以实用性，功能性，世俗性的成分要远远大于心灵寄托的成分（死后和活着几乎没有多大差别）。而宗教劝善的手段也大都在來世的禍福，例如不要墮入牲畜道，要生於富貴，生于官宦。----- 还是为了（未来）世俗的目的。所以这种宗教可以说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避祸就福的一种手段。例如贪官也求菩萨保佑，土匪上道前在菩萨前的盟誓。捐些香火钱，行贿神灵保佑作恶。 那么在关键时刻，人性中的本能就显现出来了。例如在文革中，很多的“革命行动”都是避祸就福的手段，是投机夺利的方法而已。 而不是在捍卫正义，不是在坚持真理，不是为打击邪恶 （因为不分是非，只看亲疏，是不是和我一派的）。
苦难文化环境生长的人嗔心强生气和埋 怨的时候多一些，因为看负面的眼光要强一些，锐利一些。而西方人贪心重，不容易满足。当然了，嗔心重也很自然，经常受苦受难，你还指望他会是怎么个乐天派，整天嘻嘻哈哈的？ 西方人很少什么不能达到的目的，很少有不顺心的事，自然经常会有天地万万物任我所取的感觉，所谓贪心重 也是有道理的。东方人常说“谁谁不好”，西方人常说“我是最好的”。文化大革命时，经常搞些忆苦思甜，搞了忆苦思甜人们就会对“现在”很满足，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些对西方人根本没有用。西方人就是不容易满足，他们对这个世界要求的很多，似乎永远不能满足。苦难文化环境生长的人要找毛病那是一找一个准。鸡蛋里面能挑出骨头来。所以文字狱大多发生在东方。因为有锐利目光挑毛病，也是很多东方人的“本性”。没有证据也能牵强出证据来。 文革中很多案子不都是革命群众“发掘”出来的吗。 要是西方那种实证性的思维（例如在实验室）就很难完成组织交给的光荣的政治任务。
当然还有很多文革中的现象能和中国（苦难）文化联系起来。就不再多啰嗦了。
结论是：文革的出现是中国文化的必然。文化革命和文化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文化革命并不是在文化领域的运动或者革命。文革是由中国文化引起的极端运动/行为。而这种极端运动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自战国的百家争鸣后，秦的“焚书坑儒”算不算一种极端运动？汉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不算是一种极端运动? ---- 至少是一言堂。还例如北魏太武帝的，北朝的周武帝，唐朝的武宗时期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灭佛运动 焚经拆庙，强迫还俗。农民战争中许多恶劣现象。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的极端法令。明清当政者的文字狱，也有类似性吧。
文革是中国文化的结果，至少，毛泽东是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如果中国文化没有大的改变， 类似于文革这种极端的运动还会在中国出现，当然也可能是一另一种形式。 有人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会避免文革的出现。其实文化比制度重要。 因为文化决定了人们的行为，而制度是靠人来执行的。 说个例子。 中国的交通法规该算健全吧，可是由于文化的原因，有多少人遵守交通法？制度要人去执行， 而人是由文化来制约的。所以改造中国的文化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见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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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遍野无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