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13）

四   毛泽东与武汉「第二政治局」的对立

1937年12月18日，仅距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闭幕四天，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率领中共代表团就抵达武汉。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举行会议，决定将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

中共长江局是陕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组织机构，在长江局集中了当时十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五人，他们分别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1938年4月调入的凯丰。在长江局担负领导工作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调任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以及叶剑英、邓颖超、李克农、吴克坚、廖焕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秘书）等。

长江局是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最重要的机构。长江局担负着领导南中国中共地下组织和新四军的工作，承担与国民党谈判以及联络社会各界的繁重事务。长江局还公开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1]由于长江局工作范围极其广泛，对中共全局性的路线、方针发挥看重大影响，其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声名显赫，所以长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呼。

中共长江局的核心灵魂是王明和周恩来。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得到周恩来的有力支持，会议之后，王明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明显增强。王明、周恩来抵汉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全面落实、贯彻「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加强国共合作、巩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与毛泽东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王明、周恩来强调中共应尽力维护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与国民党「开诚合作」，对国民党的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特别在成立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应事先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2]

在军事问题上，王明、周恩来主张中共领导的武装游击队应取得合法地位，他们并且认为中共军队应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应抽调八路军主力参加对日作战。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调刘伯承师或林彪师，待日军进攻郑州紧急时，渡黄河参加陇海路西段的战斗。[3]

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参加政府问题上的态度也和毛泽东存在差别。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张闻天对中共参加政府事一直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党员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在国民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实质前，中共参加政府只会模糊其阶级性质。毛泽东、张闻天的这种立场对王明也产生了影响。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汉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再次重申中共不参加政府的立场，但是王明并不反对个别中共领导人以个人身分参加政府。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因知道中共中央有关禁令，一再推辞，但蒋介石仍坚持原有意见。1月11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告知以上情况，并请延安考虑具体意见，实际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许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成命。毛泽东等对王明、周恩来等的来电，拒不答复，显示毛坚持原有立场的态度。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于1月21日再电中央书记处，陈述周恩来担任此职，将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如果屡推不就，会使蒋介石、陈诚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对这份说理透彻，言辞恳切的电报，毛泽东照样不覆电。在延安拒不表态的情况下，长江局决定，周恩来代表中共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2月6日，军委会政治部成立，周恩来出任副部长。而中共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正式批准周恩来担任此职。 [4]

王明、周恩来等在长江局的联合行动，构成了对毛泽东权威的严重挑战，长江局不仅对中共全局性的方针起看重要影响，对中共组织问题也曾一度拥有决定权。王明、周恩来联手，打破了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一手独揽政治局的局面，迫使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得不按长江局的意见办。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来等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延安中央书记处，提议2月20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国共关系中出现的「许多新的严重问题」。[5]

王明、周恩来等在这封电报中提到的国共关系中的「新的严重问题」，是指1938年1月后，在国民党内出现的反共舆论。1月23日。代表国民党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康泽，刘健群当着王明、周恩来的面，指责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随后，在武汉的国民党报纸出现攻击中共的言论。1月17日《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被一批身分不明的人捣毁。上述情况引起王明、周恩来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紧急通报武汉的最新动向，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商讨有关对策。

然而，对长江局的这份电报毛泽东仍是不予回答。毛泽东在无力正面反击不同意见时，惯于用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迟迟未接到延安覆电的情况下，2月15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又一次致电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抗战形势和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6]

王明、周恩来、博古似乎估计到毛泽东仍将会对彼等建议采取消极态度，索性将电报发给书记处和书记处以外的政治局委员，试图用政治局集体的力量，迫使毛泽东同意长江局的建议。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举行政治局会议的日期为两天，「由王明、恩来将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向政治局建议，会完后立即返汉」。[7]面对王明、周恩来的持续压力，毛泽东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王明、周恩来等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上的态度，引致毛泽东的强烈不满。毛认为，这是王明、周恩来造成既成事实，逼其就范。几年后，毛回忆1938春发生的这次事件时说，「三月会议，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要人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很不满意」。 [8]只是这些都是后话，当时毛泽东虽然极不情愿，也只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来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了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对王明、周恩来等让步。

三月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王明、周恩来提出的加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参加会议的八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报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见，王明、周恩来、凯丰、张国焘的意见则基本一致，康生的态度模棱两可。周恩来在支持王明意见的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应向蒋介石建议，确立「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的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组织新的军队」的意见。[9]

三月政治局会议在王明、周恩来等的努力下，把加紧筹备中共七大列入党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王明、周恩来对落实这一决定十分重视。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发布为召集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工作准备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七大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在毛泽东暂处守势的形势下，召开七大无疑会进一步削弱毛的影响力。令毛稍许宽慰的是，三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明确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和报告人。

三月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又一打击是，会议否决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同意王明返回武汉继续主持长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会议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10]毛泽东公开的理由是，应考虑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需要。但是实际上，经过近三个月时间的观察，毛已完全领教了王明、周恩来结合的厉害。把王明调回延安是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系，还可以使王明在延安无所作为，无事可做。对于毛的这项提议的真实用意，王明似有警觉，他在3月1日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继续在武汉工作。[11]会议最后对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表决，以五票反对，三票赞成，作出最后决定，调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去长江局工作，王明在汉一月后返延。[12]面对多数人的意见，毛只得暂时搁置自己的计划。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加强了王明、周恩来在党内的影响，尤其在中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会议一致同意，由王明代为起草会议的总结，[13]会议还决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预定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中央书记处并最终批准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对于王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上升，毛泽东无时不刻想予以限制。3月21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电告延安，但几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复，于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将建议书送交国民党方面。一天后，延安中央书记处来电，批评此信有错误，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贺信。王明、周恩来等长江局全体领导成员共同署名，于4月1日给延安覆电，指出来电太迟，且大会已于4月1日结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这份文件，「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14]1938年6至7月，延安与长江局的冲突又起，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底意见〉。长江局覆电延安，坚持原议，双方互不相让，电报往来不绝，几成「电报战」。[15]在延安发往长江局的电报中，毛泽东故意隐身在后，多以书记处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联合署名的形式发电，在署名排列顺序上，特意将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位。尽管毛是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长江局的压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党内首席角色的色彩。[16]

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来的成功，使得长江局的影响开始超出华南、华中的范围，向八路军和华北地区扩散。1938年春，彭德怀在八路军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彭德怀检查过去党「对国民党的基本转变认识不够」，认为「机械地划分某一时期以左倾或右倾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17]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18]

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7至8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19]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年5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分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