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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点的穷主妇

青年点的穷主妇

博客


     
 
青年点的管理员很像有一大堆孩子人家的穷主妇。主妇可以凭着感觉给孩子们吃饱就行了,青年点毕竟是一群自己挣工分、挣粮钱的大孩子,记好帐,保持公平比什么都重要。

      青年点的收入除了从各小队分来的粮食以外什么都没有。但是青年点每月买煤要用30多元,灯油10(每个房间每周一瓶,不够部分自己去供销社买),有的季节要买56元的蔬菜,酱油·盐78元,加在一起每月至少要支出50多元的现金。

      公社的储蓄所有青年点的存款户头,国家分给每个知青的安家费直接落在那个户头上。没想过个人是否可以过问帐户上的余款,但从来没有人要求问过。安置费究竟是多少,因地区、下乡的年份有所不同,平均250元左右。国家按每人盖一间房拨发安置费,我去的青年点最初按两人一间盖的房,后来发展到每间屋住2.7人,剩下的钱都用在青年点的日常开支上了。

      一般来说知青在农村呆满两年就有抽调回城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有资格就肯定能回去,也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能及时回去,青年点要维持多久,谁也说不清。用有限的钱尽可能长地维持日常开支是大家不约而同的愿望,把支出压到了最低,生活水平降到了最低,也都没有怨言。这样安排支出已成传统,我接管理员,同时也接过这样精打细算的传统,体验了一次多孩家庭穷主妇的滋味。

那时的孩子独立意识很强,不愿伸手向家里要钱。南寺庄青年点成员的95%是纯工人家庭,差不多都有34个孩子,多数家庭不富裕,以致于很多人下乡前在工厂当过临时工。(石家庄地区达到高中毕业年龄的人下乡,初中毕业后不升高中的人利用那段时间去工厂作临时工。)可以说生活上的独立意识和对父母的体贴让大家耐住了艰苦的生活。

青年点没有仓库,五十多人的粮食存在各个小队,需要时去小队取,在小队会计那里签字,回来后在青年点的帐上记帐。做饭卖饭以外的时间,管理员拉着小车,去小队领粮食,再拉着粮食去米面加工房。村里有几个小队有米面加工房,都设在村外。灌溉农业地区,村里没有生活用电,田头的机井房有电。春夏浇地繁忙的季节能保证24小时供电,到了秋冬,那电就有一搭无一搭了,来来停停。狭窄的粮食加工房里排队的粮食口袋绕成几圈。

电要是断断续续来还好,最怕一停就是两三天不来电的时候。青年点一天要吃50多斤粮食,厨房面积小,老鼠横行,不能也不敢多积蓄粮食,不来电就会断顿。农家可以到亲戚或邻居家去借米借面。到哪儿也借不来五十多人大家庭的米面。遇到过好几次“今晚要不来电明早就没的吃”的情况。夜间来电的可能性大,索性跟着粮食口袋一起排队,一旦来电,求情也得让他们先给青年点加工。排了半夜队,身上落满了面粉的粉尘,帮厨来接我的时候说:不细看的话,还以为你是粮食口袋呢。

蔬菜,夏天小队分菜的时候,那个队的知青拿回来后扔在厨房就走了,多是韭菜、南瓜之类的,34个人的不够大锅菜用,韭菜就烂掉了,南瓜放到粥里。茄子是最持久的菜,从夏吃到秋,青年点菜园里种了很多。记忆中夏天总是吃盐水煮茄子,冬天永远是盐水煮白菜。

厨房里的调味品也极其简单:小队分来的棉籽油、酱油、盐,还有大量花椒。做什么菜都是一个方法:把油烧热,放进花椒,花椒冒烟变黑了,“啪”地一下子把切好的菜全倒进去,放进适量的盐和酱油,菜少的时候放点水充数。与其说是炒菜,不如说是用花椒熏菜。什么菜都是同一个作法,不管你做多长时间饭,也别指望厨艺上有什么长进。当然也不用担心“顾客”说:“今天好吃”或“今天难吃”。

即便是这么简单的调味品还有买来不能直接用,需要加工的东西。供销社买来的盐都是浅灰色的大粒盐,有的简直像石头子,买来后一定要放到石头碾子上压碎。重体力活儿干多了,不知不觉中推碾子压盐都成了轻松活计,一个人就可以干了。用部推着杠杆部分,一只手翻着碾子上的盐,压成细盐以后再用铲子把盐从石碾子上刮下来,扫成一堆收起来。如果在大家吃午饭的时候碾盐,准会有几个人凑过来帮着推几圈,说笑中灰色的大盐粒就变成灰色的盐面了。

买煤是件美差。农民家的煤限量供应,记得每人几十斤,当时觉得奇怪,煤至少要论百斤地卖。因为买煤不能赊帐,很多人家因为掏不出现金,仅有的供应也不买。县里对青年点的生活用煤保障供应,随时都可以买,但要大队出证明信,证明是某某村青年点所需。

管理员每月到县城去买一次煤,买煤之前先到大队部开证明信,拿着证明信和现金去县城的煤站开票,然后再到牛叔家找牛叔, 牛叔再去找小队派马车拉回来。去牛叔家送煤票的时候,牛叔会站到椅子上从两米多高的柜顶上捏出点白糖给我吃。每次都用五个手指捏,我先掬住白糖,然后边伸着脖子舔手里的白糖边跟牛叔商量拉煤的日期等事情。临走时牛叔总夸我句“好孩子”。

后来的人生中到过很多高雅的地方作客,坐在沙发上,喝着红茶或咖啡,吃着精美的瓷盘里的高级巧克力、点心。每每都会想起牛叔捏给我的白糖,那时白糖是农民家里的贵重物品,所以才藏在柜顶上。牛叔捏给我那么多,老觉得他是对我真好,老觉得对不起他家的孩子。

说买煤是“美差”是因为可以进城。城里的公共浴池有淋浴,发现了以后,每次进城时都把内衣、毛巾卷成小卷放进挎包里早早出发(因为要赶回来做午饭),热水把每个汗毛孔都冲干净的那种舒服,让只能用蒸锅的黄绿色温水擦身的人形容时肯定会显得夸张,去华取实,真切的感受就是身心一起轻松了好几斤。有好几次兴冲冲地赶到浴池却碰到了“因故障停业”的通知,那时的沮丧就像本该今天释放却又重新被监禁了一样。这是我作管理员期间做过的唯一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始终没好意思对人讲过。

有能力的穷主妇可以用现有的钱过尽可能好的日子,也是多孩家庭穷主妇的奋斗目标。赵县南部出雪花梨、鸭梨,也许他们知道县东北部的村庄太穷,所以从来不到我们这边来卖。听说城里的水果批发公司残次品的梨几分钱一斤,在老知青的鼓励下我骑着自行车去找处理梨,真的买到了。自行车后架子上一边一筐,加起来100多斤,摇摇晃晃地骑着往前走。穿过赵州桥的辅桥要在洨河的河堤上行走67里路,下河堤时筐一歪自行车倒了就再也扶不起来了。一直等到有人路过帮了一把才又重新上路。那天每人分了2斤梨,跟大家一起分享探险的成果很开心,却不好意思说自己在路上的狼狈相。

改善生活的标志是吃肉。供销社很少杀猪,偶尔杀一头猪,公社食堂、供销社食堂、周围村子都来订购,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后来掌握了规律,猪在赴刑场之前拼命地叫,一听到猪叫就往供销社跑,要么找宗师傅说情,要么自己直接找供销社的负责人求情,总能拎回20多斤肉来。但是这种令人兴奋的事情一年只有几次。

    厨房第一次3人搭档,点长是看我干活不行才做出这么大方的决定。但是,不愿占别人便宜,更不愿当占男生便宜的女生,进厨房的第一天下午就一个人去练习打水。用辘轳往井下送水桶很简单,往上绞水桶的时候,常常要一只手绞着辘轳,另一只手矫正井绳。总算能打上来多半桶水了,驼着背一溜小跑似地担回了第一担水。不会挑水的人走得都很快,好像是两只水桶晃来晃去推人快走一样。坚持一个星期走得就自然了。

    挑水最怕雨天、雪天,泥泞路滑再负重很容易摔倒。一个瓢泼大雨的下午我和名生去打水,偏偏在那个时候挂水桶的铁圈脱扣,水桶掉在井里了。偶尔会发生这种情况,村里有共用的捞水桶铁钩。铁钩子一般放在上次脱扣的人家,用的时候先打听上次谁家用了。问了附近的两家都说不知道,想到秋芳面子广,便去找她出主意,她却说费那个事干嘛,找到钩子也不一定马上能钩到水桶,还不如把名生送到井下捞呢。

    绕着名生的腰系上井绳,名生两手攥紧井绳摆直身子,我和秋芳慢慢地绞着辘轳把名生送下去。往井下送一百多斤的活人比往上绞水费力得多。头顶上的雨越下越大,平时的话一定能听到名生很多俏皮话,那天雨大得让人张不开嘴。

    名生在井底的动作看不清楚,写不出来。总之是先弄上来水桶后,又谨慎地把名生绞了上来。然后三个人回去换衣服,从衣服上拧出好多水。秋芳不光出了主意,还陪着我们挨了一场雨淋。

     如果只在生产队劳动的话,雨天、冬闲季节就整天在宿舍里闲玩儿。管理员、帮厨没有那个福气。特别是冬季大家都钻在热被窝里睡懒觉时候,做饭的还要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去冰冷的厨房热干粮、熬粥,都准备好了,再敲钟把大家叫起来。难怪有那么多人撂挑子。好在名生、宝成都有做大锅饭的经验,我跟着他俩学,三人互相配合互相照顾,一直很默契。

     在那个艰苦陌生的环境里,一群不满20岁的孩子摸索着生活,遇到过很多城里人想像不到的事情,在处理每件事情上没有成功与失败,只有混过去了,对付过去了,然后听到的是“你傻不傻”的评论,再就是一片笑声。也只有那个年龄的人能够那样处理和对待。

     回想那段生活时常想:若是没有对未来的渺茫和不安,若不是那样长期地耽误青春,像现在搞军训那样短期到艰苦的地方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对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事物,认识人生都有帮助。

    
没有电之前村民推这样的碾子碾米磨面,有了电磨以后,碾子的用处少了。我们那时用它压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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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石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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