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民大到延安抗大－我父亲的红色记忆（４）（图）

我在武汉过了新年元旦，转眼春节又来到了临汾。临汾的党政民团体组织了盛大的宣传娱乐活动，主要是一些高跷队，高跷比人头还高，穿着各种戏装，表演一些戏剧故事。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声中，走过人群拥挤的夹道，使人们暂时忘记了这里是抗日战争的前线。

但是不久，日本皇军的大炮声，压倒了我们的鞭炮声。日军从太原倾巢而出，要直取临汾。临汾军政当局决定向晋西南撤退，让出一座临汾空城。民大随军政当局一起撤退。

学校征集了上百辆的大车，装载学校的物资（主要是面粉等粮食）和教授们的家眷行李等。每个学生发给几个馒头，作为行军途中的干粮，自己的行李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拿不了的就丢掉。

这天夜里，没有月光，没有灯光，伸手不见五指，但跟着车辚辚马萧萧的辎重队，向西南而行。走走就杂乱无章了，掉队的掉队，赶前的赶前，不成其为班排连。走了一夜，也不知走了多少里，天亮了，坐下休息一会，又累又冷又饿，从挂包里拿出馒头来啃，已冻得像冰石头一样的坚硬，啃不动，又见不到村庄见不到人家，只得站起来又往前走。

到达乡宁时，已经黄昏了，各个连队贴出了集合地点的标示，清查人数少了许多。原来有许多人不愿随学校进西南山区，自己往南到风陵渡过黄河，到西安去了。

我们在乡宁休息了一天，继续往吉县前进。吉县是黄河边的一个县城。闫锡山的剩余部队和他的总部，都经过吉县，然后分散到四周乡村，民大是最后进入县城的一支队伍。我们进入时，县城早已空无一人，各条街道的商店，空空如也，门窗也没有，地下是一堆堆粪便。在吉县，因为减员，重新编了队，合并了一些连队。

敌人占领临汾以后，暂时没有动静，我们在吉县也就可以不再动了。但是住下来干什么呢，既没有发枪给我们，让我们打仗，又没有上课出操，一天三餐饭之外，无所事事，不少人就生病了。

一位从长沙来的女同学，发高烧说胡话，全身出现红疹。人们判定是猩红热，把她单独隔在一间窑洞里，无医无药，开水也不容易弄到。和她同来的一位男同学眼睁睁地看着她病症一天重似一天，长吁短叹，束手无策。我在长沙不认识他们，是在流亡途中才认识的，他们是长沙的中学生，是一对恋人。人们说他俩因到山坡上的砖瓦窑幽会，惊风，受了风寒而患病。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不知在多么挂念她，她的恋人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不能时刻不离地守在她的身旁，只能不时地去看望她一下。我很可怜她，也去看望过几次，已不能说话了。她单独在贫窑里挣扎了多少天，终于咽气了。最后，还是她的恋人背到山上，给她盖上一掊黄土，然后，他就回湖南去了。这是民大的第一位牺牲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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