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 － 我母亲的童年回忆录（５１） (图)

照片：谭科长（右一）和他的海军同事们

（八）妈病了

就在这时妈病了，她月经过后仍流血不止，人日渐消瘦无力。二姐请来朱懋吾大夫来检查。朱大夫诊断是子宫肌瘤。是良性、恶性还不能断定。如果是恶性，好的希望就不大了。听了这话，我整日六神无主，惶惶不安。

妈吃药过后，血仍然不止。睡到半夜，妈有些昏迷。叫她，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只哼一声。我惊慌失措，不顾一切的敲开诊所的门。医生连忙带着护士（他太太）跑上楼来急救。于是打针、吊瓶输液忙个不停，瓶子无处吊，我和医生太太轮流伸直胳膊举着，妈苏醒了。我哭着，喊着叫她，好象从遥远的地方把她唤了回来。她睁开眼睛看了看，似乎向医生点点头，又无力的闭上了。医生嘱我注意看护，有事就叫他。我谢了又谢。

我半跪在床上，目不转睛的望着妈，泪簌簌的流个不停。哀声求着：“妈，您再睁开眼睛看看我吧，您看看我，别让我害怕。”

她睁开了一下，两眼都是泪又闭上了。我感觉妈就要离我而去了。我抓着她的手不管不顾的大声喊叫起来：“您别离开我，千万别离开我。”象似万箭穿心，痛苦万分。

早晨吴伯母，二姐他们都来了，丁大婶辛大嫂也在。我忍住哭叫，大家也叫她。

她慢慢睁开眼睛，看到他们，声音很弱的说：“我就是放心不下孩子。”眼角的泪珠流到了耳边。

吴伯母说：“你的病会好起来的，不要想的太多，让自己难过。”妈摇了一下头。“万一有个不测，孩子跟着我们，我会把她当成自己孩子一样，你放心吧。”

吴伯母又说：“我们到了地方，就给你们来信，随时联系。”
妈点点头，睁眼望着我，那哀伤的目光，深藏着离别的痛苦和无尽的牵挂。

我叫了一声妈，就跑出房间，想放声大哭。吴伯母拉我去了她房间，叫我别憋着，哭出来。我哭得天昏地暗，肝肠寸断。哭够了，感到头昏脑胀，全身无力。两眼肿的剩了一条缝，擦干眼泪，想赶快去守着妈，守着她，守住她……

人都去了，我泪眼模糊的望着她那张煞白的脸，紧紧抓住她那双冰冷的手，脑中一片空白，心里在千呼万唤着妈，泪滴滴嗒嗒的流着。

丁大婶两眼通红，手端着锅走进来。“别老哭，要她吃点儿东西。”

“大婶，妈的病要是恶性的可怎么办？”又呜呜的哭起来。

“不会的，好人有好报，别老往坏处想。咱们尽量给她治，尽心照应她，会好的。”她走过来抚摸着我的头。

（九）送走相依八年最亲近的人

二姐他们就要走了。她留下一枚镶珍珠的戒指作纪念。离别的时刻到了，我去车站送别。望着那熟悉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心里一阵酸楚。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吗？问着自己。
   
他们走后吴伯母来过两封信，知道我妈的病已经好转，就再无音信了。
   
妈在病重期间，局里给了假还发了救济金，又得到诊所只收药费的照顾。使妈捡回一条命，叫我感激不尽。这多亏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
   
去掉药费，靠我的工资买不起贵重的补品。幸亏妈吃什么都香。一块蛋糕，一碗蛋羹、一个夹香肠的面包，就是上好的补品了。我爱坐在旁边看妈吃，她笑眯眯的吃着，不时的望望我。看她那满足喜悦的样子，我感到很大的安慰，让我不再为没能买一只鸡而感内疚了。
   
妈过去从来不吃零食。一捧花生，一把瓜子，几块糖都留给我。现在我下班总带点儿零食回来，她不推不让，接受我这份孝心，她是让我高兴。
   
金秋的一天李庆荣说邵炳仁回来了，想见见我。我去了她家。
   
邵炳仁高高的身材，微黑的面庞，相貌不出众，那双机敏精明的眼睛却引人注目。他举止活泼洒脱，洋味十足。穿一件咖啡色鹿皮夹克，深灰色西裤。
   
谈话从趣味性转入严肃的政治性。他刚刚还是谈笑风生，不拘一格，转而言词凌厉，居高临下的向我提有关政治方面问题。我已经不高兴，但还是在尽力阐明观点和立场。经过一番谈话，虽然他没明确暴露他的政治立场。但我已觉察到在政治上我们是有分歧的。

第二次见面，我穿一套淡灰色列宁装，自我感觉不错。他有声有色的讲着他的所见所闻，同时眼睛不断向我瞟来。最后他笑着说：“你穿上这套服装和我印象中的你完全变了样。”我疑问的望着他，他说：“我认为不适合你，甚至不适合女性。”

“为什么？”

他沉吟一下说：“我认为穿上宽大严肃的服装，会失去了女性娉婷的姿态。”

“我倒觉得很入时，适合一个自立的女性。”

“正因为入时，就会有人穿上这带政治色彩的服装来粉饰自己。对不起，我不是说你。”

我诚恳的对他说：“没关系。我想对你说，我不是。”

第三次见面，他问我今后的打算。我说：“以前还想入非非，现在实际多了。”

他柔声问：“还想念书吗？”

我笑一笑说；“当然想，不过是过去的梦了。”

“也许不是梦，只要去追求，会实现的。你愿意离开这里，离开妈妈去念书吗？”

我想了一下摇摇头说：“不愿意。”

他说：“你知道我的前途不在这里。”我明白他的意思，对他点点头。
   
没有了第四次，李庆荣告诉我他走了，让她转告我，他认识我很高兴。他去哪了，我没问，因为我知道。
   
我和邵炳仁接触虽不多，但印象中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严冬来临了，家里升了火炉，暖融融的，我愿和妈坐在一块说话。她爱听国家的大事。

她问：“地主的地分就分了呗，还斗争他干什么？”

“不斗倒他，分的地农民不敢要，怕日后共产党一走，会遭到反攻倒算的。”我给她讲了一下地主如何剥削农民的事。
她说：“是啊，种地的一年辛辛苦苦，到头来，还是破衣烂衫，吃不饱。地主不干活，坐在热炕头上，吃香喝辣，穿罗穿缎的。”她又说：“听说有的还要挨打，枪毙？”

“那些恶霸地主，作恶太多，不知杀害多少条人命呢，您说不该枪毙吗？”这次谈话使她对地主恶霸有了一个极坏的印象。
一天妈对我说：“跟你说件事儿，你可别害怕。”自从妈生病，我就象惊弓之鸟一样，有点儿事儿，心就怦怦的跳。妈见我那惊恐的眼神就说：“也没什么。小美妈说给你介绍个朋友，说他是地主的儿子，我一听就害怕。”

“地主儿子也不咬人，您怕什么？”我呵呵的笑起来。

“那人就住在楼下，出来进去的，一直不敢告诉你，怕你害怕。”

“我才不怕他呢。”

“说他家土地没了，可在哈尔滨还有买卖。这些人一根汗毛也比穷人的大腿粗。”

“妈，您别担心，我不会找地主和官僚的儿子作朋友的。”

“就冲那陆家姐妹，我就信不过，甭说是地主儿子了。”

陆家姐妹前边已提到过，她们是舞女。现在姿色已退，舞厅又被取消，靠什么生活，不知道。和她们从来没来往过，今天竟找上门来了。

其实要找什么样的人，自己也不知道。一九四九年的最后就在这不成故事的故事中结束了。

（十）孙大姐和大娘去沈阳

一九四九年初孙大姐订婚了。对方是东北军区司令部的参谋，叫焦殿举。他先一步回了沈阳，随后大姐和大娘随部队列车也去了沈阳。她们走时我和她电车厂的一位女同事去送她。向一位军人询问军属车厢在哪，他指给了我们。上了车厢见大姐两眼红肿，看见我们又流起泪来。心想，她一定有难言的苦衷。车厢里人来人往，不便多问。

列车徐徐开动了它带着大姐一颗沉重的心向南开去。这时我的心也沉甸甸的。她说我们会再见的，我期待着那一天。

孙大姐来信了。她是在全家团聚和新婚的喜悦中给我的信。我默默的祝她幸福。她信中提到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司令部宣传科谭荫溥科长请她作介绍人，说他对我印象较深。这位谭科长就是我向他问车厢的人。

妈说：“凤娟介绍的人，我放心，甭问我，得问你自个儿愿不愿意。”

“妈，我怎么会愿意，又不认识人家。”

“不是见过吗？看外表也会知道人怎么样，合不合意。”

“问事儿就问事儿，谁会去注意人家是什么样，而且戴着皮帽子。”这件事在回信中婉言回绝了。

后来大姐来信说谭科长又求过她。她也主张自然结合，不主张生拉硬拽。可她又说，谭科长人不错，叫我再考虑考虑。
我虽然崇敬，甚至崇拜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干部，可是我怎么会对完全陌生的谭科长答应做朋友呢？！那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一天我正在办公，几个军人开着电驴子（摩托车），神气活现的来访我。说是焦参谋和谭科长的朋友。寒暄了几句走了。引起同事们的注意。我向来不喜欢招摇过市，引人注意。因为提到谭科长，使我认为他们是故意造成事实。这种强加于人的作法，叫我反感，把我的想法向大姐说了。后来谭科长调到安东筹建海军学校去了。建立海校是为新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打基础。谭科长离开了沈阳这件事就此结束了。

半年后，大姐来信叫我去沈阳工作。她说沈阳是新解放的城市，需要骨干，不要总在妈妈的翅膀下，应该飞出来独立成长，发展自己。我动了心，也是因为业务科新来的张科长对我那种过份的关心和帮助促使我下决心去沈阳。

顾本莲送我，彼此恋恋不舍，我告诉她我还会回哈尔滨的，因为我妈还在这儿。火车一声长啸把我带离了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