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怎么重新加入“组织”的？

博客

2017-01-11 00:01

“文革小报”寻根又一篇。

还在不间断的读“小报”，不过寻根系列有一阵没写了，直到此刻。

上周末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短讯”：

（取自1967年夏，北京的“财贸红旗”）

说的是在文革高峰期，河北这个“北戴河海滨人民公社草厂大队”的“全体社员”把刘少奇从“组织”里踢出去的故事。

文革的过程，许多惨痛的经历。那之外，更多的是荒谬。这个“开除”是诸多荒谬中的一个随机荒谬，并不“额外”的“吸引人”。但是……

贴出来后，咱城的一位好友给出了相关的事件记录，1967年前面那个1958年的“入伙”故事。有了“来龙去脉”，有细节的荒谬就不是随机荒谬了，给朋友们侃一个。

前面那个1958年的事件，刘少奇刘大人当然没能亲口讲，他被太祖在1969年给关死了。58年的事儿，只能以他人的描述为据，比如这个1980年5月15日由“张汝林、郑晓天”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帖子：

“他是咱们社里人”

张汝林 郑晓天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是个既晴朗又炎热的日子。下午两点左右，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草厂大队的干部社员们，正在大队门前纳凉休息时，忽然，看到有人从中直休养所向这里走来。这是谁呢？走近了，人们高兴得几乎喊起来：刘少奇同志来啦！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杨少洲快步迎了过来，双手攥着少奇同志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随后，其他在场的人也纷纷涌上前，争着同他握手，请他进屋休息。少奇同志笑着说他不休息啦，他是到合作社来参加劳动的。杨少洲等大队干部陪同他穿过村庄，跨过溪水，来到了座落在村西山膀上小口湾的白薯地。他立刻脱去上衣，蹲下来和社员们一起动手翻薯秧。他一面干活，一面和群众打招呼，问这问那，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社员们看到他鬓边淌着汗水，几次催他休息，他却总是向大家解释说：“对我来说，干点体力活就是最好的休息。”直到大家都休息了，他才跟随大伙一块坐在地边，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他仔细地向干部社员询问生产状况和生活状况。听了回答以后，他谦逊地建议说：是不是可以修一座小水库，再搞一个水塔，把水引上山，让水浇地面积扩大？是不是可以发展一些林果，让社员吃一些，再卖一些？……社员们听着他的话，心头象掠过阵阵清风：少奇同志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

下午五点左右，他从田野向村里走去时，路过社员蔡秀兰家。他大步走进屋子，见到了蔡秀兰年迈的母亲。他亲切地问老人“身体好”，拉着老人的手和她絮絮地谈家常；又来到院子里，高兴地同社员们在葫芦架下合影留念。接着，又访问了大队支委侯振庭家。

来到大队办公室以后，少奇同志一边休息，一边同社员们聊天。他说：“你们入社，我挺羡慕，也想入社！”话音刚落，屋子里立刻爆发出一阵掌声和笑声。杨少洲代表干部群众向他表示：草厂大队非常欢迎！同行的王光美同志也表示要入社，屋子里立刻又响起一阵欢声笑语。少奇同志说：“那好，我们全家一起入社吧！不过，你们入社有牲畜、土地，我没有。我家有一台收音机，作为入社股金吧，回京后给你们捎来。”他望望周围那一张张笑脸，接着说：“往后，我如果没有工夫，就让孩子们每年暑假来社里劳动。”这以后一连几年，少奇同志的几个孩子暑假都到这里来干活，同乡下孩子没什么两样。少奇同志又问社员一天劳动几小时，口粮和副食情况怎样，问得可细了。人们同他谈啊拉啊，真有一肚子说不完的知心话！

这年秋天，草厂大队获得了丰收。望着满场黄澄澄的五谷，遍野累累的果实，社员们又想起秋前入社的社员一家。该怎样让他们分享这丰收的喜悦呢？经过干部社员反复讨论，决定派杨少洲带上一些花生米和苹果到北京去汇报。

杨少洲来到少奇同志家里，一进会客室，少奇同志就迎了上来，一把拉住杨少洲的手，向他问好。他见杨少洲神情有点紧张，连连说：“随便谈吧！随便谈吧！”杨少洲拘谨地说：“我向您汇报来啦！”少奇同志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故意幽默地说：“我是你们的社员，怎么好说向我汇报呢？”一句话，把杨少洲说乐了。杨少洲把花生米和苹果递过来，少奇同志埋怨他不该带东西，不愿收。这时，杨少洲也打趣说：“你们是我们大队的社员，这是应得的一份啊！”少奇同志想了想，对王光美说：“好，以后开会时，送给同志们吃吧！”他还问草厂大队的粮食亩产多少，杨少洲作了回答。当时社会上已刮起浮夸风，他听了以后，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说实话，不要说谎话，因为来自基层的一句假话，我们往往十次也查不清楚。”

叙谈了一阵，少奇同志有事不得不先走了。他请王光美同志好好招待他……

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但是那些往事，至今草厂大队的人还记得很清楚。提起刘少奇同志，他们总是激动地说：“他是咱们社里人啊！”

好了，不少“信息”，不过只有两个来源，“财贸红旗”与“人民日报”。两个都不是世界上最靠谱的传送系统，但都说有一件事儿发生过，就是刘少奇刘大人在1958年8月30日去河北省北戴河左近“海滨人民公社草厂大队”访问过。此事应该是真的。除了1958年8月30日，还有另两个时间点，1967年的夏前与1980年春前。咱们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串一串。

1958年8月30日，其实是咱国历史上的一个“有记号”的日子，“咱党政治局”才在北戴河开完一个“扩大会议”，并有一个关乎国人命运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来饿死的1-30,000,000人，此会有开路作用）。在1958年8月30日那一天，刘大人是以太祖一号大将，忠实的太祖粉身份去“草厂大队”帮太祖“干革命”推销人民公社。所以“财贸红旗”说刘大人“趁在北戴河避暑之机”，明显不是事实而是为“革命需要”编的故事。当时给刘大人一个公社的“股份”，其实是给太祖的面子，而在1967年把“股份” 收回，是通过打击刘大人而隔击太祖爷，革命水平欠缺，拍太祖拍的错位。

说到这个“打击”，“全体社员一致通过”的开除，真的假的？如果你读了那篇“人民日报”1980年5月15日的帖子，1958年的“草厂大队人民“还是满喜欢刘大人的，“纷纷拥上前”，“一阵欢声笑语”，“真有一肚子说不完的知心话”。而且还有后来进京探访的杨少洲先生，已经是一来二去的朋友了，一下子就不要刘大人这位“名誉社员”了？当然，以文革中“革命人民”的热情，杨少洲杨先生有被胖揍的可能（刘大人的另一位“朋友”时传祥类的待遇），也许他自己已经不是“社员”了。可从1958到1967区区9年，全体社员都不喜欢刘大人了还是很令人震惊。

这就回到帖子的题目。在那篇1980年5月15日的帖子里，张汝林与郑晓天两位作者说“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但是那些往事，至今草厂大队的人还记得很清楚。提起刘少奇同志，他们总是激动地说：‘他是咱们社里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