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被土地财政绑架
《走适合自己的路》所谈的是长远规划，现在谈谈当前亟须要做的事。
改革三十年，国力强盛，人民的物质生活大幅提升，这是不争事实。但是，现今的一些问题值得担忧，大而概之：贫富差距巨大；政府公信度丧失；中央集权逐渐削弱；民众极度失望，民心几达沸点。
公平地说，三十年，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对意思形态的控制日趋放松，执政行为几乎达到“媚俗”的程度（凡互联网上披露的问题，如周久耕、逯军、邓玉娇事件，几乎都得到民众满意的解决。），翻开报纸，听听广播，看看电视，为民着想为民谋利之类的话铺天盖地，可仍挽不回威信急剧下降的颓势，反而是叫得越凶，丢得越多，毛泽东留下的“威信”遗产，差不多成为负数。
原因何在？
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人自欺欺人，把老百姓都当成傻子。老百姓是不是傻子？毛泽东最明白，他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他在执政期间始终把为人民服务放在第一位。老百姓最讲实惠，也最渴望得到尊重，他们并不满足于碗里有肉肤外有绣的物质享受，他们更在意别人把他们当不当人的精神感觉；他们不在意你说什么，而是睁着眼睛看你在干什么？
改革三十年，除去上世纪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八年时间普遍为人称道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处于为人诟病的状态下。根源何在？根源在改革一直为利益集团所控制、为右派所控制、为买办所控制，从根本上背叛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丧失了参与改革的权利，失去原有的社会福利，诸如公费医疗、形同免费的住房子女教育等，不仅如此，他们还得不到起码的尊重，因为劳动不再是一种高尚光荣的谋生手段，而是人生失败的代名词。人民在物质和精神双丧失的情况下怨声载道。有怨声是好事，说明心存希望，如果连怨声都没有，那才真的可怕，说明他们在磨刀。
有关房改、医改、教改方面的问题，许多人都做了精辟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言。我只想就此说一句：在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上述三改全部失败的情况下，再奢谈任何改革都是可耻的、卑鄙的和别有用心的。说他们卑鄙可耻，是应为他们贪得无厌，拿了太多不该拿的；说他们别有用心，是因为他们有人和境外反华势力沆瀣一气，甚至拿着它们的津贴，故意怂恿撺掇沿着目前的路继续走下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掌管改革的舆论导向和决策人物都知道这三项改革的结果是什么，老百姓说“房改就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就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把你提前送终。”只说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有人因此发了横财，老百姓被掏空、逼疯、送终，反映的是一个现实：钱财流失了。流到哪里去了？流到贪官的口袋、地产商的腰包、黑心医生的钱囊、无良教授的存折里面去了，进而又流到国外的银行账户上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再谈改革，老百姓现在听说改革二字，心里都打颤。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改革的权力握在当权的和寄附在他们身上的寄生虫手里，难道他们会把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不成？
现在是坐下来反思改革的得与失的时候了。反思应当探根求源，找出当今影响全局的结症，然后对症下药，将毒素排出体外，以求获得一个健康的躯体来应对外界的挑战。现在的所谓盛世，实际是一个虚胖子，在民族之林的擂台上，经不住他人的拳脚，看看我们在南海、黄海、东海的所作所为，除去口头抗议连个手指头都不敢伸，哪里有丁点大国气势。
我认为当今社会的结症是：地方被土地财政绑架；中央被经济全球化绑架；反腐被派系利益绑架；各类精英的良心被金钱绑架。其它的一切症候，诸如腐败、软弱、黑社会、官民矛盾、嫖娼卖淫，贩毒吸毒等等，皆因这四个结症而起，治愈了这四个结症，其它的社会症状将不治而愈，中华民族将重新获得一个健壮的体魄。
现在谈第一个问题，地方政府被土地财政绑架。
房地产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
房价为什么会高得令人乍舌？这个问题出现了多种答案。这不是多项选择题，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地方政府希望它高。因为房价高是地价高推上去的，高房价又反过来促进高地价，如此循环，弄成了今天这个地步。
地方政府为什么喜欢高房价？这是因为地方政府需要钱，他们要给公务员发工资，要笼络人心（媚俗），要搞政绩工程，这是一个超出地方财政能力的大负担。有人会问，可以理解政绩工程很费钱，但不理解公务员的工资和媚俗怎么会成为财政大负担，进而影响房价的上升，在人们的印象里，建国几十年，公务员的工资并不是突出的问题，有关“媚俗”我们不清楚，当官的为什么要媚俗？
说一个亲身见证过的事例。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地级市，1997年国家决定给公务员加薪，国家财政拨了部分首批款，以后全由地方自行解决，也就是说国务院有关加工资是空头支票，财源得自己去找。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在公务员第一次加薪后，由于市财政困难，而公务员的工资总额超出市财政的支付能力，机关工作人员拿不到全薪（大约只有标准的七成），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很长时间。后来从发达地区调来一个新市长，他把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原封不动地搬来——扒房子卖地。这正是原来的地委书记不愿干也不敢干的，为了卖地，去扒老百姓的房子，怎么说也属缺德。新市长先从市中心开始拆迁（因为市中心的地好卖），弄得怨声载道，火药味十足，几乎到了爆炸的地步。伴随着新小区开发成功，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公务员发了全薪，还补发了几年的欠薪（都是用的卖地钱）；老百姓为了搬进新房，不得不掏尽腰包（当时的房价也就七八百一平米），补齐新旧房的差价（天哪！扒人家的平房或者新盖的二、三层楼房，还要交付几百块一平米的差价，才能搬进新盖的鸽子笼，这冤枉上哪去伸？）；银行也跟着沾了光，银行闲钱下降（不要付息），按揭量提高（收取高息），一反一正，挣得盆满钵满；也有一些老百姓实在交不起差价，只好吞血牙入肚，拿着数量少得可怜的旧房折旧款，去租房住。在这场扒房的角斗中，输赢反差强烈，赢者为：政府平白无故地发了财；地产商腰包鼓起来；银行摆脱了有钱不敢贷的困境（按揭有房产抵押，不愁收不回来）；新市长因此在官僚阶层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有人称他为救星。输家是老百姓，为了凑足差价，几十年的存款打水漂；搞按揭的人成为房奴；还有一些人因交不起差价，被人从原住地上赶出去。
后来，国务院又几次决定提高公务员工资，脚趾丫动动都会想出来那儿又发生了什么，用土地换钱成为解决诸如公务员工资、政绩工程、媚俗行为的最大财源，地方政府就这样彻底地被土地财政绑架了。现在，老城区已经扒光，卖地的交易正在向边远的郊区推进，地价涨得像潮水一样汹涌澎湃，房价也从七八百涨到了四五千。老百姓在这场扒房运动中极力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可哪能如愿，在集权专制面前，任何反抗都显得苍白无力，最后只能忍气吞声，坐视钱财被权力和资本两个强盗掠去。
那个地方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全国房地产开发的缩影。在圈地卖钱的浪潮前，一些人起先战战兢兢的试着做，良心的烤炙经不住金钱的诱惑，最终手脚都放开了，野蛮拆迁、暴力拆迁屡禁不止，被逼自焚的、跳楼的屡见不鲜，人不是被逼急了会自杀吗？可又有谁能体谅这些选择自杀为抗议方式的人当时的绝望心境。
神奇啊！指点一个地方，画一个圈就能变成钱，屡试不爽，比炼丹道士的点金术还要简单方便。这样一来，本是难题的公务员工资问题成为一件易事，需要钱的时候，划一块地皮卖给开发商钱就来了。紧接着，政绩工程的钱，“媚俗”的钱，也都有了出处，土地多着呢，城里卖完卖郊区，郊区卖完卖农村。土地财政就这样绑架了地方政府，它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随时都可以变成钱财，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发明，堪称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执政方略。
下面简单说一说执政行为的“媚俗”。地方官员的政绩也可分为软件和硬件两块，硬件是形象工程，搞几个人人看得见的华丽堂皇的大型建筑，即装点了门面又鼓了钱夹子，何乐而不为？软件是人心，要想马儿跑，必须喂好草料。只有让属下的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满意，属下才能尽吹捧之责，某人是“心系民众的好官”和“青天大老爷”之类的瞎话才能从他们的口中说出，尽管人人都明白此类吹捧纯属鬼话，可恰恰却是升官的必备材料，组织部来人考核，被考核的人只能吃补药不能吃泻药，这条言路一定得用媚俗的方法疏通；有的执政官为掩饰自己发大财的劣迹，也不得不对属下进行“贿赂”，来点小恩小惠，堵一堵嘴巴，销蚀其众口铄金的功效，于是，各式各样的补贴应运而生。各种资料表明，许多地方以“媚俗”为目的的各种暗中补贴，超出法定工资的本身数倍，以至于在词典上出现了“阳光工资”一词。工资之所以有“阳光”，是因为有人在阴暗的角落发补贴，为什么不敢光明磊落的发，就是因为发放者自己也觉得不合法，这实质是集体贪污，只不过用罚不责众的观念来掩饰。丑陋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居然连公务员的工资都不透明，执政为民的口号形同奢谈。
真不知道上一届政府在接二连三的提高公务员工资的问题上是如何考虑的，据说是为了高薪养廉。现在种种迹象表明看这是一项彻底失败的“媚俗”政策，廉没养成，反倒造就了遍地的贪官污吏，人的欲望如沟豁，填是填不平的，可有人异想天开，就是想拿有限的钱去填欲望之坑，我承认此公智商很高，“媚俗“了各级掌权人和拿笔杆子的人，因此在媒体上有关此公的舆论是一片赞扬之声。不仅如此，媚俗政策还产生了连锁反应，既然你可以用国家财政的钱讨好下属，我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因此出现上到国务院各部委下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对各自的属下发放隐形工资和各种补贴，国家审计局查出的许多国家单位违规支出，要么是贪污了，要么是发放了，人民的血汗就这样被执政者化公为私了。无从考察当时主导公务员数次加薪这一政策实施的人是出于什么心态，是精心策划以此来镕解前三十年的公平基础，还是志大才疏把治国看成是想当然？我希望属于后者，因为志大才疏是性格缺陷，而前者则是用老百姓血汗去收买人心的品质问题。
掌握权力的人不经过人民同意随意给自己加工资，不知廉耻也只能做到这份上了。如果他们仅仅是自己不要脸也就罢了，至多在历史上留个骂名，可偏偏给国家带来如此大的危害。房地产绑架地方政府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上面已简单阐述，再看看无休止的拆迁带来的恶果，仅房地产一项，我们消耗掉世界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钢材水泥，出产了上亿吨的建筑垃圾，有谁会想一想，资源消耗了还会再生么？上亿吨的垃圾污染和侵占了多大的国土面积？危害远远不止这些，大批贪官因土地审批发了横财，他们害怕日后遭到清算，于是就把钱财转移到国外，把妻子、子女送到国外，给国家名誉造成极坏的影响，给敌视中国的人攻击中国制造口实。更为恶劣的是，公务员经过几次加薪和行政官吏的媚俗行为，彻底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现在，一个熟练的技工月工资大约在800元到2000元之间（不包括垄断企业），而一个政府的科级干部年薪竟然能达到十几万甚至更多，他们之间的差距在十倍左右甚至更多。贫富差距造成了严重的官民矛盾，突发恶性事件日益增多，一个月薪一二千的人和一个月薪一二万的人万的人怎能够和谐共处？好事不是能凭空想出来的。
据说现在的空房率以达到百分之三十，有人说有几千万套。以现在的情况，这个数据怕没人能统计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空房率如此高，说明房子卖不动，房地产泡沫很快就会破灭，所谓的成交量可能是地产商和资本家制造的假象，诱导人们上当受骗。这就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地方财政将失去可靠的来源，与地方政府而言这差不多就是灭顶之灾。于是乎，精英们又出馊主意，大声疾呼征收房地产税：只要你住房子，就得掏钱给政府。这个主意太妙了，把这个堪称世界第一的财源挖掘出来，几乎可保万代江山无忧，他应当去斯德哥尔摩去领取若贝尔经济学奖。可我却冷眼相看，我认为以现在的环境，不宜征收房产税（我指的是每户必征的房产税）。在地产毒瘤还没有摘除的情况下，贸然开征此税，无异于癌细胞转移，后果显而易见。我更相信当今的领导不会听信这自掘坟墓的建言。
由此可见，房地产绑架地方政府的根源在于几次公务员加薪。
病因找到了，但摘除这个毒瘤却不会容易。增加工资容易，降工资几乎不可能，与执政集团而言，这无异于自废股肱（就像江湖上传说的自废武功一样），况且媚俗施政沿袭已久，谁也不会拿自己政治生命作赌注，轻易对此开刀。但是，几千万个公务员（包括一切吃皇粮的）工资，天文数字般的开销，是压在中华民族胸口的大石头，把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压得透不过气，这个石头不搬掉，随时能压垮任何一届政府，因此，这是对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我说解决此问题不容易，是站在执政者的角度上。如果退一步，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此问题解决又很容易，既然能不顾廉耻地用行政手段制造贫富差距，那么也可以用行政手段消除这个隐患。这个方法就是：冻结公务员工资五年（包括一切吃皇粮的）；在此期间大幅度调整产业工人工资，使之达到熟练工人工资和基层公务员持平，低级工程师工资和科级公务员持平，高级工程师的工资和处级、局级公务员工资持平。与此同时相应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工资，缩小其与退休公务员的差距。这个设想如能实现，绝对不会出现亿万人挤破了头往公务员系列钻的不正常现象，必然会出现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正常的人事流动，中国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也许有人说我这是痴心妄想愚人迂话，请君回想一下，毛泽东时代的工资结构不就是这样的吗？那时候，全国施行八类地区工资制，地区之间差别控制在20％以内；七、八级工人的工资和县太爷的工资持平，工程师的工资超出县太爷许多，行政24级（办事员级）和三、四级工的工资持平。毛泽东能行，后人为何反其道而行之？现在一些人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馑有谈虎变色之态，说当时饿死了那么多人真的很可怕。想过没有，在那样严峻的时刻为什么没出现社会动荡、没人揭竿造反？原因很简单，毛泽东治下的社会保持了起码的社会公正。
在用行政手段消除贫富差距的同时，国家将土地的使用权、划拨权全部收回中央，由国家直接控制。对市场需求的土地，国家以低价提供，并全程参与房屋价格的制定；严格打击囤积土地和炒房，对违规者不惜用重典；对二年以上的空房，予于低价收回或者没收。如此一来，房地产业必然回归到正常的市场轨道上来。这样做的长远好处是控制了基本农田的消耗，像我们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保证基本农田不被毁坏，应当是压倒一切政策。有人肯定会以不宜强行干预市场反对这些措施的施行。我认为土地是国家的，卖与不卖，卖给谁？国家有这个权利，不属于干预市场。囤积土地、闲置房屋直接危害像我们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利益，本属打击之列，不能有半点含糊。
由屡次公务员加薪引发的地产财政这个毒瘤必须要挖除，决不能让这个癌细胞转移，一旦转移了，受害的必然是贫民百姓，必然会把百姓逼上造反的路上去，会产生社会动荡，我们这个民族非但不能复兴，国土被帝国主义再次分解是必定的。这绝非危言耸听，但愿这不要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