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之路由每一个沉默的奴隶铺成
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晚清时期，西方流行一句很著名的话是：做19世纪的中国人简直是一种酷刑。因为那时正是皇权专制最登峰造极的时代。经历过二十世纪的过来人不禁苦笑：做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在受酷刑啊！在欧洲四处流浪的吉普赛民族也有句悲情千古的谚语：我死后请将我站立着埋葬，因为我已经跪着活完了一生。这句话用在从来都不知尊严为何物的中国人身上仍然恰如其分。蒋公介石上世纪对同胞曾有句入木三分的剖析：中国人并非不知道某党的罪恶，只是因为奴入骨髓，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是不会觉醒的。现在读来不禁为之高瞻远瞩、洞明深刻而拍案叫绝！在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哲学》时看到这么一句话：“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的状况里看到了自身的状况，他们充满悲痛而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状况的缩影。”我认为这尤其像是中国大陆人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生存状态的缩影。
近代以来当西方人致力于寻找真理时，我朝国民还废寝忘食地忙着寻找主子。当西方列强向慈禧施加压力，支持中国变法维新，千万义和团爱国贼们却站起来扶清灭洋，誓死保卫大清朝，大清国的统治者站在金銮殿上纵声大笑：“好一群奴才”！辫子留的太长了，便不愿意剪掉，马褂穿的太久了，便不愿意脱下，暗室里呆久了，便拒绝光明的来临，膝盖跪的太久了，便不愿堂堂正正地站立。汉人汪精卫刺杀异族侵略者满清摄政王，却被路过的汉人同胞告密，锒铛入狱，险些丧命。人民的奴性并非是与生俱来，而是数千年来当权者有系统、有组织、有目的、有预谋地、不厌其烦地执行的一项“抽骨”政策。强权欲奴民弱民必先愚民，愚民的第一要务则是抽掉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在谎言欺骗和暴力威压下，野猪被奴化成家猪。妄图把我们民族中最卓越的少数英雄豪杰赶尽杀绝，然后只剩一群一盘散沙、摇尾乞怜的顺民，以便于江山永固、传之万世。当权者把他自己的敌人故意宣传成被他绑架了的整个民族的敌人，用混淆视听的手段驱使大批的“爱国”猪猡们去充当炮灰，捍卫“国家和民族”，其实是保卫金銮殿里的那张龙椅。鲁迅说过一句话：“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但如鲁迅一样清醒的人毕竟太少，多数中国人甜蜜地、心甘情愿地、乐此不疲地、津津有味地做本族独夫暴君的奴隶。
当前中国的绝大部分人还是群氓、奴才、罪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何谓群氓？“群氓就是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群氓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丵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分自负、过份狂热。对群氓来说，在恐怖和兴奋、“万岁”与“打倒”的呼喊之间没有任何中庸之道。”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三十余年，但遗毒仍无处不在地弥漫在华夏大地上空，一大半人还拥有文革斗争思维，活在文革阴影里，这遗毒无色无味，但杀伤力极大，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人的心智，混淆人的是非观。流行于中华大地上的糟粕思想和有毒思维无时无处不在，比如强权崇拜和奴隶思维，只要中国人一日不摆脱其束缚，中国离文明自由的目标就越远。中国人还是一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何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同呼吸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由于中国人经过一甲子的刻意改造，一种由西方马列谬论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黑暗成分而成的“党文化”病毒，已经像基因一样植入中国人的思维里，根深蒂固，浑然不觉。所谓：久居茅厕，不闻其臭，自出生便浸泡在这充满毒素的环境里，所以对一切不正常的事物也习以为常，以为世界本即如此，对自身毒入骨髓了无察觉并顽固地自以为是。
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一位检察官曾迷惑地问希特勒的助手戈林：“你们少数纳粹党人，怎么会让所有德国人心甘情愿地跟着你们干坏事呢？”戈林说：“老百姓都是愚民，你只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只要跟着领袖就可以避免被害，他们就会放弃理智，迷信领袖，干任何事情都会认为理由充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大众在我手里就是随便玩弄的女人”。以连坐法威胁一切敢于反抗的志士，是纳粹专制政权控制人民最毒辣的手段之一。很多敢于反抗奴役的人都会无数次听到周围至亲至爱之人对自己的劝慰：“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的，要学着适应社会，社会不会去适应你的。”这种话就是精神被荼毒所表现出来的安于现状逆来顺受的奴性思维，当你听到这句话不需要反驳解释，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和一个人对话。很多人之所以愚蠢地做最无知的滑稽表演，是因为它们暂时没有途径接触到真相，可悲哀的是，你把真相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还百般狡辩顽冥不化，活脱脱一副吸精喝脓奴才相，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若听惯了谎言，便丧失接受真话的能力，适应谎言，便觉得真理逆耳，生于笼中之鸟，会斩钉截铁地认为飞翔是一种急需治疗的病。这再次证明了当局意识形态教育的成功。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写到一段话：“意识到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英雄；意识不到奴隶地位而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赞美奴隶生活并对和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看来，真理是具有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列宁嘲讽俄国人的话用在我国同胞身上同样适用。
近代以来，西洋文明远远领先于中国文明，东西方文明在屡次碰撞中，优劣自明，引起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反思中西文化、思想、性格、人种等方面的差异。其中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曾概括道：“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以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惭？”这就是当时缺乏信仰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即令受羞辱也要活下去，“像畜生一样地活下去！”我本人并不认同陈独秀、鲁迅、以及后来的柏杨把中国人的一些恶习归咎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我认为我们中国人懦弱、颓废、冷漠、麻木等缺点并非与生俱来、自古有之，而是数千年皇权制度奴役改造而成。当权者们非常希望民众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对他人所遭受的迫害不闻不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消灭人的良知和悲悯之心，只有如此，当权者才能随心所欲地收拾一切看不顺眼的人，而不用担心民众出于热情、道义、良知团结起来反抗。其实这招驭民之术欧洲统治者也懂，怪不得黑格尔说：“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
德国思想家耶林说过：为权利而斗争是每个人应尽的社会伦理责任。而我们中国人直到现在还不懂遵守规则、契约精神、权利意识、普世价值这些在西方是常识的基础文明。由于当权者故意不告诉你这样，导致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搞不懂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明白个人的抗争对于政治的影响作用。在他人权利受侵犯时漠然以视，在自己权利受侵犯时只能哭天抢地。对他人的灾难熟视无睹，在自己面临灾难时，也必然收获他人的冷漠表情。爱德蒙．伯克说：“邪恶获得胜利的唯一条件是善良人的保持沉默！”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社会转变的悲剧不是因为坏人的喧嚣，而是因为好人的过度沉默。”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回家途中听到一女人被强尖的救命声，为避免惹祸上身，对之置若罔闻，赶快回家。几个月后，他的女儿衣衫不整地踉跄回家向父亲哭诉被糟蹋的惨遇。面对罪恶，沉默即是帮凶，最终，必祸及自身。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一个叫马丁·尼默勒的德国牧师留下了沉痛的忏悔之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段经典的举世闻名的碑文，我姑且可以这样改编一下。现在受残酷压迫的工农当如此忏悔：“起初他们追杀三民主义者，我不是三民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抗日国军，我不是抗日国军，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知识分子，我不是知识分子，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进步学生，我不是进步学生，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冲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欧洲的犹太人为他们的冷漠付出了死亡六百万人的代价，中国的工人农民为自己的无知和冷漠付出了十亿人集体沦为最下层成为工作最劳累收入最微薄的贱民阶层的代价。
德国作家海涅说过：“焚书的地方，最后人也要被焚。”德国达濠集中营入口处也刻着的17世纪一位诗人的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灭口。”我高鹏飞告诫千千万万追求光明的同志们，请万万铭记：当在西单民主墙上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身陷囹圄时，你不阻止，下一个被捕的就是持不同政见者杜导斌；当海外民运之父王炳章博士被判无期徒刑时，你不发声，下一个被他们带走的就是创建独立中文笔会、发起08年宪章的刘晓波；当致信中央公开反对一党专政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泉被强行扣上铁铐判刑10年，你不愤怒，下一个就是牢笼中经受50余日酷刑折磨后又被秘密逮捕判刑的高智晟；当艾未未无助地被押上警车，你不声援，唐荆陵离抄家被捕的日子不远了；当文弱的梁海怡在万人围观下被特务架走，你不奔走呼号，终有一日你会感到铁窗下你的身影是那么那么的孤独。
导致中国目前悲剧的因素，不仅仅是这个不公平制度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野蛮残酷，还有人民的怯懦退缩。当他人遭受厄运时你仍然沉默不语、逆来顺受，厄运降临到你的头上时你将独自承受。没有人民普遍的忍辱偷生、怕死苟安，他们就断不敢如此嚣张狂妄、肆意妄为。没有知识分子集体哑然、明哲保身的犬儒态度，他们就不会如此随心所欲、丧尽天良、鱼肉苍生。真如恩格斯所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奴入骨髓的国民，也只佩拥有下流卑劣的政府。
自去年末以来，缅甸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姬了，越共又进一步向文明世界靠拢，尼泊儿选举了，柬埔寨民主了，突尼斯人民胜利了，埃及、约旦人民也走上街头了，也门、巴勒斯坦人民也站起来了，利比亚人民也用鲜血证明了他们不是孬种，大陆人民还在等，像戈多一样，在等待中迷失自己的方向，最终不知道在等什么。金字塔已倒下，万里长城却还在加高，北非的文明古国军民合力共争自由，而东方文明古国的百姓却满足于一顿年夜饭和4小时的洗脑节目——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有装睡的，有真睡的，有没醒的，有醒了撞不破铁屋的，有撞破铁屋逃出去的。我一直认为称大陆人民是奴隶是对奴隶的侮辱，因为奴隶尚懂得反抗，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奴隶并为此奴隶角色陶醉。听到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走出家门的埃及民众向另一个不愿出门的人说:Why don't you go out? You want to be a Chinese?(你为什么不出去？难道你想成为一个中国人吗？)这就是中华民族在几十年的蹂躏下在世界人民眼中真实的印象，这对于仍然像清末时一样盲目自大的大陆国民来说，绝对是不愿相信的。我有时甚至在想，大陆人民不是在装睡，而是他们真的睡着了，亦或是：从来就没彻底的醒来过。
中国人窝里斗的本领世界第一，总是难以团结，一言不合，便挥刀相向。举知识界的例子来说吧。先不说中国目前思想界存在左中右三派，就只看被左派污蔑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大致情况。境外知识分子与大陆知识分子存在非常大的矛盾，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知识分子也存在着很大矛盾，精英知识分子与草根知识分子同样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之间也是水火不容，而上述所谓知识分子还都是倾向于民主宪政的人士。如果中国人不能改变一盘散沙的德性，十几亿的国民将世世代代永远沦为极少数因利益而捆绑在一起的流氓强盗的奴隶。如果政府不开明，人民再不团结，“西朝鲜”的桂冠将被中国永远霸占。当一段残酷恐怖的岁月过去后，人们会惊讶：这样的国家竟然存在过？处在这段残酷恐怖岁月中的人们难道能做的仅仅是哀叹：“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吗？ (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