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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里戏外说家国 – 桃花扇

戏里戏外说家国 – 桃花扇

博客


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又添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


戏曲究竟关不关兴亡,是个问题。《赵氏孤儿》和《桃花扇》,都被誉为爱国主义戏曲作品,却又从来费思量。《赵氏孤儿》是一部以家抗国的戏。如果要说在“新国”里宣扬“抵抗国家”就是对“旧国”的爱,或者旧主也姓赵但凡言“存赵”就是爱旧主,倒也几分说得过去。《桃花扇》就更复杂,本戏的超级粉丝梁启超先生话说得很重:“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很像今天在网上骂别人汉奸者的言语,直欲堵住一切怀疑之口。不过,“兴亡”有多关“爱国”,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多少重叠,仍然是个问题。


国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结构,一种行政司法形式,和一种资源分配占有共同体,由来已久。但是传统上中国国家机器的最大得益者,士大夫阶层,对国家概念,态度总是躲躲闪闪的。好用一些近义词来代替,比如社稷,江山,朝廷,天下等等。反映了一种非常不情愿地被束缚在这种结构中的态度。社稷,无可奈何祖宗留下来的;江山,无意志不亡不灭;朝廷,存个念想可出可入能够选择;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总之我在这个国家中是身不由己,未必出乎本心。实在要忠于什么就找个君王吧,一对一咱们恩怨分明好算帐。所以用天下来代替国家,用君王来代替政府,是有潜意识基础的。


《桃花扇》写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避乱南京,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一见钟情。香君得知梳栊费用皆出于魏忠贤余孽阮大铖,其意在结纳方域,以求开脱恶名。香君义形于色,立即下妆却奁以还。大铖衔恨,乘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时,谣言方域为良玉内应。为避害, 方域往淮南投奔史可法, 为之参赞军务。甲申三月,李自成入京,崇祯自缢,奸臣马士英、阮大铖等即于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昏王奸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马士英、阮大铖又屡屡加害香君,香君不屈,守楼明志,血染桃花,廷筵骂座,入宫软禁。方域回到南京,被阮大铖捕获,也锒铛入狱。不久清兵南下,弘光、马、阮出逃。方域出狱,随道士张瑶星往栖霞山。香君趁乱出宫,也随人入山。侯李二人在祭坛相遇,张道士以国、家之言点醒他们,二人双双入道。


关于《赵氏孤儿》作者纪君祥,我们所知不多。除了几出戏外,我们只知道他住在元大都,有几个朋友是元朝汉人高官。孔尚任我们知道很多,他是在被康熙召到北京做官后,开始写作《桃花扇》的。也许他们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当朝官员?孔尚任在戏中严格遵守了清朝定下的官方基调:明亡于李自成,南明亡于马士英。后金是帮助明朝复仇的继任者。这给孔尚任的写作限定了框框。但《桃花扇》号称笔笔有来历,据说是很负责的历史剧。可是整部戏看下来,孔尚任是彻底传统的“权奸亡国论”,真心认定东林党人(或继承者复社)是忠臣,明亡于反对东林党的奸臣当道。这也是为什么康熙要了剧本去看完之后,什么都没说。一向热衷文字狱的清朝,也没有禁这部有民族倾向的戏。因为汉族官员有这种认识水平,对明亡国的原因作如此总结,清朝统治者们是乐于见到的。


《桃花扇》是一曲亡明的悲歌,更是东林党(复社)的挽歌。戏中东林党人都是正面形象,而判断“忠奸”不依行为,唯一标准,就是党派。奸臣就是:“这人原是魏党,真正小人,不必理他。。。”。东林党最擅长的就是“党争”,从北京争到南京,亡了大明亡南明。《桃花扇》里的所谓忠奸之争,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党争的继续。让我们跳出戏外看看,亡国的真正原因。如果说明亡于“党争”不够全面的话,说东林党亡国却不冤枉。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亡国的党,按东林党的政策和做法,在哪一国当政,哪一国必亡。


明朝亡国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财政瘫痪崩溃。国家的税收已经萎缩到了不能维系正常国家功能的地步。气候变迁,导致北方大面积灾荒,需要购运粮食救济;后金的崛起,增加了国防压力,需要修城池发兵饷。这都是雪上加霜。而国家没有钱,什么事都做不了。就在这个时候,东林党执政了。他们通过不死不休的残酷党争,终于赢得了“众正盈朝”,意思是所有重要岗位都被东林党把持了。他们的政策就是两条:第一就是禁锢皇权,皇帝除了讲“仁义”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要做;第二就是不许加税,尤其是不许增加工商税和开矿收税。


明朝的税收不足问题由来已久。张居正的税制改革在士大夫阶层的反对下失败了。皇帝想增加工商和矿业税收,受到官员们的集体抵制,只得派太监去做。东林党人煽动抗税风潮,把出来收税的太监打死了。东林党主要由出身于江南的士大夫们组成,他们家里或背后的支持人是江南的大地主兼大商人。这些人由于有功名在身,家里田亩都是免税的。增加工商税就触及到他们的经济利益了。在“家”和“国”之间作选择,东林党是绝不会含糊的,一分钱的税都不能缴。所以这个党,是典型的有家无国。明朝实亡于家和国的斗争。这个时代的士绅家族,集体抛弃了这个国家。


国家税收的恶化,也是这帮士大夫们造成的。到崇祯年间,江浙一带仅进士就有六百多家,更有数不清的举人。这些人不仅自己不缴税,还能庇护家族同乡。一个新进士一夜之间收到上万亩土地的投献是屡见不鲜的。东林党人的精神前辈,当年不声不响地瓦解了张居正的财税改革的前首辅徐阶,家中就有四十万亩田。大部分都是投献来逃税的。每多产生一个举人进士,国家就会损失成千上万亩的田赋。唯一可能增加的来源就是原来近于无(三十税一)的工商税,可偏偏这些人家又都是大商人,有人家有几千台织机(所谓东南资本主义萌芽),有人家在矿山海运中有股份。所以这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为了家族的利益,这些大户人家资助族中子弟去争取功名免税,又资助党争去把握朝廷防止加税。东林党作为子弟和代言人,不负背后家族的期望。什么灾荒流民,什么外族入侵,只要皇帝你讲仁义修仁政,一切都不是问题,只要不让我家缴税。当皇帝要赈灾要发饷时,户部尚书可以理直气壮地反过来向皇帝要钱:做什么事,拿你皇帝的私房钱出来,反正我国库里无钱。实在要加税也不能加工商税,只能加田赋(反正我家是免缴的)。导致小农户的破产。他们成功了,逼得灾民流寇,逼得士兵哗变,逼得皇帝上吊。


中国的党争最坚决最彻底的,要数东林党,比今天的共产党在斗争的坚定性上还要强。南明建都南京,算是进入了东林的地盘,更是斗得你死我活。就是在《桃花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复社的成员在国破家亡临头之际,心里依然只有党争的蛮横。东林党成员后来多先降大顺,后投大清。史可法算是有骨气的,但实在没有能力。总督扬州兼兵部尚书,坐镇江北一年多,手下十几万军队。结果敌军尚未到,自己先把江淮防线搞崩溃了。只有一些家人部曲跟着他守城一天。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不枉他自称是南明的“亡国罪臣”。被东林诬为亡国奸臣的马士英,倒是一直坚持抗清,最后被清军捕杀,剥皮充草。戏中却编造他被雷劈死,党人意气,直盖过国家民族大节。《桃花扇》对那段历史如此描写,大力吹捧亡国之党东林,效果正是清帝康熙求之不得的。


孔尚任是个文学家,还是儒家的正统传人,自然不能指望他能懂得治国之道。不过,那个年代,即使是较为杰出的思想家,也跳不出这种“忠奸”思维的框框。亡国后,复社成员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单看起来言之灼灼,如果放到明朝灭亡的背景下,联系东林党和复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经历,就可以理解,这里所谓的“天下”和“国家”之辩,实际上是在为东林党以及整个士大夫阶层的亡国责任作辩护和开脱。意思是:什么国不国的,其实我们根本没放在心上,我们关心的只是“仁义”。


经历明亡,士大夫阶层或精英们,依然不愿意承担甚至承认他们对国家有多少责任。他们有一种自信,就是不管怎么改朝换代,什么异族统治者,治理国家都要靠我们。所以只要家在,国真的不重要。《入道》一出中,孔尚任借张瑶星道土的口说:“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清根,割它不断么!”这就是士大夫们对待国家的虚无态度。知识分子的风骨的确不还如妓女。亡国后李香君归隐,她的情人,复社骨干侯方域剃发留辫出来考科举。香君的姐妹柳如是愿意殉国,她的老公,东林领袖钱谦益嫌“水太凉”。


秦淮无语话斜阳, 家家临水应红妆。春风不知玉颜改, 依旧欢歌绕画舫。谁来叹兴亡


谁来叹兴亡?当然是文人。中国的文人叹兴亡上了瘾,成了一种恶趣。就像这把桃花扇,别人的血溅在扇子上,他来添枝加叶画成桃花。


(画完介)(净看喜介)妙妙!竟是几笔折枝桃花。(末大笑指介)真乃桃花扇也


一次次地亡国,一次次地流同胞的血,真有这么好笑吗?鲁迅先生对此如是评价: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论睁了眼看》)。


就戏论戏的到此就该结束了。但想简单交待一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待国家态度的转变。


在古代,“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我们可以看到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两个字。到近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国家终于走到了正面来了。林则徐是个先行者,因为他有眼光,比别人先看到了一个“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这就是中国开始从一个一国独大的封闭环境,进入世界,卷进列强纷争之中了。在世界舞台上,国家,只有国家,才会是正角。


林则徐的努力未能挡住帝国主义的舰队。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说是“各半”,其实是“两重”。弱国之民,除了被自己国家压迫,还要再被其它强国剥削。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中国的平民,原来对国家是冷漠和疏远的。管你是什么国,总得要有人种地。天生我种一份地,纳一份粮。但是现在,同样种一份地,要纳两份粮。伺候了官大人,还要伺候洋大人。这比任何改朝换代都要痛苦得多。平民们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强大原来是如此重要。义和团就是一次试图能选择一个国家,摆脱双重压迫的自发运动。


中国的精英阶层,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原来他们是如此地自信,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治理国家,管理民众,都离不开他们。因为他们手中有文化,有高级的文明教化,凌驾于任何国家之上。但是这份自信,在外来西方文明面前开始瓦解。他们能感觉到那个入侵的文明,似乎在治理国家方面,更强大,更有效。没多少人愿意承认是文明的虚弱,宁愿认为是国家虚弱拖累了文明。精英们开始迷惘到底是文明造就国家,还是国家造就文明。但是无论如何,国家看来还是重要的。不管是为了证明文明,还是挽救文明,让我们开始“强国”吧!


中国现代的“强国梦”,甚至基本的“国家意识”,是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出来的。曾经一直是个梦,到底要做什么,谁来做,一直在争吵不休。尽管梁启超已经对顾炎武的“天下”和“国家”之辩很不舒服,喋喋不休论证好多,却总不愿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情急之下,知识分子们把这句话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接改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才标志着精英阶层的一次彻底转变:现在国家优先于其它。


从伶人在舞台上的表演也能管窥几分。周信芳的代表作是《徐策跑城》,是一出“有家无国”的戏。不管我是不是犯了国法,你国家敢动我家的人,我立马就要“紫禁城杀一个乱纷纷”。但是,当日军的炸弹落在闸北时,偌大的上海,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舞台了。他马上排演了《明末遗恨》。其中《杀宫》一出,当崇祯自杀前拔剑砍向公主时,公主问“孩儿何罪?”周信芳扮演的崇祯回答:“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桩大罪!”这是周信芳现改的。原来剧本中崇祯的台词是:“儿呀,你是无罪,怎奈你生在这帝王之,你就大大的有了罪了!”这又是一个从“”到“”的转变,反映了在平民中的国家意识的觉醒,并不晚于知识精英。


中国,作为中国人的国,有一份原罪。作为一个国家,能被它的国民所认同,能被它的精英所重视,似乎要感谢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感谢日本人的野蛮暴行。否则,它到底是个国,还是个“天下”,都身份不清。不过,与中国的历史长河相比,这百来年只是弹指一挥之间。将来有一日,当列强的坚船利炮远离了海岸线,当“百年积弱”已成为历史背影,在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文化里,在一群癖好诗赋“叹兴亡”的人群中,这个异己力量,会不会淡出视野,再次化作“桃花扇底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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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FarewellDonkey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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