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问题实质奥巴马竟一问三不知

歧视黑人难以捉摸却无处不在，奥巴马也没有什么高见，他处理是畏首畏尾，因为他自己走不出这个陷阱。为什么，既有白人的自我陶醉，白人至上，也有黑人自暴自弃，还有黑人那种疑神疑鬼的心态，所以蔑黑几乎永远也不可能消除。黑人输在起跑线的假说也充斥市场，不过整体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和政治地位，还是蛮重要的。

我上篇提到美国到了至暗时刻，基本上反映了一个真实的现象，不是牵强附会，也不是胡说八道。其原因是现在不仅美国人思维混乱，秩序紊乱，全世界和中国差不多一个样，都是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人们把香港，六四，美国黑人抗议游行，美国总统强烈地干预(连中共对付香港那点耐心都没有)。把美国搞成了浆糊，煮熟了一锅粥。真的是左右混淆，黑白颠倒。才有反六四镇压，也反美国镇压。有些人既反对中共，又不喜欢川普。

根据网络理论家Beatrice Phi的文章，我来分析黑人和种族问题实质。

12年前美国选择了黑人总统，约翰·麦凯恩2008竞选失利，在祝贺奥巴马时说道“我们社会不公正的时代也许一去不复返了。”当时大家都希望他的预测是对的，结果事情发展恰恰是事与愿违，历史出现了反复，与原来的初衷背道而驰。尽管过去一百年来种族歧视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不幸的是，我们的第一任黑人总统并没有成为进步的指标，甚至有些倒退，许多人在他就职于美国最高行政办公室后就一直希望歧视方面取得进步。达伦·威尔逊（Darren Wilson）在弗格森（Ferguson）开枪的枪声，和最近埃里克·加纳（Garner）和乔治·弗洛伊德含糊的“我无法呼吸”的悲惨呻吟声是最好的说明。

当时为了回应那些对进步感到愤世嫉俗的美国人，无论警察暴行如何严重，奥巴马不敢铁腕治国，一直不敢大力发声。他提倡拟订新的政策来解决“种族偏见问题”。但是，种族偏见在执法中的持续存在是修订立法之外的一个问题，不可能靠立法得到解决。训练警察是不可能解决白人心里对黑人的歧视。

德里克·肖文的膝盖压到乔治·弗洛伊德脖子上的黑色仇恨，早于写进了每部刑法，每项法律和每一项法院裁决的案例中，是普通人也不齿的恶劣行为。但是，在美国人中对黑人的充分而完全的普遍到了极点的蔑视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可见不可闻的东西，一致极致的邪恶。它总是超越不了美国政府面对其奴隶制暴力基础这一事实的局限性，是一种历史性的东西，承不承认没用。法律只是在反映民主被认为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因此，对警察的不当行为给予宽大处理，这并不是在立法上不够充分，而是公民社会历史上使种族主义得以实现的反映，是一种和事佬现象，当官的包括法官都有大事化小的倾向而已。

美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灌输了关于黑人不好的概念，他们好吃懒做，是享受福利的超级阶层，总是犯罪策划或参与者，而这种潜在的仇恨总是最终成为触发黑人生活从未有过的对抗的诱因。百分之百的黑人几乎都有被警察追踪的待遇。当然，并非只有来自警察种族歧视，在美国任何场合黑人都不受待见，咱们华人也是推波助澜，歧视从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奥巴马在马丁死后不断施行了改革，结果与希望大相径庭。2010年以来，明尼阿波利斯市已拨款数十万美元用于警官的种族敏感性培训。计划致力于通过对警官进行公民权利，社区参与以及种族偏见的教育，以提高执法人员与有色人种之间的互动，正如奥巴马建议的那样，在贾马尔·克拉克和菲兰多·卡斯蒂利亚2015年和2016年遭到枪击杀害之后，希望政策改革改变这些历史问题是不现时的，可以说没有任何改变，是变本加厉。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此前一直探索如何解决警察内部潜意识偏见的新方法，但他们已经三次失败，乔治·弗洛伊德是当地政府实验的最新受害者。

好心无好报，好计划尚无实质性证据表明警察确实在克服“无意识的种族主义”，警官心目中的种族主义无法在一夜之间通过研讨会改头换面。根本的转变将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关于种族的反复讨论，还有黑人的多次运动，最终使白人至上消失。黑人活动是充分必要条件，希望对此反感的人予以理解。 

其实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城市，对种族歧视一贯持负面态度，2017年成功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的雅各布·弗雷就是民主党人士，他承诺确保不会再发生贾马尔·克拉克和菲兰多·卡斯蒂利亚的事。但他最近也不得不部署国民警卫队，还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压制内乱，再次误伤黑人民众。

亨内平县地方检察官迈克·弗里曼也是民主党人，他曾经向他的黑人选民许下了他无法兑现的承诺；起初以不严厉的罪名指控肖文，后来才在群众示威压力下增加肖文罪行，起诉参与谋杀的其他三名警官。尽管明尼阿波利斯拥有美国改革意识最强的政府之一，但政客执行政策仍然不是那么靠谱。

奥巴马和他最亲密的两个朋友，乔·拜登，比尔·克林顿，协助通过1994年的犯罪法案将死刑扩大到数十种罪行，使墨西哥边境军事化，取消了佩尔·格兰特的囚犯教育，向警察部门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最近竞选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加利福尼亚州自称为“进步检察官”，也拒绝支持全州范围内有关对警官使用强制性尸体摄像头的立法，实施了威胁起诉逃学儿童父母的法律，并嘲笑准大麻合法化。

特雷冯·马丁死去八年后，巴拉克·奥巴马仍然没有新的办法，他最近的提议再次完全错误，只能是暂停一下对黑人的恶行。前总统的建议也许是正确的扭转对毒品的看法(美国人现在吸毒实在普遍)，将纳税人的钱从执法部门转移到社会服务部门，以及重新制定使监狱的管理。美国白人在内的大歧视在黑人社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公民社会也对监狱，牢房和警察采取了太多宽恕。

毫无疑问，美国警官以及据称他们使人民安全的做法是中世纪的。黑人在街上的被杀害令人不禁想起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美国南方的私刑时代。乔治·弗洛伊德的死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姗姗来迟的觉醒，即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失败，而是设计的缺陷，来源于奴隶制的原始罪恶：警官和监狱看管员来自奴隶巡逻和种植园监督员。相反，我们的公民仍然生活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aidiya Hartman所说的“奴隶制的来世”中，当特雷冯·马丁死于我们的第一任黑人总统时，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不足为奇，不过人们应该觉醒。黑人和种族矛盾根深蒂固，一时半会是解决不了的。相信黑人的运动吧，他们不断争取获得权益的同时，意识上的歧视也许有朝一日可以好转。

这样理解咱们现在这场此起彼伏，汹涌澎湃，席卷全球的大革命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有一点儿道理，它必定要改变美国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地位，决定大选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