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流走的岁月
那些流走的岁月
从我有记忆以来，大部分人都清衣素食，虽不至家徒四壁，却总归是清寒简约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家最大的财产除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父母的手表和收音机以外，估计就是靠着后墙根儿横放着的一只躺柜了。缝纫机都是晚些年才添置的。所谓躺柜，顾名思义就是躺着的柜子，体态形状也名副其实。一般放在房子后墙壁的正中央。躺柜也是用来衡量一户人家家底的参照物，殷实人家的躺柜用的都是上等好木料，厚实沉重，几个大后生也搬不动。而在更早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躺柜是富裕人家女儿出嫁时最贵重的陪嫁。据母亲回忆外祖母在世时经常念叨引以自豪的就是她的陪嫁是一只榆木大躺柜。
近日与母亲通电话时，特意询问了我们家躺柜的年龄。时至今日，母亲依旧记得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季。榆木是由当初的市木材公司批发的木材，由市里唯一的一家木作社打制而成，花了大概不到四十元。那几乎是母亲一个月的工资。躺柜上下前后两个侧面一共六个面都是一寸厚的榆木，躺柜的结实和厚重可想而知。颜色是庄重不张扬的暗红色。擦拭躺柜的抹布是母亲特制的。母亲记得用一块褐色灯芯绒的边角料缝了一个八寸见方的口袋，平布的一面向外，有绒条的一面朝里，里面包着核桃仁。核桃仁的油慢慢地往外渗透，母亲用这块抹布把躺柜擦拭的锃亮明快光鉴照人。记得母亲不在家时，我们跳到躺柜上玩，躺柜上面被踩下无数个脚印。约莫着母亲要下班了，我们赶紧拿出特制抹布再把躺柜擦拭干净。躺柜稳稳地立在后墙，异常结实，在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跳跃后，依旧巍然不动。躺柜也是一个具有多功能用途的家具，出了日常的衣柜功能，外加孩子们的蹦蹦床，还兼有床铺的功用。记得有一次伯父从大同回老家途径我们城市，母亲将躺柜上面的所有物品移走，铺上褥子俨然就是一张大床了。从此我们总是央求母亲晚间要在躺柜上睡觉，却不被允许，理由是柜子太高，一旦掉下来太危险。于是，我们便在白天把褥子铺上去，过一把躺柜上睡觉的瘾。
躺柜上方的墙壁上总是挂一幅最漂亮最亮眼的年画，从头年的大年三十一直挂到来年的大年三十。年画旁边挂着几个镜框，里面排列着家庭合影和我们从小至大的照片。有一张大镜框里依次摆着我、妹妹、弟弟和小妹放大的照片，照片里的我们分别都是半岁到一岁之间的年龄，摇摇晃晃地坐在椅子上，瞪着一双双明亮朦胧的大眼睛。柜子上唯一的电器是一架砖头式的收音机，最初父亲用来听新闻，后来我们用来听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和《杨家将》。关于这架收音机，有一个故事，关于父亲也关于母亲的，为此母亲几乎埋怨了父亲一辈子。父母结婚后，慢慢积攒了一些钱，年轻的母亲想为自己添置一件灯芯绒外套，而父亲则梦寐以求一架短波收音机。最后还是买了收音机。那会儿灯芯绒刚刚时兴起来，暗红色的细条绒，妈妈特别喜欢。母亲总是笑呵呵地说着这个故事，最后再加上一句，结果你们爸爸喜欢收音机。年少的我们总是一听而过。现在想来当初母亲一定是乐意的，因为如果母亲坚持的话，父亲绝对不会一意孤行。怎曾想收音机后来却成了我们和母亲听书的工具。每当放学回家，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刘兰芳抑扬顿挫的说书声。父亲不喜欢听书，便总是笑着调侃母亲，原来灯芯绒外套也可以听书呢！母亲也总是笑着反驳，我是一时的让步换来此时的享受。母亲的智慧在此可见一斑。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一让风平浪静。彼时的忍让和包容，必定会有日后的丰盛回报。得与失、进与退、争与让，一念之间，却是一生之久。
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当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财产，就是上海生产的三五牌座钟。放在躺柜中央，年画的下方，也是父母攒了钱买来的。这个三五牌座钟有多么值钱呢? 话说唐山大地震那年,我是一名小学生。清晰地记得，那年九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听到高音喇叭里不停地说三点有重要广播，便猜想三点要地震。一个人自作主张居然把座钟从躺柜上搬进了院子当中的防震棚里。父母回来后既惊异又害怕，既夸我小小年纪懂事能干，又一个劲地说，幸亏没有中途掉落在地。
那些年里，我们一年一般在冬夏两季做两次衣服。冬天当然是过年时节了，新衣、新裤、新鞋、新袜，上下里外一崭新。那时候很少买成衣，城里只有两家国营裁缝铺。母亲总是预先花几尺布票买好布料，然后带着我们浩浩荡荡去裁缝铺裁剪衣服，过个十天半月，再带着我们去裁缝铺试穿新衣。记忆里只买过两次成衣。是母亲工作单位里的北京知青阿姨回京探亲时买的，面料都是灯芯绒。我有一件浅粉色和淡黄色的，妹妹是一件绿色和紫色的，弟弟有一件军绿色的。我的两件灯芯绒外套被无数的亲戚和同学借着穿过，或是参加婚礼或是表演节目。我在那家裁缝铺里还做过一件冬天的棉大衣，我们那里叫“棉猴儿”。
每年的夏初时分，大概是五月下旬或者六月上旬，母亲会为我们添置夏季的衣服，短裤、裙子、T恤衫，凉鞋。这些东西并不是每年都添置的，只有小了、破了，才会买新的。因为我是老大，所以总是有新衣穿，而妹妹就不那么幸运了，大部分时候只能穿我穿小穿旧了的衣服。好在母亲勤劳能干，即使旧衣也总是清洗的干净明快。
那些年里的衣服，布料单一基本都是棉布，花色品种也极其单调。年少的记忆里，总听母亲唠叨，去裁缝铺做衣服还是挺贵的，什么时候买一架缝纫机就好了，能省不少钱呢。况且大妞二妞是女孩子，买花布自己做裙子，剩下的布头还可以拼凑留作它用。我稚气地建议母亲，妈妈那你就买缝纫机吧！母亲看着我，怜爱地笑笑，妈妈正在攒钱呢。有一次我看见母亲在家里，从一个小皮箱的夹层里拿出一叠钱，一张一张地数着。告诉我这就是准备买缝纫机的钱。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去买呢？我问母亲。在等购物号呢！我和你爸爸已经在单位排上队了，下一次抓号时希望咱们家的运气好。懵懂中知道原来不仅要攒够钱，还要抓到号，才可以买一架缝纫机。那年冬天，北风呼啸，冻破石头的天气，估计是快过年的时节。一天放学回家，发现靠近躺柜的角落里，放着一架缝纫机。父亲在专心致志地阅读说明书，并不时地在缝纫机上用一块旧布踩一踩。一连几个晚上，我们都睡醒一觉了，发现父亲母亲还在鼓捣缝纫机。昏黄的十五光的电灯下，母亲踩着缝纫机，父亲在一旁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状况，俩人并不时地压低声音说着话。那个画面一直深深地刻在记忆里。最近与母亲聊天时，母亲还记得缝纫机是由北京生产的燕牌，价格大概在一百三十元到一百四十元之间。
终于在一天的清晨，当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父母依旧在缝纫机前忙碌。原来他们一宿未眠。母亲手里扬着一条小裤子，是为三岁的弟弟缝制的。到了明年夏天，妈妈就可以为你们做裙子了。母亲骄傲地宣称。至今我依旧记得当年的情景，烧的正旺的火炉，暖和温暖的屋子，昏黄灯光下的缝纫机，母亲手里扬起的小裤子，还有她脸上成功后喜悦的笑脸，如一幅画一般，定格在流淌着的岁月时光之中。
到了第二年的夏季来临之前，母亲为我和妹妹缝制了漂亮的丝绸碎花裙子。我是一条浅粉色上面落满淡红色细碎花朵图案的裙子，如三月里绽放的桃花；妹妹是一件淡绿色布料上缀满深绿色小花的裙子，如绿色湖面上荡漾的微波。那条裙子我穿了很多年，从小学一直到初中。
到了八十年代，生活渐渐好起来。在我读中学时，父亲买了木料，请了木匠师傅在院子里打家具。木匠师傅是兄弟俩，哥哥叫范三，弟弟叫范四。除了讲好的工钱外，额外提供一顿午饭。范家兄弟在家里吃午饭的那些天里，母亲必定要多做几个菜，有荤有素。有时父亲还会和范家兄弟喝点烧酒。范家兄弟并不是每天都来。隔三岔五断断续续地做了很久，才最终把全部家具打完。大大小小一共六件，立柜、两个平柜、写字台和两只扣箱。家具的颜色从暗红色换成了流行的米黄色。记得立柜一侧有一块大镜子，我们经常在镜子前照来照去地臭美。近日与母亲聊起往事，母亲记得家具的木料是水曲柳，用母亲的话说 “纹路美观清晰，表面如黄色的缎子被面一样”。
往后的岁月，在忙忙碌碌中流走。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工作生活。曾经与先生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的大小家具店，最后在军博的地下家具城挑选了一套磨砂的深咖啡色家具。颜色雾蒙蒙的，不亮也不甚光滑，但是有一种清淡的雅气，简介的线条，模糊的纹路，很文艺的感觉。三件高柜，挂满了四季衣裙、长短大衣。一件长条柜子，上面放着一套索尼音响，里面装着很多光盘。一件小巧的电视柜，上面放电视，中间隔层放录像机，下面的柜子里放各种录像带。一件酒柜，里面摆放茶杯茶具和各类装饰品。记得那套索尼音响是在前门附近的国美电器商店买的，曾经骑着自行车无数次造访国美，最后终于挑选了这套看起来漂亮、音色优美、音质纯粹的黑色音响，价格大概是五千块钱左右。然后就是每天收听北京音乐台的节目，跑到五道口的商店去买光盘，那时的光盘很贵，一盘大概八十元左右。晚上或者周末时，我们坐在地毯上，打开音响，听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马友友的大提琴曲。虽然那套音响在这么多年以后不再发声，那些收藏的CD也早已不知去向。但是那些个夜晚，坐在地毯上听CD的往事却清晰如昨，历久而弥新。送你一张过去的CD，听听那些年里我们的爱情。岁月走过后，那些音乐和往事，变成河流般的回忆静静地流淌。
时光已经走过四十多年，我们家曾经最大的财产、犹如一张大床的躺柜被母亲请进了地下室，如它的名字一样，真正地躺着了，默默地注视着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三五牌座钟依旧在躺柜上，不离不弃。那架北京产的燕牌缝纫机静静地挨着躺柜，一如四十年前的相依相伴。八十年代打造的立柜、平柜、扣箱，母亲依旧储存着许多的旧时物件，包括我们儿时的衣物、被褥。母亲依旧把它们擦拭着干净锃亮。这些经历过岁月洗礼的物件们，如同一双双定格的目光，见证着我们从孩童走到中年的成长痕迹，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与沉浮。
刊登于《华文月刊》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