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病毒风暴中的世界和中国
新冠肺炎：病毒风暴中的世界和中国
古老历史中的小趣闻
新冠病毒在世界传播，大家心情沉重，尤其看到伊朗开始出现疫情，我心里更加担忧。因为去年写一个东西的缘故一直在读伊朗的历史，从最早的古波斯大帝国到二战后伊朗的美国大使馆事件和历时8年残酷的两伊战争。以今天伊朗被美国严厉制裁的情况下，疫情流行可能会很糟糕。古代伊朗的文明极为璀璨，为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古代伊朗和中国还有过一段很深的情谊。
大概来说伊朗一词源于雅利安；雅利安人是在五六千年以前最早生活在欧亚大草原上的印欧语部落共同体，后来印欧人开始分批向四面迁徙。其中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印欧人分别成为今天的“印度——伊朗”雅利安人。而波斯是古希腊人对古波斯帝国的称呼。古波斯的文明一直为西方和阿拉伯所羡慕，也一直与西方和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最早就是波希战争。第一次波希战争，今天大家知道的是著名的马拉松。马拉松战役是雅典人打的。第二次波希战争，就是被好莱坞吹嘘得离谱的三百斯巴达勇士的温泉关战役了。这些历史都是西方的叙述，从波斯人的视角讲述则完全不同了。不过，只从希罗多德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一些那时古希腊对于古波斯的奢华、富裕与文明是非常向往的。当年亚历山大对古老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倾心不已，在征服波斯之后，这个年轻人竟然马上戴上了波斯王的王冠，穿上了波斯人的白袍子，同时将过去的波斯人委以重任。波斯文明后来又深深影响了阿拉伯文化。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很长一段时间哈里发都是依靠波斯人治理国家，波斯的文化和对于享乐的精通也在阿拉伯帝国流行，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波斯伊朗也逐渐被伊斯兰化。现在，伊朗是伊斯兰两大教派中什叶派的中心。
唐朝与波斯的交往密切。波斯人享乐也深深影响了唐风。安史之乱时，既有安禄山、思明这样的胡人领头作乱，也有白孝德、哥舒翰这样的胡人带兵奋战平叛勤王。而且，哥舒翰还为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国家听起来简直成了他们这些胡人的了。
古波斯萨珊王朝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即拜火教。拜火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尼采非常崇拜此人，写过一本著名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拜火教后来传到中国，唐朝安禄山便是该教信徒，自称“光明之神”下凡，反叛时召集众多胡人教徒，后来自己做了皇帝，差点灭亡了伟大的唐朝。不过，在当上皇帝后不久，“光明之神”，300多斤的大胖子安禄山就，失明了。古代波斯（伊朗）与中国交往非常密切。唐初，时逢阿拉伯帝国崛起，危机中萨珊波斯三次遣使千里迢迢找到波斯人们最值得信赖的老朋友大唐求援。大唐那时也有一些今天伟大祖国的特色，坚持国际间的正义，并在联合国积极的以弃权维护国际间正义，（不得不说，咱中国人真是弃权的大师。）所以，每次大唐都以道路太远去不了啊为由拒绝出兵，但是我们坚决支持萨珊波斯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正当权力，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本着呼吁冲突双方和平共处的原则，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后来，波斯在对大唐的想念中灭亡了。
思念如果是真心的就是扯不断的。萨珊波斯的王子卑路斯一直还在想念着大唐，他后来千里迢迢一路辗转逃到了长安。这一方面证实了他对于大唐的思念是真心的，一方面也证实大唐说道路太远让人伤心。这个可怜的王子的名字意为：“胜利者”。当胜利者到来之后，唐高宗授之以右威卫大将军。卑路斯曾请在长安建立波斯胡寺，以为波斯人集会场所，位置在长安醴泉坊。这可是不是清真寺，而是拜火教寺。677年，卑路斯终于客死长安。其实，那时的大唐远比今天的中国在国际上强大，在西域和朝鲜半岛同时展开着战略性的进攻。然而，时逢阿拉伯帝国的大扩张时代，751年，阿拔斯王朝军队在中亚怛罗斯战役中击败唐朝将领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和中亚各族联军，成功夺取了中亚西部河间地区的控制权，与唐帝国隔葱岭相对。阿拉伯帝国正是在这场战役中获得了造纸术。（不过，关于这场战役阿拔斯王朝和唐王朝的记载非常不同。）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暴发。本来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征战中已经取得胜利，但后来随着西线的吃紧，只好放弃朝鲜半岛。
如果当时唐朝的战略重心专注于东北方向，收缩西线，吞并朝鲜半岛，之后中国的历史可能就非常不同了。当然，这些历史上的帝国都是随兴随衰，伟大的胜利很虚幻，但战争的伤痛和苦难却是真实的。然后，一切又都归入历史，往事成烟，只留下一个个故事而已，而故事里的主人公已经再也无缘知道。
现在得知中国医疗专家组已经抵达伊朗，世卫组织的救援物资也到了。看到这样的消息真高兴。祝愿他们尽快控制疫情吧。
歧视与维权
疾病不仅仅是疾病。今天新冠肺炎更是政治，但新冠肺炎不应该变成政治的工具。疾病的本质还是疾病。
比如，我们早期在防控疫情时犯有一些错误，但这是不是疫情传播世界的原因呢？根本不是。
这次疾病的本质是传染性疾病，由于今天世界联系的紧密，人员的高度流动性以及这种新病毒的传播特点，使得它必然会最终在世界范围流行。我们从来没有想让它输出世界，相反我们在防止它的外传过程中尽了极大的努力。疾病归根到底是疾病。对于流行病的歧视不仅仅是由于恐惧和无知，它属于人类的各种基于种族的偏见与歧视之一。
世卫组织和任何有知识有教养的人们都在疾病流行之际呼吁世界不要歧视，这是人类的进步。在这里我只想呼吁世界上的中国人：不要歧视中国，不要歧视中国人。即不要自我歧视。而面对歧视一定要依法合理的维权。
疾病就是疾病。
忌讳心理
考虑我们早期所犯错误的一个原因也在于没有把它当成一种疾病来科学客观的对待。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民族习俗的心理因素，即我们忌讳疾病不愿谈论它正视它。在内心深处总觉得疾病是不吉利的，会冲淡了节日吉祥的气氛。我们民间就有一种习俗，春节不去看病不谈论疾病。所以我一直说这场疾病以及我们所反犯的错误或失误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我在电视看到，总书记在疾病暴发后接见世卫来访官员时还说，这次的病毒是魔鬼。不知是否有所指，但就天然的病毒来说，病毒就是病毒。其实，就病毒本身来说，它非常有意思。（我将在《新冠肺炎：病毒趣闻趣事》中聊聊。）
然而，这也说明公共卫生学史和流行疾病史的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对于文化和民俗进行相关的研究。
从历史看今天
中国这次疫情的开始犯了错误。我在以前文章中认为就这次疫情而言，官员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无知。即医学知识，尤其是流行病学知识的无知。很多人不理解这个观点。其实，这次疫情中公众也同样普遍不了解现代医学。如今是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每个人只能了解非常狭小的一点点各自领域里的有限的知识。同时，这里还有群众的不理智、没有思考辨别的习惯、从众以及满足于臆想等等心理和思维的问题。
对于疾病的愚昧非常古老，让我们来看看欧洲在现代医学诞生前是如何抗拒瘟疫以及如何对待疾病的吧。
首先上场的是放血疗法。历史悠久且影响广泛。中医至今还在运用放血疗法，不过中医的放血量小，用针刺，即便有些中医放血量很大，可那与过去的欧医放血量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那时欧医是直接用刀把血管一割，我的天啊，也不知道会不会割动脉，有些绘画里血是以柱状喷出来的，然后用盆接着。当时，经常会把病人放血到失血性休克而丧生。直到十九世纪拜伦还是被放血致死呢。
相对放血，不洗澡就太小意思了。14世纪欧洲很多医生认为黑死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用热水洗澡会让毛孔张开，让空气里的黑死病进到身体，而长期不洗澡皮肤上积累的污垢能隔绝空气，防止黑死病。这有些像中医的风邪经过腠理入袭人体的说法，中国人今天还会把伤风上火挂在嘴边，而欧洲人当年对彼深信不疑。不过，想想衣冠华丽的法王路易十五常年不洗澡，只天天研究香水往身上使劲喷，也真够可以的了。中国人的大汗腺缺失，所以没有什么体味，可是法王不缺失啊。（关于那些趣闻可以参见我的科普与历史拙作《擦屁股和爱你的理由》。）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也是个猛男，不输于法王。他洗不洗澡我们不知道，但他主攻的是灌肠。在灌肠疗法中，查理使用了过量锑和石灰水，结果用力太猛一命呜呼了。欧洲的灌肠疗法是学习阿拉伯医学的结果，中世纪阿拉伯是文明的象征，当时的欧洲人通过阿拉伯医学了解了许多草药。（阿拉伯的草药也可能借鉴过中国的中药，那时阿拉伯与中国的交往密切。不过，中国也从西域引进过不少草药。唐朝李珣祖父就是波斯人，他中过秀才，对药学颇有研究，曾著《海药本草》，据现存佚文统计，全书收录药物124种，其中96种标注外国产地。安息香、诃梨勒出波斯，龙脑香出律因，金屑出大食国。）但他们在草药熬成的药汤里又加了会导致剧烈的头晕和呕吐的锑。
所以，中世纪灌肠时，经常是下面一边灌，上面一边吐，不，是上面一边哗哗的灌，下面一边嗷嗷的吐。这样的灌肠自己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在过去一百年里，汞、锑、砷、金、镭、鸦片、番木鳖碱、烟草、可卡因、酒、黏土等都曾被视为祛病神方。而中医攻邪的疗法也有汗、吐、下三法。当然，在灌肠方面，法王也不输于英王。法王路易十三一年曾灌肠二百多次，还研究出了大量的灌肠秘方。考虑到那时的灌肠和今天不是一个级别的，能这样一年灌二百多次非身体特别强壮才行。即便如此，那一年里可能路易忙于国家大事的时间也就不多了，光忙着打理个人事务了。而中国历史上服丹丧命的君王一点也不少。
人类曾经就是这样盲目，他们感觉这些事情都是对的，于是就相信，凭着感觉一直重复的做下去。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做的事情。
不过，中世纪意大利医学家詹蒂莱·达·福利尼奥的一个重大发现是祖母绿拥有强大的治愈力，吃下去百病全消。这也有些像今天中国人对玉、翡翠的想法。不过，祖母绿一般人不仅消化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吃不起啊。当然，吃人血人肉人骨治病的疗法在中国和西方都曾经非常流行。
在中世纪这些人类对抗疫情的疗法中，最感人的是欧洲的天主教的教士。
天主教会在黑死病疫情中，宣称黑死病的暴发是上帝的惩罚，只有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孽才会免于黑死病。当时数量众多的基督信徒对此深信不疑，1348年的德意志出现了一批被称为“鞭笞者兄弟会”的人，这些人赤裸上身，一边痛哭流涕的向上帝忏悔，一边用皮鞭和木棍使劲抽自己，一直抽打到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这样的行为引来无数人的效仿，后来意大利和其他地区也纷纷出现类似的兄弟会。
今天文学城里面对疫情，鞭笞自己的人已经没有了。
在疫情中，由于恐惧、无知和传闻，很容易流行谣言进而产生迫害妄想。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暴发后，就开始流行犹太人投毒导致黑死病的说法，于是欧洲多地出现了迫害犹太人浪潮，甚至造成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活活烧死的极端案例。
今天在文学城的许多单纯而轻信的人天天读不知真假的非常负面的新闻，就开始有人出现明显的迫害妄想的症状，他们非常担心以致任何大陆的新闻他们读到后马上想到人道迫害。他们相信在疫区的武汉正发生着大屠杀或者系统的人道迫害的惨剧。（这个现象日后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但他们不去想为什么习对武汉人这么仇恨？为什么单单要迫害武汉人呢？难道当年习近平年轻时在北京庆丰吃包子特别开心，而在武汉人开的九头鸟餐厅吃火锅时给的料分量不足？或者受到了武汉的服务生的歧视？就像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时心理被那几个高级知识分子刺激了一样吗？
（不过，今天关于这个病毒可能是人工制造的怀疑是否就是阴谋论或者迫害妄想呢？要具体分析，因为今天人工设计制造病毒武器的技术是完全成熟的，因此，我们需要的是研究这个怀疑。现在也有科学家在分析这个病毒。但是，如果是病毒武器，其实是很难和天然病毒相区别的。只有实验室用于实验的人工病毒才容易辨认。）
然而，中世纪黑死病暴发之后，欧洲很快迎来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欧洲社会开始了向现代文明的大转型，科技迅速进步发展，工业革命随后开始了，同时，欧洲人建立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当然，在这个向现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中无知和人类原始的野蛮的思想使欧洲人继续在为自己和其他地区的人们制造了巨大、浩繁的痛苦和灾难。由此可见，历史有助于更好理解今天中国改革过程中制造的灾难。
人类就是在灾难中走到今天的。减少灾难就需要反思，需要依靠理性和科学。
对比世界看待中国
我在抗击疫情之初感到这场疫情对中国可能意义重大，很早有网友对我质疑，认为我将疫情政治化。我回答说疫情就是政治。（当然，应该说疫情也是政治。）然而，始料未及，当疫情在中国被有力控制住时，却又在中国之外的世界迅速流行，并开始向中国回输。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又意外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场疾病，审视中国在这场抗击疫情过程中的工作，甚至重新审视我们的体制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从韩日疫情暴发的情况可以看出，当疾病在两国出现时已经是很晚的时候了，这时他们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疾病的基本的重要的特点，尤其从中国的情况他们也完全知道了它的危险、厉害与严重程度。这两个国家都有着西方的民主制度，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很高的国民素质，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控制病情造成疾病的暴发呢？这能不能说是韩日政府的失职或犯罪呢？我认为不能简单这么说。
不过，由此却也可以看出中国的体制上具有一些独特的优点，它们是西方民主体制所缺乏的。比如，武汉封城，当时专家预测上海的情况可能会非常糟，当时预计可能会有8万以上的人感染。上海做的非常好，只有数百人发病。而韩国疾病出现后确诊人数迅速上升至千人。这显然不能归咎于武汉早期的人为错误。
由此反观，如果当初武汉在1月初就开始公布真实疫情积极防控，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吗？现在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这样思考。这次疫情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2009年美国H1N1流感，美国发现和应对应该说及时，开始也是要严防死守，但最后没有守住。后来，根据中文维基，截至2010年三月中旬，美国疾控中心估计，共有5600万美国人感染，12,000人死于此次疫情。美国2010年的总人口数据是3.09亿，也就是美国总人口的接近20%最终受到了感染。
衡量病毒传播能力的一个指标，叫基本传染指数R0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of the infection)。这里引用一下维基的注解：the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sometimes called basic reproductive ratio, or incorrectly basic reproductive rate, and denoted R0, pronounced R nought or R zero）,应该读R零。
简单来说：如果R0大于1，传染病则会以指数方式暴发，这已经很厉害了，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的R0值在2-3之间，最终造成全世界10亿人感染，2500-4000万人死亡，当时全世界人口才17亿。这次新冠病毒传染性基本跟西班牙流感的传染性一致，R0在2-3之间。（但新冠病毒的感染者会有一些轻症患者根本没有就医，因此R0可能甚至高于西班牙流感。）所以，这个病毒的传播能力是惊人的。因此，如果新冠出现在美国，那么美国的应对到底能如何还是一个问题，现在看来有可能要比中国差呢。
这需要考虑，第一，流感非常容易确诊，基本上第一个病例就可以发现并上报。新冠病毒基本上不会首个病例即被发现，因为它的症状很轻，非常像一般感冒，有些病人可能根本不去就医就好了，就医的都被当成感冒治疗，有些也就好了，只有到了2周左右重症病人出现肺炎住院后才会被注意，但要做出鉴别诊断仍然需要丰富的经验。实际上，这次疫情首报病例的医生17年前非典时是当时的专家组成员，专门负责疑似病例的排查。
这个病的防护非常困难，现在看来一般的防控作用不大。如果武汉在1月初开始防控，只能是常规的防控，那时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疾病，而且又逢春节在一开始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活动停止下来，市民也不会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所以，即便我们一开始就积极防控，此次疫情恐怕仍然非常严重。
我们几乎大难临头
但是，我们的官员和专家犯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
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做到一开始就像后来那样严防死守，那么疫情会被极大控制。这虽然在当时似乎很难做到，但如果我们这次认真吸取经验和教训，今后就能更有效的防控流行病。另外，我认为它们深刻反映出我们体制中一些深层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改革进行到今年的阶段变得严重，需要我们去正视去解决。而这些都是疫情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
中国的体制仍然只是在单纯追求经济，把人变成了追逐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工具，我们的精神有很大问题。
实事求是的说，这次真实的疫情之后，最高层的决策和指挥是相当出色的。当然，具体情况还有待日后披露更多信息，这里面专家的专业建议也非常重要。但是，最高领导的统一指挥安排也是一个国家在这样规模的行动中必不可少的。我们这次的抗击疫情的举措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其效果如今来看是非常显著、有力的。这也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贡献。
但是，如果在疫情之后不是对这次疫情进行反思，而是一味歌功颂德，把疫情宣传成领袖的英明和对于人民的拯救，那不仅是本末倒置，而且是一种愚化民众的无耻行为。
这次我们的人为错误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几乎大难临头。因为，我以前分析病毒攻击的文章里也谈过，这种疫情的一个最可怕的地方是医疗资源耗尽之后，医疗系统的崩溃，那样，结果就不堪设想了。
那么，我们具体描述一下什么是医疗资源耗尽。在武汉1月底时，大量病人涌向门诊，基本上每家市级医院发热门诊的日门诊量已经由往年的100人左右到1000人的级别。这时收住院的重症病人也随之增加，病房加床，但病房的容量增加有限，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增加比门诊还大。门诊医生每天面对大量患者而缺乏足够保护，很容易被传染。病房医生、护士极度疲劳，同时病房患者太多，无法有效隔离，医护人员和辅助人员也都容易感染，清洁工感染后，病房卫生都无人打扫，大量医疗垃圾滞留，但是，这时重病患者还在每天增加，大量病人无法入院，只能回家，又把家人感染，这样重病患者死亡率会激增。医疗物资这时也面临紧张耗尽。然而，这时在社会上仍然不会明显感到危机。即此时走在武汉的城市的街头仍然感觉不到危机。从18日的万人宴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然而，这时患者的基数已经非常大了，考虑到接近3的基本传染指数，那么如果在19日的感染者达到数万人，很可能再延误几天就会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时，医疗系统就可能完全无法应付而崩溃，医护人员大量减员，整个医疗系统停止，医院里的没有什么医生和护士，病人成家感染，重病后死在家里，甚至没有人力运走。这时，一旦疫情的表现从医院散布到社会时，就会开始大恐慌和社会动荡，人员大量外逃，社会混乱失序，无法控制了。
所以，还是在《新冠肺炎：我们的专家怎么了》里的观点，当时武汉如此危急情况下，呼吸科临床医生和流行病学专家已经非常清楚了，但竟然没有人出来说真话。而那几天武汉卫健委的通报竟然说没有新增病例，这简直就是犯罪。
总之，无论如何，这次我们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现在中国没有这样的反思。电视的人们都在对着镜头表示要按总书记的指示完成医疗任务，按总书记的指示完成科研任务，按总书记的指示完成生产任务。那些人看着让人悲哀，他们不像是人，像是被编程的智能机器。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非常悲哀的。不幸中的万幸也是万幸中的不幸。这些在灾难后需要反思，需要灾难后有透明的信息，需要有理性的批评的声音。而要拥有这些就需要有一定的言论的自由，和真正的法制的保障。所以，从这场疫情来看，我们的制度虽然有优点有希望，但必须把体制的改革进行下去。
立
2020/03/03 关于中国的改革最根本的问题其实是法与党的关系，但为什么我们无法对此进行改革，这涉及共产党的真正属性，这些请看下文：《新冠肺炎：讨习误区、暴力迷信和恐怖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