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三个卒年

红学界为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分为两大观点，一是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壬午说”（1762)，另一是以周汝昌先生为代表“癸未说”（1763）。其实，近年来还有第三种观点出现，被部分红学界接受。这第三种观点则认为雪芹应死于甲申年（1764）。三种观点，三个不同的年份，代表了从胡适到今天的红学家，锲乐不舍对曹雪芹进行研究的成果。

先说“壬午说”，在脂评[甲戌本]上有这样一句批语，它批在一段其它批语之后，“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批的时间是“甲午八日”（当是“八月”之误抄）。这是史料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清楚写明雪芹去逝的年份和日子。胡适和俞平伯都非常推崇[甲戌本] 和在[甲戌本]上的批语，因而壬午说在很长的时间内，在红学研究中占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它也有先天不足，一是由于这是唯一的史料，也就成了海内孤证。二是另外一些旁证，却站在了不利于它的方面。

曹雪芹生前有几位要好的朋友，和雪芹之间有很深的诗交和酬唱。雪芹逝后，他们写了一些悼亡诗和怀旧诗等，这些诗也被编进了他们的诗集，如敦诚的《四松堂集》，敦敏的《懋斋诗钞》等。红学另一个泰斗周汝昌先生四十年代末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这些诗集中，在癸未(1763) 年，他们邀请曹雪芹去赏春，他们也去访问过雪芹等等。而再往下一年，即甲申(1764) 年，诗集的第一首则是为雪芹作的悼亡诗，以后还有怀旧凭吊诗等。那么，作为雪芹生前的好友，应该不会不知道他已去逝了，还要邀请他赏春的。而且如果是死于壬午，为什么悼亡诗会编在甲申呢？既隔了整整的一年。持壬午说的人，将此困扰归结于敦诚，敦敏的诗集不是正式编年纪事的，因此，存在着插编和颠倒写作年份的问题，但这种解释很明显是站不住的。

因此，就产生出了第二种观点，即曹雪芹应逝在癸未(1763) 除夕，这样就可以解释出现在朋友诗集上的困惑。但白纸黑字的“壬午除夕”写在那儿，如何去证实“壬午”一定是错了呢？并且，要把“有壬午除夕”分家：既强调“壬午”是错的，但“除夕”却是对的，确实显得牵强。以周汝昌为代表的这一派，对这个疑问有过解释：认为由于批语写于甲午年，即1774年，距曹雪芹逝世已经11年了。批者很有可能记混了雪芹去世的年份。但是，除夕是一个太特殊的日子，应该是不会记错的。这就是“癸未说”。反驳者说，当时的纪年方法并非公历纪年，如 1762，1763等，在数字上有搞混的可能。古人纪年用天干地支，每年就像有个名字了一样，是不会轻易记错的，特别是好朋友的忌日。事实上，也鲜有记错干支的例子。所以癸未说也有着自己先天不足的“软助”。

香港的梅挺秀先生于8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曹雪芹逝于甲申年初，即1764年。在脂评甲戌本上的“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之前，尚有另外一句“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因为批语中没有现代的标点符号，以往人们总是从在“此书”二字后断句的。即：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

如果换一个断句方法，则可变成下面的读法：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

这样一来，“壬午除夕”这个讲雪芹死去日子的时间状语，就变成了批书人批书的日子，就像后面的“甲午八月”一样。同时，这样一改，也就把一段批语变成了在不同时期的两段批语，一段批于壬午除夕，另一段批于甲午八月。

这位批书人，有可能是脂砚斋，但更大可能是畸笏，在壬午年的确批下了不少的批语，时间上分别是壬午春，壬午孟夏，壬午九月，壬午冬月等，所以如出现壬午除夕，也并不为怪。这样既解释了悼亡诗时间上的迷惑，又保留了对原批的认同，应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论。这就是“甲申说”。“甲申说”能站住脚并得到支持，原因就在于，当人们无法从既存的互相矛盾的材料中找出唯一正确的答案时，只好求次去寻找可能存在的新解释了。这时考证史料的真实与否，就不再是主要的诉求；而对史料的解释诠注却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了。长期以来，这也是缺少原始资料的红学研究的无奈。

说到无奈，“甲申说”确实也有，那就是它必须证实这个分批于“甲午八月”的批语，是“甲申八月”的笔误----因为，有其它资料显示，无论是脂砚或是畸笏，都没能活到甲午(17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