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糊涂 （小说）
一时糊涂 （小说）
庞静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日
“照顾妈妈就靠你了。”我一边看着车窗外向后倒去的树木，一边对正目视前方开着车的五弟说着。这次我专程来看望已住进了西子湖畔亲和源养老院的妈妈。她已经老年性痴呆了，除了我们五个她亲生的子女，已经谁都不认识了。五弟一家就住在养老院附近。父亲已于一年前去世了。这会儿五弟开车送我去萧山机场飞回北京。
“我尽力吧。五年前妈妈搬过来以后，周围叔叔阿姨们都说是好事。三姐，你也知道，妈妈平日里对爸爸挺尽心的，可爸爸总是淡淡的，临终都不肯和妈妈复婚。现在好了，爸爸不在了，妈妈也糊涂了。他们的人生乱七八糟，真不知道是糊涂还是悲惨。总之，莫明其妙。”五弟说。当年爸爸当右派时只有三十几岁。爸爸被降职，从上海一中央机关的领导岗位下放到了坞明中学当付校长。妈妈和爸爸离了婚，妈妈带着四个稍微年长的孩子留在了上海。爸爸带着只有四岁的五弟到了西子湖畔。
一、
飞机开始慢慢地向跑道滑行。我用手臂抵着小窗，支着头，闭目想着爸爸妈妈之间这说不清的官司。
自从爸爸右派平反待遇恢复之后，我与大哥二哥加上四妹五弟就联合试图说服爸爸妈妈。我们力劝只身居住上海的妈妈搬去与爸爸合住到五弟家中。妈妈表态一切听从儿女们安排。可爸爸就是不肯点头，总是以现状宜维持做推脱借口。
当时的现状对老爸来说确实挺好。五弟和弟妹都在巿内工作，朝九晚五。他们的女儿十年前结婚生子，与夫婿单过，就住在五弟家附近。离休了的老爸日常找老朋友品茶对弈，时不时还有稚龄重孙绕膝相伴。他老人家自己除了耳聋，无病无灾，年前一个脑血管破裂，从发病到医院救治无效，前后两个钟点，没受罪就仙逝了。这样园满的告别生命也算是老天有眼，格外的眷顾他。也可能是老天对他生前不幸的补偿。
老妈那边就得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来形容了。在上海徐汇区有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孩子们全不在身边，只有一个四川来的中年妇女王妈与她相伴。王妈白天出外做小时工，晚上回来宿在妈妈家中，早晚帮妈妈打理一些家务，妈妈不收她租金，她不收妈妈工钱。妈妈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眼神一天不如一天，几年前已经是半个瞎子了。五年前，妈妈八十岁，爸爸已经八十有三了。一个阴雾的早晨，妈妈一人拄着核桃木杖出门晨练。工人们正在去公园路上的人行道上施工，修理一个地井。地井盖翻开了，周围有橘黄色警示标记。当时工人们还没有上工，妈妈没瞧清楚，一脚踩进了地井。还好手上撑着拐棍，人没掉下去，可也摔得小腿腓骨和一条肋骨骨折。多亏了路过的行人看见，帮忙叫了车，急时送妈妈去了医院。我们兄弟姐妹用老妈的这一意外事故促使老爸点了头，老妈带着伤搬进了五弟和老爸的家。
妈妈搬去之后，爸爸平日对妈妈就像对待客人一样。不明就里的人根本无法想像他们曾经是共同养育了五个儿女的夫妻。爱管闲事的婆娘们问妈妈当年为什么和爸爸离婚，她总是叹气说：吾一时糊涂。我一直不知道妈妈自己是不是认为她的一时糊涂得用她一生的幸福为代价。还没等我去问她，她就开始痴呆了。老年痴呆和一时糊涂当然是两件事，但如果像妈妈那样犯个一时糊涂，用了一生的幸福来弥补，我宁愿我少不更事时就得老年痴呆，免得犯了妈妈那样的一时糊涂。
二、
飞机已经钻出了厚厚的云层，窗外蓝天衬托着白云滾滾浪涛涛。现代中国人，尤其中国的大城市人，从西方人那里学会了生活享受，可从地面上再也见不到蓝天了。要不是还能感觉到飞机翱翔的轻微震动，我真以为这是梦境。
当年爸爸带五弟离开时，我刚刚七岁，却是记住了当时的悽凉。那是黄昏，一家人吃过了晚饭，妈妈让大家不忙着做功课先送爸爸和五弟。妈妈牵着乖巧的五弟站在门外，我和大哥二哥四妹一排站在了门口。我们都低着头，谁也不敢抬眼看爸爸。爸爸按了按大哥的肩膀。那时候大哥只有十岁。爸爸说：照顾好弟弟妹妹。嗯。大哥依旧低着头应了一声。爸爸又弧掳了一下二哥的头顶。二哥没有抬头。爸爸移步到了我的面前。他蹲下来，一手搂着我，一手拉着四妹。我偷眼看他，他似乎想说什么。他眼中闪着泪光。他最终紧紧地搂了我们一下，什么都没说就站起身了。他迅速地转过身，背对我们，提起早已等候在门边的皮箱走出去了。我肯定他当时听见我们开始哭出声了，但是他没有回头，我们也依然站在原地。
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们曾经很为爸爸是老革命而自豪过。按照当时宣传机器的鼓惑，右派应该是青面獠牙的。一个曾经为共产党的新中国出生入死的人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了右派呢？爸爸妈妈都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妈妈宣布这个消息时非常严肃，爸爸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刚才爸爸的告别证实了妈妈的话。可这到底缘于何处呢？
三、
爸爸十五岁就开始为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地下活动做交通员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抗日大学认识了妈妈。年轻的他们一个浓眉大眼，玉树临风；一个小巧精致，纯洁开朗。他们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彼此相爱，除了自然的生理作用，他们确信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人生目标。爸爸的个性和他的相貌并不相衬。可能是由于做地下工作常年面对生命的取舍，爸爸有着与他年纪不相符的稳重。我们几个孩子都试图问过他们当年为什么相爱。爸爸从来都是避而不答。妈妈说她当年非常看重爸爸的稳重。一九四五，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那一天，他们结婚了。他们在一起过了十二年的好日子，有了大哥二哥我四妹和五弟。
飞机冲撞着气流，湍流旋渦又回撞着机身，上下左右的颠簸使我头晕。我不敢再眷恋窗外的蓝天，只得闭起了眼睛。
一九五七年爸爸三十五岁，正是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年纪。爸爸的内敛稳重加上他的革命资历应该可以使他平稳过关。没想到反右运动接近尾声时，突然有一天妈妈在饭桌上对孩子们宣布爸爸是右派。妈妈和爸爸要划清界线，离婚。
五弟说当年是爸爸坚持抱走他的。长大之后爸爸告诉他，说他最小，记忆还不全。如果爸爸不带着他，他长大之后就不知道爸爸是谁了。
妈妈在爸爸被定为右派之后马上决定了与爸爸离婚。据她说当时是为了孩子们。妈妈是在抗日战火中参加的共产党，四九年以后是地方的领导干部。她很熟悉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她知道她手下一些干部的档案中写着控制使用，而控制使用的原因是他们的家庭归类于与共产党不同的阶级。
反右运动的二十年以后妈妈开始自责，她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真是一时糊涂。其实当年和右派离婚的人多了。离婚不见得就是糊涂之举，某种程度上还可说是明智的。毕竟孩子们的人生还长着呢。妈妈是地方上的领导干部，我们上小学和中学的阶段都受到了妈妈的蔽护。再往后，妈妈能做的就非常有限了。右派爸爸还是不可避免地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政审表格之中。
四、
大哥六四年考大学，他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他的考分绰绰有余，但最终没有一个大学录取他。大哥高考落败的唯一原因是右派赫然出现在政审表格父亲政治面目那一栏中。大哥那一年被分配到了青海西宁效区的一个机械修配厂当工人，而且是翻砂铸造车间的工人。大哥是书生坯子，三五年下来，单薄的身子骨已经累积了不可逆的残疾。大嫂是大哥的师傅、一个老工人的女儿。女人天生的善良同情使她走近了大哥，也感动了大哥。他们结婚的时候，大哥就差不多是半个废人了，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病假吃劳保。家中粗细活都是大嫂一人担当。这还不算，大哥还坚决不生孩子。无论别人怎么劝说，他就反问两句话：要孩子干嘛？让他到这世上来受罪呀？ 爸爸右派平反恢复待遇之后，爸爸的上级出面替大哥大嫂在西宁巿内分别安排了图书馆和幼稚园的工作。那时候他们是有机会回上海的，但大哥选择了离老丈人家近一点。虽然大哥现在不用为腰椎间盘损伤无法搬模具而请病假吃劳保，但他颓废的生活态度一直延续至今。
二哥人很帅，文革中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去了陕北插队，为了摆脱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他记忆中许多旧社会穷人卖女儿的故事启发了他，他自卖自身。二哥以娶当地支书女儿为条件，换来了进社办的农业机械修配厂当工人。七七年恢复高考时，他顺利地考进了西安财经学院。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西安巿物资局工作。二嫂也从农村调到西安巿第二轻工业局工作。现在二哥平时在家总是搭拉着脸，捧一本书，根本不理二嫂。我常常觉得是二哥对不起二嫂。可细想一想，当初要不是二嫂以为支书女儿有多么了不起，自命不凡，她何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
外面的气流似乎没那么疯狂了，我睁开眼，打开小窗，云就从我眼前漂过。云是无常的，就像人生一样无法预料。兄弟姐妹五人中四妹最漂亮，爸爸浓眉大眼妈妈的小巧精致都被她占去了。也许由于她是留在妈妈身边年纪最小的，妈妈以前对她呵护最多。四妹现在远居美国。五年以前她回来看望父母都是在五弟家落脚，走之前在上海停留一天看看妈妈。妈妈搬入五弟家之后，四妹每次回来都是陪着爸爸走东看西，山聊海侃。妈妈默默地在一边看着他们父女，流露着羡慕和渴望。可四妹就是不肯多陪一陪妈妈。为此我说过四妹。四妹满不在乎，”她种的苦果！”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难道四妹忘了当年自从她得了急性肝炎，妈妈就把家里的鸡蛋都留给她一人吃。一家人的食品卷成了她一个人的特供。我相信她没有忘记。但同时她前前后后跟我说了许多遍，她的一个中学同学曾经告诉她爸爸当右派是妈妈的功劳。我说是她的同学瞎说，不可能。哥哥们对她的说法也是不置可否，只有她自己对此坚信不移。
五、
妈妈和大多数上海女人一样，他们得天独厚地生长在有东方明珠美誉的大上海，见多识广。她们骄傲，勤快，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照顾老公和孩子们。除此之外，妈妈和大多数上海女人不一样的是她在抗日烽火中去了延安。当年她非常忠于领袖毛泽东，非常听共产党的话。她的家庭虽然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移居了香港，但她的父母都是学校的老师，不属于毛泽东所划分的反动剥削阶级。她年轻时在延安抗日大学接受教育。她一边被教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边又被教导一切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单纯等于愚昧。这两个词只是不同角度的说法而已。那时，她从来没有想过老毛和党的话是不是需要实践检验，她确信他们的话就是真理。这种教育造就的她除了对自己的儿女有那么一点天生母性的私心，她非常愚蠢地听共产党的话，相信毛泽东。
与爸爸离婚之后，妈妈也试图过再嫁。我记得好几次，熟识的阿姨带着陌生的叔叔来见妈妈。每当这个时候，妈妈总让我们四个孩子围坐方桌一起做功课。妈妈会把陌生的叔叔带到桌前，炫耀地介绍：侬看，伊拉是吾尼子囡恩。伊是大古古，二古古，三家家、、、。（上海话：他们是我的儿子女儿。他是大哥哥，二哥哥，三姐姐、、、） 陌生叔叔不是侬好就是你好地对我们应酬两句。虽然出门时妈妈说着握趟再来（上海话：下次再来）人家回着下下侬（上海话：谢谢你），再汇，但多数都没有重复出现过。有一次一位矮个子叔叔第二次登门。妈妈留人家吃饭，请巷子口的刘妈妈送大混饨来当晚歺。四妹偷偷在混饨锅中放了一勺盐。刘妈妈照顾我们吃饭时热心地问大家侬挡好切嘛（上海话：好不好吃）。一桌人七嘴八舌地对刘妈妈说：呔矮了（上海话：太咸了）。只有矮叔叔低着头藏着尴尬说：米道老灵顿（上海话：味道很好的）。四妹在一边一脸坏笑还不停地重复呔矮了。后来妈妈不得不制止四妹：度宁四体小宁勿要册子（上海话： 大人事情小孩不要插嘴）。 自那次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熟识的阿姨劝妈妈见陌生叔叔时让孩子们出去玩， 妈妈总是说伊拉总归要见的（上海话：他们总是要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妈妈这种见陌生叔叔的表演才结束。
文化大革命中妈妈也成了靠边站的黑帮。因为她的工作单位没有红卫兵和那么多造反派，她倒是没受那些体罚的苦。我自己嫁人成家之后才了解妈妈等于从三十岁上就守寡了。她忍受的是难于启齿的苦难。对于这种苦难，善良的人们把同情浅浅地埋在心里，因为他们怕表达出来会使那受煎熬的人更加苦难。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们就会制造一堆流言蜚语，唯恐受苦的人不知道苦的滋味。那么多年，我们受到了社会的歧视，但妈妈一直为我们营造一个家。她除了抱怨自己的一时糊涂，从来没有抱怨过她自己的人生。
六、
爸爸带着五弟到了这个冬日踏雪煮酒赏梅的风流都市。他虽然降级在坞明中学任付校长，可是当时校长的行政级别还比他低两级。那时候当了右派，不能在机关里工作了，却可以到学校里教育孩子们。看来那时候老毛和共产党的头头脑脑们就明白右派不过是给一类人的称号，以示惩罚警戒。其实他们也知道这类人不是真正的坏人。不然也不可能让这些人到学校里教育年轻人。爸爸天性就很内向，少言寡语。当了右派就更加谨言慎行了。到了学校后他坚持要教数学课，校领导们只好同意。校领导开会，爸爸从来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平日把精力都用在了教课上面，剩下的时间就是养育五弟。文革时红卫兵们要批判他这个大右派，竟然收集不到他的反动言论。他们到他以前的工作单位去调查发现他的右派言论是对共产党不满。他的右派言论是：为了和他有着相同革命阅历的同志行政级别比他高，他说级别评定不公平。
按理说那时爸爸才三十几岁，虽然是降级下放的右派，但工资待遇比周围人高，应该有条件重新组织一个家庭。可是他没有。后来五弟告诉我们，从他记事时起，爸爸就吃素食，靠豆类补充身体必需的蛋白质。并且他一直喝他的中医朋友给他的草茶。我后来拿着那些茶草查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那些草都是抑制男性荷尔蒙的。对一个正当壮年的男人，这无异于自虐。我仔细想过，他这样做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五个孩子。虽然当年他带给我们厄运，虽然他一直冷落妈妈，但我们五个人都从心里把他当成世上最伟大的父亲。常言道是非曲直自有公断。我真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的是非曲直公断何在。
一九七八年春天爸爸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之后，爸爸不仅恢复了行政级别，而且得到二十一年累积欠发的工资，合计将近两万元。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天文数字，一般老百姓连想都不敢想。组织上让爸爸回到上海官复原职。这对爸爸妈妈的复合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孩子们也都认为是天时地利，但是爸爸第一不同意回上海官复原职，第二不同意与妈妈复婚。爸爸说他中学工作二十年了，对教育工作熟悉。他向组织要求继续留在本巿工作，从一个中学调到了省教育厅。爸爸还说离婚二十年了，现在已经没有感情了，孩子们也大了，没有必要复婚了。爸爸把他补发的工资一分为五，平均给了我们五个孩子。
对于复婚这件事，我们五个孩子分了三派。二哥和四妹支持爸爸，主张没有感情就不要扯到一起。大哥无所谓。我和五弟觉得爸爸对妈妈太冷漠了。无论妈妈做了什么对不起爸爸的事情，二十多年了，应该淡忘了。可惜爸爸从来不深入讨论纠结何在，只是坚持要维持现状。最后我们五个人都看到了妈妈日常生活需要有人照顾，这是一个共识。也是我们一起说服爸爸的基础。
七、
飞机开始准备降落了。空航小姐通过扩音器让大家把椅背竖直，系好安全带。我怕晕，又闭起了双眼。爸爸去世时，他的好友林伯伯的话又响在耳畔：你们爸爸已经去了。他这一生，年轻时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中年时带着右派的帽子，小心翼翼唯恐给你们孩子们带来更多的苦难。老年了，待遇好了，可却一直怀着解不开的心结，一直不肯和你们母亲复婚，直到谢世。他是真的伤了心哪。你们妈妈当年的一时糊涂，不仅害了你们父亲，她自己也吃了一辈子苦，还连带着孩子们跟着受罪。
人生几十载，谁能保证不犯糊涂呢。谁又能料到妈妈的一时糊涂竟会有如此的代价呢。当年反右时，接近尾声，爸爸的机关里还没揪出右派。爸爸非常肯定地向上级做了报告。爸爸的上级为此对他产生了不信任。组织部的领导为了了解爸爸的思想动态，约妈妈谈话。
“王秀敏同志，上级派我找你谈话，主要是了解老王同志的思想情况。”那天的组织部领导与妈妈的谈话就是这样开始的。谈话时有一秘书在旁边做谈话记录。 “你也了解现在阶级斗争非常复杂，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许多右派公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领导继续说。
对于这种代表组织的谈话，妈妈是怀着真挚的赤子之心对待的。 “是的，我们一定要清理我们的阶级队伍，不能让右派漏网。” 妈妈附和着领导的话。
“你对老王机关里没有右派怎么看？”领导的话锋直点要害，他开门见山地问妈妈关于爸爸机关反右的事情。
“噢，老王他们机关有特殊性。由于日常处理国家重要的机密消息，当初组建这个机关时就很注意人员的纯洁性。现在没发现右派也是情理之中。”妈妈把她的想法也向领导开诚布公。
“我们也希望事实真是如同你讲的这种情况。老王工作还顺利吧？”领导似乎准备结束谈话了。
“听老王讲在延安和老王一起工作的老温同志在评级别时定为十一级，老林当时定为十三级。组织部了解这个情况吗？”妈妈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所以她毫无顾忌地向组织询问他们夫妻心中共同存有的疑问。
“喔！”领导若有所思的回应了长长的一声。他和颜悦色地接着说： “具体情况我可以回去了解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老王认为这个级别评定不是很公平。”妈妈不假思索地把爸爸对她一个人讲的想法合盘托出了。那时候爸爸妈妈是一对共产党员夫妻，又都是领导干部。妈妈根本没有刻意对组织隐瞒任何事情。谈话结束，妈妈在谈话记录上签了字。她签字的同时还在幻想着这是她为组织创造了纠正这一不公平的机会。
以后发生的事情是妈妈始料不及的。凭这个言语，领导判定爸爸对共产党不满意。爸爸被定为他们机关里唯一的大右派。一家人的苦难从此开始了。当时妈妈仍然相信组织，相信爸爸真的是右派，与她忠于的共产党势不两立。
咻嗡呜，飞机在轰鸣声中着陆了。我连忙收起这一时糊涂的思绪。飞机还没有停稳，机仓里的人们匆匆忙忙地打开行李箱，拿出自己的行李。他们拥挤着向仓门口移动。他们中有多少人能了解这样拥挤的噪动并不会比有序地走出机仓更快，他们只不过糊里糊涂地随大流，求个心安。可谁又能料到六十年前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就是连着妈妈的一时糊涂。妈妈现在痴呆了，也不再念叨她的一时糊涂了。她的心灵正在老化痴呆的过程慢慢地解脱，变得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