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与黑帮爸爸划清界限

灰色的童年

三、与黑帮爸爸划清界限

爸爸的办公室在机关办公楼二层西南边最头上的一间。里面有一套很大的棕色皮沙发。爸爸那年打球把膝盖摔碎了。天坛医院的干将伯伯替他做的手术。手术后一段时间他拄着拐棍行走。我还记得有一个夏日傍晚他带我和小平去他的办公室。他打开窗子用拐棍把树枝勾近，然后捉了两只季鸟给我们玩。

其实我们常常整天都见不到他。他也从来不管我们。文革初期他似乎有些时间管我们了。他为我们四个孩子每人订了一个小字练习本。在一摞宣纸的边上打孔，然后用纸做成𦁤子，再用𦁤子把孔穿上就成本子了。他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支狼毫小楷毛笔，规定我们每天写一页。我对写字没兴趣，但很珍惜爸爸的管教。为此我都完成了他的作业。

好景不长。过了不久爸爸就在万人大会上被批斗了。我心里慌慌张张，怕别人知道，可也明知道不可能不被人知道。第二天上学，我的那些好朋友同学们照样跟着我，但很明显是加了小心的。上课铃响后大家坐回自己的坐位，刘老师走进了教室。她脸上失去了往日的微笑，绷得紧紧的。站到讲台上她一开始就讲文化大革命。让我们都要紧跟毛主席。紧接着她用很严厉的语气说我们班上有个别同学的父母就是走资派，必须被打倒。这样的同学一定要与父母划清界限。我坐在那里如坐针毡，心都要蹦出来了。以前被刘老师批评能体会她没有真生气，心是暖的。可这次不一样，整个儿透心凉。

就是从刘老师那次讲话之后我们见到爸爸再也不肯喊他爸爸了。爸爸被关起来了。我们能见到他的机会不多。我们家也被强行搬到了黑帮大院。一家六口人只有一间十八平方米的居室。房间里除了一张公用的写字台全是床，空隙只容一人行走。装衣服的箱子吊在半空。窗台成了书架。床底下也是成捆的书。那时如果发现爸爸回了家，我和小平就不回家。机关办公楼外四周有很密的灌木丛。我们捡许多树枝在楼外窗下盖一个小窝棚躲在里边玩，挡风避雨，又不能被别人发现。我们会躲在里面玩到饿极了，然后悄悄回家。如果爸爸在我们就装没看见，找到食物吃完就悄无声息地躺到床上装着睡着了。如果爸爸不在，我们就放松一些，但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有一天早晨我正坐在教室里读＜欧阳海之歌＞，乐轮，当时我们年级的老师走进我们教室让我跟他走。我拿着书跟他进了他的办公室兼宿舍。屋里窗帘没有打开，一盏很暗的灯。他让我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他坐在我对面。他从我手中拿过＜欧阳海之歌＞问我：你喜欢这本书吗。我没敢抬头轻声说喜欢。他大吼一声：你不配！他接着说你爸爸是三反份子，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你必须老老实实与他划清界限。我当时什么话都不敢说，只是眼泪像决了堤似的往下流。他见我只哭不讲话，他就说你在这里好好反省，上完课我再与你谈。一上午我被关在那间屋子里，哭一阵歇一阵。中间听到我的伙伴们课间在这间黑屋的门外玩儿。那时候我们班的刘老师也被批斗了。其实乐轮是京城有名的大资本家同仁堂的子孙。按理他真没资格在文革中蹦蹦跳跳的，可他训我时底气十足。后来他回到黑屋子责令我必须给爸爸写一封信断绝关系。

我那个年纪哪懂断绝关系是怎么回事。我偷偷写了一封信问爸爸为什么做三反份子。并且告诉他我坚决与他划清界限。不知道这封信他见到没有。日后他也只字未提。当年先农坛体育场经常开万人批斗大会。爸爸十有八九会是陪斗的。他们一群黑帮挂着名字打了X的牌子站在卡车上被送到会场。我当时总希望躲在人群里偷偷看他一眼。但从始至终我都没勇气混到人群里去。

后来妈妈被下放到了农村，爸爸上了五七干校。哥哥去当兵了，姐姐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天晚上爸爸突然回来了。为了避免与爸爸呆在一个屋顶下的别扭，晚上我和小平早早就钻进被窝睡觉了。第二天早晨我们俩早醒了，但为了不与爸爸碰面，我们就装睡，竖着耳朵听着，盼他快点离开家。爸爸就是不走。我实在装得难受了，只得从床上坐起来。爸爸一下子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看着我，顺势坐在了我的床边。爸爸先开口问我为什么不叫爸爸。我低着头不说话。其实当时我已经心软了。爸爸紧接着说叫爸爸。我知道爸爸正盯视着我。我不敢抬头，蚊子似的叫了一声爸爸。他捧着我的小脸亲了一下。小平装睡，什么都听见了。这时候她也不装了，乖乖地坐了起来，也乖乖地叫了爸爸。那天起床后爸爸说要带我们出去。他先带我们去了光明楼的邮局，分别发了两封电报，哥哥姐姐各一封，内容很直白：我已恢复组织生活。那个年代大人小孩儿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那就是说共产党又要他了。他不再是黑帮了。他写电报时故意让我们看明白上面的字。我当时心里很高兴但也很惶恐。这就是为什么他急切地上演早晨起床那一幕。从邮局出来，他带我们俩去了后海。爸爸告诉我们他做地下党时住在那附近。那个海实际上是一个湖。我们沿着湖边散步听爸爸高兴地讲他当年居住此地的事情。我的心一边轻松一边沉重。我们就是从那时候又开始叫爸爸了。那天中午爸爸带我们俩在附近一家馆子烤肉记吃饭，我完全食不知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