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聚会回国之旅（一）六月四日提笔

（一）六四之日提笔

庞静 二零一二年六月

 

从去年清华百年校庆之后我就开始热切地参予我们七七级毕业三十年聚会的筹划和准备。三十年前的六月我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并走出了清华大门。我的许多同学和我一样走出来了。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继续留在清华读研究生的学位。毕业三十年了，我们三十年前各奔东西，三十年成家立业，今天已双鬓染霜，又要回首相聚。这相聚前的热切盼望用心焦和迫不及待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在聚会之前我和大家一起编辑了一本＜物七一的故事＞。这是一本集合了当年我们物七一班三十六名同学每一个人及其身后的家庭事业的三十年春秋以照片为主的纪念册。我们三十六人中已有两位永远地与世长辞了。还有三位长生、正风和志强是遍询不着，无法联络。另外班里当年的老大哥许多同学心目中的政治偶像老林致始至终对这本纪念册保持缄默，无所输入。除此之外，大家都为这本纪念册捐献了照片和故事。我们当年的班主任张老师正处在胰腺切除手术的恢复期，身体十分虚弱。她还是为这本纪念册的开头写了＂班主任的话＂并且加上了她灿烂笑容的近照。当我拿到这本印制精美的纪念册时我心中是有些许遗憾的。我们在毕业后的三十年中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三十年生活的历练比四年大学的同堂学习更深刻。我们虽然是齐心协力地编辑这本纪念册，但我们对文字的理解对质量的要求对往事的面对已经非常不同了。因此我心中的遗憾是自然而然的。等哪一天我自己有能力尊重我的记忆尊重往事的完整，我会让现在的遗憾变成过去的。

 

自己做了二十年的母亲，现在还在继续。我常常用自己的感受去回忆我们的母亲和母亲这一代人。我们的母亲这一代革命工作第一。子女的成长教育在他们心目中是根本不能与革命工作相提并论的，因为那属于私事。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大一部分是重复清朝末期的闭关锁国，并从我们年幼无知时就教育我们中国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中国人民无比幸福。我的母亲是一九四九年从清华毕业的。根据我的理念，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能用他们自己的头脑思考。可我的母亲永远和共产党保持一致。是不是他们那一代人都如我母亲一样，头脑简单，大公无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呢？我一直都想深入了解，一探究竟。

借这次回国的机会我拜访了我高中时的校长金双木阿姨。阿姨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严肃端庄。可当年她差一点成了右派。她的丈夫袁伯伯当年手中握着北京市右派的生杀大权。正是由于他的慎重，北京巿上千的知识份子被保全了，上千的家庭没有破碎。而也正是由于当年北京巿委书记刘仁一句话 "金双木同志不是右派＂，双木阿姨被保全了。共产党的政治真如同儿戏。

我本来计划多听双木阿姨谈谈她的孩子们的成长，她的工作和家庭，从而可通过她对我母亲这代人有更多的了解。可是从我进门落座，袁伯伯就是主讲。我拜访的初衷虽然没有如愿，但收获也很可覌。

 

袁伯伯已年过九旬，但依然头脑清晰，谈吐健砾。听了他的谈话，我从他的思维逻辑联想到共产党执政的五十几年的作为以及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我忍不住要把我的想法写出来。袁伯伯的父亲早逝，他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的母亲是知识女性，以教书为生。家里还有一些房产。从年龄判断，袁母应是晚清时受的教育。因此她一定出身于大户人家。只是早年丧夫，命运有些不幸。袁伯伯从小的志向是长大后当教书先生以奉养老母。他十四岁时就追随一伙年纪大的同学反对学校校长的专制。他的作为就是把学校的玻璃窗都砸了。后来那伙年纪大的同学在抗战爆发时奔赴了延安。由于他年纪小没有带他。他在抗战时碾转到北京念书。在北京念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负责北京学生的工委工作。文革期间他被关进了秦城监狱，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面对着我，愤愤地说＂他们凭什么说我走资本主义！＂我心想你如果真走资本主义，当年老百姓的日子兴许还好一些呢。但照顾到老人的情绪，这话我只在心里默叨着。

袁伯伯还讲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当时他的办公室在人民大会堂里。他每天上下班都目睹了广埸的事态。他极不满四通老总万润南说他是人大常委签名人之一。他对我说他们口口声声讲民主，可却不尊重事实。他说他本人根本没签名。最近我读了万润南写的＜我的一九八九＞, 其中袁伯伯的名字确实被记录为几名签了名的人大常委之一。文中并没记录这份名单从何而来。万润南也是随他下边的主事人所亦云。况且许多人在其中用政治玩政治，很难究其所以。这件事我比较相信袁伯伯。他没必要对我这样一个无名晚辈撒谎。袁伯伯的家就在阜成门。当时他站在自家阳台上观看坦克和大军进入广场，不幸左眼被流弹击中。他非常肯定地对我说，虽然丢了一只眼，但他认为学生运动一定要镇压，不然共产党的領导地位就垮了。从本质上来讲袁伯伯十四岁时砸学校教室玻璃和一九八九学生们要求政府对话的动机是一样的。为什么他现在坐在执政党的位置上却不能容忍学生们了呢？为了不刺激老人，我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

 

老林在我们同学聚会时也有一个长篇大论。其中谈到了六四当时北京巿委的状况和六四之后他去北大当党委书记的成绩。按老林的说法，据官方统计，由于军队的镇压，广埸上死了九百多人。老林说当时巿委一片混乱，如果不坚决镇压，共产党的领导就岌岌可危了。老林在北大最终是被学生们接受了。这一方面归功于老林的口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学生们的单纯及当年他们实无打倒政府之意。想一想，现在依然留在世上的九百多学子们的父母应该由谁去抚慰呢？当年的国民党有这样大规模的杀过学生吗？我记忆中的老电影画面是高压水龙头及军警对天鸣枪。老林后来被共产党的核心搁置到冷板凳上了。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坚持要保留共产党的纯洁性，反对资本家个体户入党。可笑，沾了这么多年轻学生的血，还纯洁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