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N-hydroxysuccinimide soluble in dichloromethane?# Chemistry - 化学
S*s
1 楼
周兆呈（新加坡）
怀疑原本应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监督的力量来源。但当怀疑成为社会大众的本能，进
而在生活的每个环节都自然地条件反射，既让自己辛苦，又伤害别人，产生许多无谓的
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
事 先电话联系一位苏南小城的年长朋友，明明是已经拨通了，却一直无人应答。无论
是用我临时买的中国手机号码还是酒店电话，总之一概不答。到了他的家门，见了 面
，问他是不是换了手机号码，他倒是一脸轻松，说没有换，这两天还接到好几个电话，
因为号码不熟悉，就没有接。那可不就是我打的嘛。
难 道不熟悉的号码就不接？那要是急事呢？他也是一脸的无奈，用手机推销、诈
骗的电话数不胜数，烦不胜烦，常常接到“您中大奖”的电话通知，对方经验老道，很
会抓住他们的心理，说辞一套一套的，一不小心很容易着了对方的道，对他这样的老
年人来说，与其跟对方纠缠，还得付电话费，不如干脆不接。所有陌生的电话， 统统
不接。
这位年长者的应对方式显然是满极端的了，有时也会误事。但是这种自保的心理，
却是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现象的反映，也是社会信 任缺失的映照。而这种心理，却不
仅仅局限于这位长者，已是大多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反应。而且，表现出来的，也
不仅仅是社会人际关系之间的信任缺失，也 包括对政府、对制度的怀疑。
苏南几个发达城市，近来都是尘土飞扬、大兴土木，状况还很不错的公路纷纷被扒
开，要重新铺设柏油马路。这些 投资动辄数亿元的工程，在不少人的嘴里，要么是因
为有了中央政府四万亿拉动内需的政策而实行的“浪费”，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会有官
员中饱私囊，却没有听到 对政府造福民众、改善基础设施的赞扬。
朋友聚会时，我问起不少电视频道里的导购服务，两个滔滔不绝的主持人口若悬河
地介绍产品，说相声 般地一搭一唱、一捧一逗，明显带有夸大其词、吹嘘胡诌的成分
，难道这样的内容也没有人管管？大家笑起来，说应该没什么人买吧，谁信啊？但广告
商投入巨额的 费用，要是没有什么反应，也是不可能的。那些原本就有些犹豫的顾客
，如果最终是不愉快的消费经历，感觉受骗上当，无疑将加深不信任感，在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 的情况下，会因此而延伸到其他方面，进而到整个社会领域。
就像29岁的湖北年轻的市长，众人的直接反应不是“后生可畏”，而是“后台可畏
”，认定他必然是依靠某种特殊关系、而非个人能力才飞黄腾达。对制度运行的信任缺
失，与社会生活中的点滴经验，其实是密切相连的。
但是在家庭、亲友的有限圈子里，信任却普遍存在。或许是因为对外部环境的极
度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反而在小圈子中强化彼此的信任。这符合中国传统信任观的 特
征：在小圈子里，特殊信任一直存在，而且不谈条件，缺失的是突破社会藩篱、对他人
、对社会整体的普遍信任，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条件。如果彼此相识，就比 较容易建
立起具名的人格信任，一旦彼此陌生，就很难建立起匿名、也就是即便彼此不认识也能
够成立的制度化信用。对社会整体的信任，则更难上加难了。美籍学 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在学术论著里将中国归类为与法国、意大利同样“低信任度”的国家
，虽有诸多争议，仍发人深省。中国人之间的信任方式是对待亲人，可 能会完全信任
，对亲密的朋友则比较信任，对认识的人有条件信任，对陌生人基本上不信任、需要彼
此采取措施建立信任。
但在30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中国的社会却是一种“泛信”状态。对领袖人物、对社会理
想、对人际关系、对生活状态，都寄予极大的信任，相信人、相信制度，会 为自己和
社会带来最美好的利益和将来。显然，“泛信”导致太高的期待，“信用”破产之后，
直接带来同等程度的失望，而“泛信”时代中盲从领袖、丧失自我、 意识形态左右人
际关系的做法，也对正常的社会关系造成另外一种破坏。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私生活
的强力介入，纵容怂恿亲友互相揭发而加剧彼此间的怀疑与猜 忌，势必造成人们对外
人采取心理防备的策略，信任的范围也将变得越来越窄。这或许是目前中国社会仍然存
在的信任缺失的源头之一。
怀疑原本应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监督的力量来源。但当怀疑成为社会大众的本能
，进而在生活的每个环节都自然地条件反射，既让自己辛苦，又伤害别人，产生许多无
谓的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
中国虽然改革开放30年，但信任的缺失问题仍是社会的病毒，这与中国的文化传
统有延续关系，与40年前的政治运动有密切关联，也与30年来相关的制度条 件还没有
建立起来直接相关。社会公众对不断发生的公共事件的反应，都应该会让当政者注意到
，这种在社会心理中存在的偏重小圈子中的特殊信任而缺乏社会性的 普遍信任的状态
，直接导致的是社会公共诚信危机，对社会和公众心理的伤害难以量化和估算。
怀疑原本应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监督的力量来源。但当怀疑成为社会大众的本能，进
而在生活的每个环节都自然地条件反射，既让自己辛苦，又伤害别人，产生许多无谓的
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
事 先电话联系一位苏南小城的年长朋友，明明是已经拨通了，却一直无人应答。无论
是用我临时买的中国手机号码还是酒店电话，总之一概不答。到了他的家门，见了 面
，问他是不是换了手机号码，他倒是一脸轻松，说没有换，这两天还接到好几个电话，
因为号码不熟悉，就没有接。那可不就是我打的嘛。
难 道不熟悉的号码就不接？那要是急事呢？他也是一脸的无奈，用手机推销、诈
骗的电话数不胜数，烦不胜烦，常常接到“您中大奖”的电话通知，对方经验老道，很
会抓住他们的心理，说辞一套一套的，一不小心很容易着了对方的道，对他这样的老
年人来说，与其跟对方纠缠，还得付电话费，不如干脆不接。所有陌生的电话， 统统
不接。
这位年长者的应对方式显然是满极端的了，有时也会误事。但是这种自保的心理，
却是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现象的反映，也是社会信 任缺失的映照。而这种心理，却不
仅仅局限于这位长者，已是大多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反应。而且，表现出来的，也
不仅仅是社会人际关系之间的信任缺失，也 包括对政府、对制度的怀疑。
苏南几个发达城市，近来都是尘土飞扬、大兴土木，状况还很不错的公路纷纷被扒
开，要重新铺设柏油马路。这些 投资动辄数亿元的工程，在不少人的嘴里，要么是因
为有了中央政府四万亿拉动内需的政策而实行的“浪费”，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会有官
员中饱私囊，却没有听到 对政府造福民众、改善基础设施的赞扬。
朋友聚会时，我问起不少电视频道里的导购服务，两个滔滔不绝的主持人口若悬河
地介绍产品，说相声 般地一搭一唱、一捧一逗，明显带有夸大其词、吹嘘胡诌的成分
，难道这样的内容也没有人管管？大家笑起来，说应该没什么人买吧，谁信啊？但广告
商投入巨额的 费用，要是没有什么反应，也是不可能的。那些原本就有些犹豫的顾客
，如果最终是不愉快的消费经历，感觉受骗上当，无疑将加深不信任感，在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 的情况下，会因此而延伸到其他方面，进而到整个社会领域。
就像29岁的湖北年轻的市长，众人的直接反应不是“后生可畏”，而是“后台可畏
”，认定他必然是依靠某种特殊关系、而非个人能力才飞黄腾达。对制度运行的信任缺
失，与社会生活中的点滴经验，其实是密切相连的。
但是在家庭、亲友的有限圈子里，信任却普遍存在。或许是因为对外部环境的极
度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反而在小圈子中强化彼此的信任。这符合中国传统信任观的 特
征：在小圈子里，特殊信任一直存在，而且不谈条件，缺失的是突破社会藩篱、对他人
、对社会整体的普遍信任，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条件。如果彼此相识，就比 较容易建
立起具名的人格信任，一旦彼此陌生，就很难建立起匿名、也就是即便彼此不认识也能
够成立的制度化信用。对社会整体的信任，则更难上加难了。美籍学 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在学术论著里将中国归类为与法国、意大利同样“低信任度”的国家
，虽有诸多争议，仍发人深省。中国人之间的信任方式是对待亲人，可 能会完全信任
，对亲密的朋友则比较信任，对认识的人有条件信任，对陌生人基本上不信任、需要彼
此采取措施建立信任。
但在30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中国的社会却是一种“泛信”状态。对领袖人物、对社会理
想、对人际关系、对生活状态，都寄予极大的信任，相信人、相信制度，会 为自己和
社会带来最美好的利益和将来。显然，“泛信”导致太高的期待，“信用”破产之后，
直接带来同等程度的失望，而“泛信”时代中盲从领袖、丧失自我、 意识形态左右人
际关系的做法，也对正常的社会关系造成另外一种破坏。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私生活
的强力介入，纵容怂恿亲友互相揭发而加剧彼此间的怀疑与猜 忌，势必造成人们对外
人采取心理防备的策略，信任的范围也将变得越来越窄。这或许是目前中国社会仍然存
在的信任缺失的源头之一。
怀疑原本应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监督的力量来源。但当怀疑成为社会大众的本能
，进而在生活的每个环节都自然地条件反射，既让自己辛苦，又伤害别人，产生许多无
谓的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
中国虽然改革开放30年，但信任的缺失问题仍是社会的病毒，这与中国的文化传
统有延续关系，与40年前的政治运动有密切关联，也与30年来相关的制度条 件还没有
建立起来直接相关。社会公众对不断发生的公共事件的反应，都应该会让当政者注意到
，这种在社会心理中存在的偏重小圈子中的特殊信任而缺乏社会性的 普遍信任的状态
，直接导致的是社会公共诚信危机，对社会和公众心理的伤害难以量化和估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