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
1 楼
闲话一点
有一天无聊，就在网上看了两个国内的大教授评说时政，感叹中国的教育现在是崇拜权
力而不是崇拜知识，教授都想要行政级别，学生都要做公务员，当然他们不会忘记提醒
人这是制度的问题。到现在都还不错，我同意崇拜权力是一个坏东西，必然会造就一大
堆跟屁虫和无耻小人。
接下来其中一个就说了个例子，有一个著名大学的校长带着一个70多岁的老教授到北京
开会，在自己的软卧包厢里安顿好了以后，突然乘务员要他们换到一号去，校长就不愿
意，接下来就让人瞠目结舌了，来了乘警直接把他们的东西扔到了过道上。原来是省长
大人带来几个人突然要上车，而一号包厢靠着厕所。
接下来发的议论就有意思了，认为这就是不尊重知识，然后说中国几千年都是尊重知识
，高看读书人的，就是民国也比现在强。
看到这里，我就笑了，心想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人的权利的问题，看高成人权也没有什么不妥。我的票是几号就应
该在几号，难道我不是教授，没有读什么书就应该坐到厕所边上去吗？这个例子可不怎
么妥当。
那些人不能说是不尊重知识，而压根是不尊重人，只尊重权利，这是他们的一贯作为。
说到底，是讲故事的教授的精英意识又冒出来了，认为自己是大教授，就是知识的化身
，怎么能得不到尊重。
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当人人都得到了尊重的时候，你自然就有了；当你想要得比
别人多的时候，就同样有可能掉到少的那一堆人里面去。中国翻来覆去的历史说得一清
二楚。
中国的精英和我这样的普通人就是不同，同样的书，我就读不到他们的结果，不服不行
。在我看来，中国人从来就是崇拜权力的，权力从来都是一切，现在不过是在重演以前
发生过的故事。
闲时胡乱翻书，才知道明代居然给魏忠贤立生祠，人还未死就立祠，来进行跪拜是很有
些奇谈，那是因为有人上书说他“尧天地德，至圣至神”，比孔子还要伟大，但魏忠贤
却是一个自宫的太监，是一个不怎么读书的小混混，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权利最大的太监。
据《明史》记载，魏忠贤的生祠“几遍天下”，中国做官的，那基本上是读书人，拍马
屁，讨好权势的功夫也可以说是“至圣至神”。而且明朝后来有个特点，带兵的统帅都
是读书人，从王阳明，到后来的熊廷弼，袁崇焕，洪承畴。
这是有原因的，先把人用儒家那一套彻底地熏陶，不能造反，不能做贰臣。就像女人要
讲贞操，宁可去死也得要从一而终（这个联系是我从鲁迅那里看到的），再去带兵才能
放心一点。
我还有一点有趣的心得，古书中骂贰臣似乎比造反还要厉害一些，在道德上更不能容忍
，这好像不对头。想了半天才悟出来道理，皇帝或者他们的先辈都是造反而得到皇位的
，那骂就得要小心一点，万一惹得圣上不高兴可不是好玩的。而没有贰臣就没有人能造
反成功，圣上当然赞赏这种帮忙，文人都是聪明人，知道这个关节。
其实如果认为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那么大家都有权利坐一坐；同理，人要是属于自己
的，换一个老板也是无可非议。原来并不是这样，在春秋战国时，名士经常换来换去，
后来三国，也差不多。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老板不好，或者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跳
槽有何不可，为什么就是叛徒呢？
顺便说一句，袁崇焕也给魏忠贤立过生祠，熊廷弼却是被魏忠贤陷害致死。看起来不好
理解，一个上亿人口的庞大帝国怎么被不过百万级人口的满清给灭了，不过想想那些魏
忠贤的生祠也就知道并不冤枉。要说中国历史上的黑暗，读书人是脱不了干系的，不读
书，是想不出来“尧天地德，至圣至神”。
有些人总认为当朝最不好，这是不读历史的结果。中国人，特别是当官的，现在也是读
书人，对权力的崇拜是在骨子里，不知有多深。
我不是为谁在辩解，只是在说历史的强大，比你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所以说，把文革前17年想得太好都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历史不能间断，因为不能解释
为什么中国人突然一下就变好，又接着都变坏了，一定是在哪里有些问题。
至于文革，那就比立生祠不知又要过分多少倍，这个我就知道了，有亲身经历。
据现在很多人说，宋是中国最好的朝代，因为不杀文人。但是，苏轼恐怕是当时最有名
的文人之一，我想没有人会认为他没有知识，而他却因为乌台诗案被下了大牢，差一点
脑袋都没有了。据说当时的皇帝并不想杀他，而是同僚之间的阶级斗争，于是给他安排
了一个对皇帝不敬的罪名。
这似乎有点搞笑，皇帝并不在乎苏大文人的不敬，反而是那些文人不依不饶，原因何在
，我想大家都知道。于是到了今天，一个中国极有名的精英文人就说，苏轼的才能害了
他，因为惹人妒忌，这真是罕见的幽默。
办公室从来都是有斗争的，越往高走越激烈，因为厉害关系越大，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但是弄得要掉脑袋，却与制度有关。因为言辞而获罪蹲大狱，就是文字狱，《维基百科
》说得不错，怎么掩盖都不行。
人的妒忌心该有多么强啊，要是因为这而造成能掉脑袋，天底下能幸免的丈夫没有几个
，现实是他们还活得好好的，因为只有妒忌而没有什么狱。
多么聪明文人才能想出此等黑色幽默。
再来说柳永的故事，我想读宋词的人都会知道他。他的家里有很多，很多进士，于是他
也去考，结果第一次不中，受到了一点打击。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总结经验再战，反
而迁怪考官没水平，不懂他的“雨霖铃”，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大概后来的考官大概是一个风月老手，读懂了，却不料到了皇帝那里，批了个“且去浅
斟低唱，何要浮名？”还是不中。据说他就更放肆了，流连于烟花巷中，叫做：奉旨填
词柳三变（三变是他的原名）。
但是，到末了他还是放不下功名，想做官，最后还是那个皇帝赐了一个进士，官却还是
做不上。不过我倒是十分欣赏那个皇帝的幽默感，做得不错，柳永能写出“念去去，千
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是个才子，但是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就不行
，当官要是不追求名利，就是没有上进心，肯定不是一个好官。
况且那皇帝说实话也是宽容，并没有发动群众来批判，也没有把他设为敏感词，况且最
后还是给了他一个进士，还是识货，爱才之人。要是在文革的时代，要是有人说：共产
主义有什么意思，我不如找女人去，那就不是进不进士的问题，而是叫做敌我矛盾了。
总的说来，柳永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过去的文人都是想做官的，不然读书是为了干什么
？从最根本的一点说来，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不能在政治，经济上独立，必须得成为权
力者，或者往权力者身边靠，不然就无法生存。特别是经济，肚子怎么都是第一的大问
题，那时候可没有版税这一说。
如果肯翻一番《全唐诗》，就会知道几乎全部著名诗人都对权贵拍过马屁，不过这种诗
的艺术价值不高而今人不读了，我直接怀疑所有人都这样做过，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没有
流传下来。那不是一种流行文化，而是生存的一种必须。
我是在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长大的，有一段时间非常之叛逆，对文人，或者知识分
子的评价不怎么好，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变成了知识分子，不过没关系，我对自己的
评价也不高。
也许我们应该把矛头对准权力者，但是，今天的权力者不都是知识分子吗？就像当年整
苏轼那些人还不都是进士吗？人就是人，没有办法，对权力的欲望是从猴子就开始有了。
其实我在文革中看得最明白，整知识分子最卖力，知道怎么做最有效果的仍然是知识分
子，同根似乎才会相煎，煎得最急，所以中国历来的文字狱，都有文人的身影在其中，
用哲学家的话来说，人都是自建牢笼。
你用万岁来整别人，那么你自己也难逃厄运，从中国的革命历史中看得是再明白没有了。
我有点极端的想法，人最好什么都不要崇拜，实在非要有一个的话，就崇拜自己好了；
再退一步，崇拜神比崇拜人要好得多，因为神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而且你还可以选
一下该崇拜哪个神（现在大多数国家）；而崇拜人那不是可以选择的，就像北朝鲜那样
是被崇拜，叫做完全丧失了自我，你就失去了任何价值。
崇拜知识是一句没有多大意思的话，因为什么是知识可是众说纷纭；就算要崇拜知识，
也与人无关，因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那些所谓有知识的人做的事多得很不怎么的，根
本不值得崇拜。
在这里我得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要人不去读书，不成为知识分子。在今天这个世界，人
必须读书，不然就没有好工作，征婚还要有一个大专学历以上，现实是人不得不考虑的
；另一方面，书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不文明还是不对的。
读书也许会使人变得所谓好一点，但是，读书绝对不能使人一定就变好。实际上，那些
历史上公认的坏人，大都是读书的，不读书做不了奸臣。就像罗素所说，历史上最坏的
事和最好的事，都是有思想的人做的。不读书怎么能有所谓思想，所以说，知识就是力
量，这句话是无疑的。
关键在于怎么读，或者说是所谓好人读还是所谓坏人读，那问题似乎变成了怎么样才能
成为好人，可以说是早期中外哲学家讨论的核心。柏拉图认为读书而有知识是做好人的
根本条件，而后来的基督教则更看重信仰；在中国，庄子认为圣人的书不过是扯淡（当
然，所谓读书自然是指读圣人的书），孔子的看法相反。
二千多年争来争去，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后来的哲学家发现没有类似宗教的观
念，根本就不能判断什么是好是坏，于是罗素就说，伦理学的问题不过是一个个人的喜
爱；维特根斯坦更干脆，认为这些问题只能以沉默相对，在哲学上不是一个可以说的东
西。
后来读到吉朋在描述古罗马后期的一段话，大意是：那是一个卑鄙的时代，人为了生存
而不得不卑鄙。
我想用这去形容文革中的知识分子是再恰当没有了，一个时代不好，就是所谓坏人多，
被逼得成为了坏人。人就是人，知识分子不比其他人坏，当然也谈不上更好。
这样一想心里就舒坦多了，书还是可以读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可以当的。就是不能读了
一点书，立即认为自己是精英，别人怎么能不尊重，那就是叫做不知把书读到哪里去了
，不如不读。
就我来说，很有些不敬的想法，中国那帮精英，除了少数几个，大多数都不怎么讲人话
，即真心话。就像那个说苏东坡倒霉是因为别人嫉妒的那个精英，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历
史上的文字狱，就是不说，怕现在的当权者不高兴。
干脆什么都不说，倒也是一种骨气，但那就成不了精英。于是就偷换概念，还巧妙得很
，有没有妒忌的成分在里面，恐怕是有，此等高明的帮闲鲁迅早就说过：
“不过我的所以觉得有趣的，并不专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
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
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
，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 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
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
此人一定是读鲁迅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读，不知读时是何感受。也许就是
读懂了古书，而根本认为这就是文人的职责所在，而鲁迅不过是不懂政治的蠢人一个。
如此鲁迅，不服不行。
现在经常有人说鲁迅尖刻，不宽容，我不得不承认恐怕这是事实。但是，他的尖刻是对
着那些精英，权贵的，我在阿Q，祥林嫂，孔乙己身上，却看到了恨其不争的同情。
不管怎么说，鲁迅所说的是他自己认为的实话，不有意来骗人，尽管他的看法只是自己
的一种视角，谁都只能这样。但是，由此我们就能看到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
，而像现在中国一些精英的有意粉饰太平，但那是现在的中国吗？
如果承认这个世界不可完全理解，那么人人所说的都不过是私货，关键在于是不是真心
话。那么怎么来判断真心话呢，遗憾的是没有绝对的办法，只能是让人不喜欢的，特别
让权贵讨厌的话，极有可能是真话，因为那不能带来利益，这大概就是哲学家所说的批
判精神。
说真话总是惹人不高兴的，特别是权贵，因此说出世间的不平，表达那些不幸人们的所
遭受的残酷是需要一些勇气和同情心的，尽管这是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是经常见到的，
所谓的盛世也不能例外，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罢了。
说自己的真心话加上才华，这就是不朽的标志。
才华是不可求的，但真话和利益之间作选择，却是人人都要碰到难事，特别是那些有话
语权的精英，至于我们这些小民，在网络上发发牢骚，都是马甲，根本就没有利益的干
系，再不说真话就有点无聊了。
有一天无聊，就在网上看了两个国内的大教授评说时政，感叹中国的教育现在是崇拜权
力而不是崇拜知识，教授都想要行政级别，学生都要做公务员，当然他们不会忘记提醒
人这是制度的问题。到现在都还不错，我同意崇拜权力是一个坏东西，必然会造就一大
堆跟屁虫和无耻小人。
接下来其中一个就说了个例子，有一个著名大学的校长带着一个70多岁的老教授到北京
开会，在自己的软卧包厢里安顿好了以后，突然乘务员要他们换到一号去，校长就不愿
意，接下来就让人瞠目结舌了，来了乘警直接把他们的东西扔到了过道上。原来是省长
大人带来几个人突然要上车，而一号包厢靠着厕所。
接下来发的议论就有意思了，认为这就是不尊重知识，然后说中国几千年都是尊重知识
，高看读书人的，就是民国也比现在强。
看到这里，我就笑了，心想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人的权利的问题，看高成人权也没有什么不妥。我的票是几号就应
该在几号，难道我不是教授，没有读什么书就应该坐到厕所边上去吗？这个例子可不怎
么妥当。
那些人不能说是不尊重知识，而压根是不尊重人，只尊重权利，这是他们的一贯作为。
说到底，是讲故事的教授的精英意识又冒出来了，认为自己是大教授，就是知识的化身
，怎么能得不到尊重。
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当人人都得到了尊重的时候，你自然就有了；当你想要得比
别人多的时候，就同样有可能掉到少的那一堆人里面去。中国翻来覆去的历史说得一清
二楚。
中国的精英和我这样的普通人就是不同，同样的书，我就读不到他们的结果，不服不行
。在我看来，中国人从来就是崇拜权力的，权力从来都是一切，现在不过是在重演以前
发生过的故事。
闲时胡乱翻书，才知道明代居然给魏忠贤立生祠，人还未死就立祠，来进行跪拜是很有
些奇谈，那是因为有人上书说他“尧天地德，至圣至神”，比孔子还要伟大，但魏忠贤
却是一个自宫的太监，是一个不怎么读书的小混混，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权利最大的太监。
据《明史》记载，魏忠贤的生祠“几遍天下”，中国做官的，那基本上是读书人，拍马
屁，讨好权势的功夫也可以说是“至圣至神”。而且明朝后来有个特点，带兵的统帅都
是读书人，从王阳明，到后来的熊廷弼，袁崇焕，洪承畴。
这是有原因的，先把人用儒家那一套彻底地熏陶，不能造反，不能做贰臣。就像女人要
讲贞操，宁可去死也得要从一而终（这个联系是我从鲁迅那里看到的），再去带兵才能
放心一点。
我还有一点有趣的心得，古书中骂贰臣似乎比造反还要厉害一些，在道德上更不能容忍
，这好像不对头。想了半天才悟出来道理，皇帝或者他们的先辈都是造反而得到皇位的
，那骂就得要小心一点，万一惹得圣上不高兴可不是好玩的。而没有贰臣就没有人能造
反成功，圣上当然赞赏这种帮忙，文人都是聪明人，知道这个关节。
其实如果认为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那么大家都有权利坐一坐；同理，人要是属于自己
的，换一个老板也是无可非议。原来并不是这样，在春秋战国时，名士经常换来换去，
后来三国，也差不多。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老板不好，或者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跳
槽有何不可，为什么就是叛徒呢？
顺便说一句，袁崇焕也给魏忠贤立过生祠，熊廷弼却是被魏忠贤陷害致死。看起来不好
理解，一个上亿人口的庞大帝国怎么被不过百万级人口的满清给灭了，不过想想那些魏
忠贤的生祠也就知道并不冤枉。要说中国历史上的黑暗，读书人是脱不了干系的，不读
书，是想不出来“尧天地德，至圣至神”。
有些人总认为当朝最不好，这是不读历史的结果。中国人，特别是当官的，现在也是读
书人，对权力的崇拜是在骨子里，不知有多深。
我不是为谁在辩解，只是在说历史的强大，比你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所以说，把文革前17年想得太好都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历史不能间断，因为不能解释
为什么中国人突然一下就变好，又接着都变坏了，一定是在哪里有些问题。
至于文革，那就比立生祠不知又要过分多少倍，这个我就知道了，有亲身经历。
据现在很多人说，宋是中国最好的朝代，因为不杀文人。但是，苏轼恐怕是当时最有名
的文人之一，我想没有人会认为他没有知识，而他却因为乌台诗案被下了大牢，差一点
脑袋都没有了。据说当时的皇帝并不想杀他，而是同僚之间的阶级斗争，于是给他安排
了一个对皇帝不敬的罪名。
这似乎有点搞笑，皇帝并不在乎苏大文人的不敬，反而是那些文人不依不饶，原因何在
，我想大家都知道。于是到了今天，一个中国极有名的精英文人就说，苏轼的才能害了
他，因为惹人妒忌，这真是罕见的幽默。
办公室从来都是有斗争的，越往高走越激烈，因为厉害关系越大，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但是弄得要掉脑袋，却与制度有关。因为言辞而获罪蹲大狱，就是文字狱，《维基百科
》说得不错，怎么掩盖都不行。
人的妒忌心该有多么强啊，要是因为这而造成能掉脑袋，天底下能幸免的丈夫没有几个
，现实是他们还活得好好的，因为只有妒忌而没有什么狱。
多么聪明文人才能想出此等黑色幽默。
再来说柳永的故事，我想读宋词的人都会知道他。他的家里有很多，很多进士，于是他
也去考，结果第一次不中，受到了一点打击。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总结经验再战，反
而迁怪考官没水平，不懂他的“雨霖铃”，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大概后来的考官大概是一个风月老手，读懂了，却不料到了皇帝那里，批了个“且去浅
斟低唱，何要浮名？”还是不中。据说他就更放肆了，流连于烟花巷中，叫做：奉旨填
词柳三变（三变是他的原名）。
但是，到末了他还是放不下功名，想做官，最后还是那个皇帝赐了一个进士，官却还是
做不上。不过我倒是十分欣赏那个皇帝的幽默感，做得不错，柳永能写出“念去去，千
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是个才子，但是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就不行
，当官要是不追求名利，就是没有上进心，肯定不是一个好官。
况且那皇帝说实话也是宽容，并没有发动群众来批判，也没有把他设为敏感词，况且最
后还是给了他一个进士，还是识货，爱才之人。要是在文革的时代，要是有人说：共产
主义有什么意思，我不如找女人去，那就不是进不进士的问题，而是叫做敌我矛盾了。
总的说来，柳永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过去的文人都是想做官的，不然读书是为了干什么
？从最根本的一点说来，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不能在政治，经济上独立，必须得成为权
力者，或者往权力者身边靠，不然就无法生存。特别是经济，肚子怎么都是第一的大问
题，那时候可没有版税这一说。
如果肯翻一番《全唐诗》，就会知道几乎全部著名诗人都对权贵拍过马屁，不过这种诗
的艺术价值不高而今人不读了，我直接怀疑所有人都这样做过，由于同样的原因而没有
流传下来。那不是一种流行文化，而是生存的一种必须。
我是在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长大的，有一段时间非常之叛逆，对文人，或者知识分
子的评价不怎么好，后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变成了知识分子，不过没关系，我对自己的
评价也不高。
也许我们应该把矛头对准权力者，但是，今天的权力者不都是知识分子吗？就像当年整
苏轼那些人还不都是进士吗？人就是人，没有办法，对权力的欲望是从猴子就开始有了。
其实我在文革中看得最明白，整知识分子最卖力，知道怎么做最有效果的仍然是知识分
子，同根似乎才会相煎，煎得最急，所以中国历来的文字狱，都有文人的身影在其中，
用哲学家的话来说，人都是自建牢笼。
你用万岁来整别人，那么你自己也难逃厄运，从中国的革命历史中看得是再明白没有了。
我有点极端的想法，人最好什么都不要崇拜，实在非要有一个的话，就崇拜自己好了；
再退一步，崇拜神比崇拜人要好得多，因为神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的，而且你还可以选
一下该崇拜哪个神（现在大多数国家）；而崇拜人那不是可以选择的，就像北朝鲜那样
是被崇拜，叫做完全丧失了自我，你就失去了任何价值。
崇拜知识是一句没有多大意思的话，因为什么是知识可是众说纷纭；就算要崇拜知识，
也与人无关，因为历史一再告诉我们，那些所谓有知识的人做的事多得很不怎么的，根
本不值得崇拜。
在这里我得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要人不去读书，不成为知识分子。在今天这个世界，人
必须读书，不然就没有好工作，征婚还要有一个大专学历以上，现实是人不得不考虑的
；另一方面，书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不文明还是不对的。
读书也许会使人变得所谓好一点，但是，读书绝对不能使人一定就变好。实际上，那些
历史上公认的坏人，大都是读书的，不读书做不了奸臣。就像罗素所说，历史上最坏的
事和最好的事，都是有思想的人做的。不读书怎么能有所谓思想，所以说，知识就是力
量，这句话是无疑的。
关键在于怎么读，或者说是所谓好人读还是所谓坏人读，那问题似乎变成了怎么样才能
成为好人，可以说是早期中外哲学家讨论的核心。柏拉图认为读书而有知识是做好人的
根本条件，而后来的基督教则更看重信仰；在中国，庄子认为圣人的书不过是扯淡（当
然，所谓读书自然是指读圣人的书），孔子的看法相反。
二千多年争来争去，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后来的哲学家发现没有类似宗教的观
念，根本就不能判断什么是好是坏，于是罗素就说，伦理学的问题不过是一个个人的喜
爱；维特根斯坦更干脆，认为这些问题只能以沉默相对，在哲学上不是一个可以说的东
西。
后来读到吉朋在描述古罗马后期的一段话，大意是：那是一个卑鄙的时代，人为了生存
而不得不卑鄙。
我想用这去形容文革中的知识分子是再恰当没有了，一个时代不好，就是所谓坏人多，
被逼得成为了坏人。人就是人，知识分子不比其他人坏，当然也谈不上更好。
这样一想心里就舒坦多了，书还是可以读的，知识分子也还是可以当的。就是不能读了
一点书，立即认为自己是精英，别人怎么能不尊重，那就是叫做不知把书读到哪里去了
，不如不读。
就我来说，很有些不敬的想法，中国那帮精英，除了少数几个，大多数都不怎么讲人话
，即真心话。就像那个说苏东坡倒霉是因为别人嫉妒的那个精英，不可能不知道中国历
史上的文字狱，就是不说，怕现在的当权者不高兴。
干脆什么都不说，倒也是一种骨气，但那就成不了精英。于是就偷换概念，还巧妙得很
，有没有妒忌的成分在里面，恐怕是有，此等高明的帮闲鲁迅早就说过：
“不过我的所以觉得有趣的，并不专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
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
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
，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 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
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
此人一定是读鲁迅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读，不知读时是何感受。也许就是
读懂了古书，而根本认为这就是文人的职责所在，而鲁迅不过是不懂政治的蠢人一个。
如此鲁迅，不服不行。
现在经常有人说鲁迅尖刻，不宽容，我不得不承认恐怕这是事实。但是，他的尖刻是对
着那些精英，权贵的，我在阿Q，祥林嫂，孔乙己身上，却看到了恨其不争的同情。
不管怎么说，鲁迅所说的是他自己认为的实话，不有意来骗人，尽管他的看法只是自己
的一种视角，谁都只能这样。但是，由此我们就能看到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
，而像现在中国一些精英的有意粉饰太平，但那是现在的中国吗？
如果承认这个世界不可完全理解，那么人人所说的都不过是私货，关键在于是不是真心
话。那么怎么来判断真心话呢，遗憾的是没有绝对的办法，只能是让人不喜欢的，特别
让权贵讨厌的话，极有可能是真话，因为那不能带来利益，这大概就是哲学家所说的批
判精神。
说真话总是惹人不高兴的，特别是权贵，因此说出世间的不平，表达那些不幸人们的所
遭受的残酷是需要一些勇气和同情心的，尽管这是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是经常见到的，
所谓的盛世也不能例外，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罢了。
说自己的真心话加上才华，这就是不朽的标志。
才华是不可求的，但真话和利益之间作选择，却是人人都要碰到难事，特别是那些有话
语权的精英，至于我们这些小民，在网络上发发牢骚，都是马甲，根本就没有利益的干
系，再不说真话就有点无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