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民国文人相轻史（一）：“京派”与“海派”之争#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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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Mr.Q的日记
http://www.douban.com/note/353528415/
北京和上海之间喋喋不休的争吵，并不是近十几年才有的新鲜事。从上海开埠，摇身一
变成为国际大都市那天起，京沪两地就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冤家。虽然当时的首都是南京
，但明显这对冤家谁都没有把这个“伪帝都”放在眼里——不好意思，你谁啊？
发生在1933-1934年一场北京上海两地文人的大战，就是这对冤家在民国文艺界展开的
一场顶上对决。不，可以说直到现在，“京派”和“海派”的文艺工作者都还在吵个不
停。2011年《甄嬛传》大火时，我认识一个北京编剧就非常趾高气昂地对一个上海编剧
说，你看看你们上海这几年折腾出了啥？夏家三千金？上海编剧自觉理亏，只好底气不
足地回嘴说，孙俪是上海人。
这场论证的发起人，或者说搅屎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沈从文。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大
作家，没人能否定沈先生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和成就，但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否定他在
文艺理论上的才华和成就。事实上，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就是因为沈先生在理论表述上的
不精准和不严密。这种不精准和不严密引发了一场为时一年、牵扯人数近百的口水战，
而且沈先生最后里外不讨好，被京沪两地的文人同喷。早知道，就应该劝沈从文一句，
走开，让专业的来。
所以刘文典曾经说沈从文是“只值一分钱的教授”，倒是不无道理。有的学科重实践，
有的学科重钻研。写作是门实践活，但搞理论，肯定得需要学院派的沉淀。虽然后来沈
先生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但很明显当时，他不行。
我怀着恶意揣测，沈从文当时要贸然对上海文人发难，是因为他在上海混得不咋的。沈
从文1927年到上海发展时，是怀了一腔热血和憧憬的，毕竟当时上海是中国最有活力的
城市（当然现在也是，上海人不要公鸡我），幻想有天能升职加薪，当上大文豪，迎娶
白富美，迈上人生巅峰……当然不是。不同于我等俗人，沈先生是揣着净化人心、重塑
民族品德之鸿愿踏上文坛的（谁知道）。但上海文坛状况却叫沈先生大失所望，大卖的
都是“鸳鸯蝴蝶派”之类的通俗、娱乐、情爱小说，沈先生办的杂志全部卖不出去。于
是乎，愤（亏）怒（本）的沈先生坐不住了，于1933年在《大公报》上发表《文学者的
态度》一文，气势汹汹地向上海文坛发难。
其实在沈从文开地图炮黑了整个上海文坛之前，他对上海某个人或某现象的批评就没停
过。1929年沈从文伙同丁玲等人办了本《红黑》杂志，并发表了一段编辑声明：“不漠
视别人，不夸赞自己，不以抄袭贩卖新舆论思想惊吓年轻人……”真真一朵文坛白莲花
，指桑骂槐的功力初现；1929年底《红黑》办不下去了，沈从文写了一篇《郁达夫张资
平及其影响》，骂了趣味文学。什么叫趣味文学？我想大概约等于现在红翻天的张嘉佳
之流吧；没过多久，又写了篇《论郭沫若》，骂了政治和左翼文学。到现在，沈从文对
文学的态度已经比较明了：他既反对文学沦为供人消遣的“趣味”，也反对文学成为政
治的附庸。他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必须坚持高雅。不过鉴于沈从文当时还没写出《
边城》，名气一般般，张资平和郭沫若在上海文坛的名声也不怎么好，所以压根没人鸟
他。这些文章也便石沉大海，波澜不惊了。
但这篇《文学者的态度》不一样，这不是精确打击，而是无差别地图炮。要知道当时上
海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不仅有张恨水、周瘦鹃，还有鲁迅、茅盾等等一摩尔大小作家。
沈从文在《态度》一文中明确地反对了当时文坛上的“海派风气”，认为文坛充斥着一
种“玩票”“消遣”的不良习气（我才是唯一的白莲花）。乖乖不得了，这下是捅了马
蜂窝，《态度》一文发表于10月，12月就有人跳出来反击了，这个人叫苏汶。
苏汶这个人在创作上成绩平平，他在民国文坛上能留名，大多就是因为曾被沈从文、鲁
迅、瞿秋白都骂过，能做到这点倒也是不容易。苏汶写了《文人在上海》来反击沈从文
，他认为，上海物价高，商业发达，文人谋生不容易，出现一些商业性、趣味性的倾向
，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上海不似北京，高校多、研究所多、政府机构多，很多北京文
人都是兼职写作，没有生活压力，写出来的东西当然比较严肃高雅，两地其实没有高下
之分云云。
但是苏汶在这篇文章中误会了沈从文的很多意思。第一，沈从文所说的“海派风气”并
不是仅指上海文人，沈从文自己也承认，北京文人也有可能沾染上“海派”风气，他是
对事不对人；第二，沈从文所说的“海派”和苏汶脑中的“海派”不是一回事儿，在苏
汶这样的传统上海作家看来，“海派”是和“鸳鸯蝴蝶派”画等号的，是文人中比较低
级、庸俗的那一派；而沈从文眼中的“海派”风气范围就宽广多了，包括他推崇备至的
京派文人周作人后期的文章，在沈从文看来都是有“海派”风的，都背离了他的文学理
想。所以说沈从文倒不是开了地图炮，还是像文首说的那样——水平有限，表达不清，
导致了不明真相群众的过激反应。
但是苏汶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上海作家的共鸣，在他们看来，沈从文这个从北京来的愣
头青就是个间谍，是开了无差别攻击模式的杀伤性武器。虽然沈从文很快发现苏汶误解
了他的意思，并火速写文自我洗白，但为时已晚——没办法，抢得先声就是这么重要，
何况惹的是一群闲着没事，唯恐天下不乱的文艺工作者。
沈从文发表的洗白文叫《论“海派”》，在里头沈先生澄清了他说的“海派”不同于苏
汶理解的“海派”，指的是文坛一群“附庸风雅”“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伪文
人”（请不要这么赤裸地骂沪上之光郭敬明好吗）；沈从文想了想，似乎说得还不够明
白，干脆直接把苏汶（沈从文这软货）、鲁迅（毒嘴我惹不起）、茅盾、叶绍钧等人从
“海派”名单中勾掉了——这样总行了吧！
但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也并没有完全服软，他认为“海派”风气在上海表
现尤为强烈，是上海这个商业都会衍生出的文坛毒瘤，并号召北方文人一起来洗涤这股
不正之风（拜托你谁啊）。因此虽然他抱着惹不起躲着走的态度将一代骂将鲁迅除名，
但还是引起了周先生的温柔注视。
但鲁迅就是鲁迅，大公无私从不偏袒，他用一种“你们统统闭嘴听我说”的态度，火速
写出了《京派与海派》一文，将沈从文称作“北平某先生”（人家湖南人好吗），将苏
汶称作“上海某先生”，对所谓的京派和海派都提出了批评。在鲁迅看来，京派文学是
“官的帮闲”，海派文学是“商的帮忙”（老子才是文学界的缪斯），一丘之貉，五十
步和百步的区别而已。
除了鲁迅这样在文学界执牛耳的大家外，当时陷入这场纷争的还有姚雪垠、曹聚仁、胡
风、徐懋庸等一大批作家（反正闲的）。但不论京派海派，大家似乎都非常一致，对沈
从文的论点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不屑。曹聚仁连发三帖为海派辩护，认为在接地气、
社会性方面，反而是极具生活气息的海派文学更有优势，沈从文和他代表的所谓京派才
是被扫荡的对象；姚雪垠则不满京派文学那种天生来的高大上和自我优越感，认为周作
人、废名等作家的作品严重脱离生活，应该予以否定。
可悲的是，沈从文先生不仅被上海文人群起攻之，连北平文人都要来个窝里反。师陀作
为当时参加论战为数不多的北平作家，就直接提出了，大家别瞎搀和，哪有什么京派海
派说，都是沈从文那小子胡诌的，来来来，我们坐下来喝茶和解才是正经事……
这场争辩大概持续了一年，终于以沈从文被四面八方的敌人和内奸围攻而告一段落。当
然，我们也不能说海派赢了，而京派输了——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所谓的“京派”
文人，压根没几个搅和进来的！就连掺和进来的少数几个——比如上文那个师陀，还是
个和稀泥的！在这点上，我倒想起一个笑话：上海人逢人就爱问，你觉得北京好还是上
海好？而北京人就不问。为啥？因为在北京人看来，这世上还有比北京更好的地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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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上海之间喋喋不休的争吵，并不是近十几年才有的新鲜事。从上海开埠，摇身一
变成为国际大都市那天起，京沪两地就是一对相爱相杀的冤家。虽然当时的首都是南京
，但明显这对冤家谁都没有把这个“伪帝都”放在眼里——不好意思，你谁啊？
发生在1933-1934年一场北京上海两地文人的大战，就是这对冤家在民国文艺界展开的
一场顶上对决。不，可以说直到现在，“京派”和“海派”的文艺工作者都还在吵个不
停。2011年《甄嬛传》大火时，我认识一个北京编剧就非常趾高气昂地对一个上海编剧
说，你看看你们上海这几年折腾出了啥？夏家三千金？上海编剧自觉理亏，只好底气不
足地回嘴说，孙俪是上海人。
这场论证的发起人，或者说搅屎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沈从文。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大
作家，没人能否定沈先生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和成就，但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否定他在
文艺理论上的才华和成就。事实上，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就是因为沈先生在理论表述上的
不精准和不严密。这种不精准和不严密引发了一场为时一年、牵扯人数近百的口水战，
而且沈先生最后里外不讨好，被京沪两地的文人同喷。早知道，就应该劝沈从文一句，
走开，让专业的来。
所以刘文典曾经说沈从文是“只值一分钱的教授”，倒是不无道理。有的学科重实践，
有的学科重钻研。写作是门实践活，但搞理论，肯定得需要学院派的沉淀。虽然后来沈
先生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成绩，但很明显当时，他不行。
我怀着恶意揣测，沈从文当时要贸然对上海文人发难，是因为他在上海混得不咋的。沈
从文1927年到上海发展时，是怀了一腔热血和憧憬的，毕竟当时上海是中国最有活力的
城市（当然现在也是，上海人不要公鸡我），幻想有天能升职加薪，当上大文豪，迎娶
白富美，迈上人生巅峰……当然不是。不同于我等俗人，沈先生是揣着净化人心、重塑
民族品德之鸿愿踏上文坛的（谁知道）。但上海文坛状况却叫沈先生大失所望，大卖的
都是“鸳鸯蝴蝶派”之类的通俗、娱乐、情爱小说，沈先生办的杂志全部卖不出去。于
是乎，愤（亏）怒（本）的沈先生坐不住了，于1933年在《大公报》上发表《文学者的
态度》一文，气势汹汹地向上海文坛发难。
其实在沈从文开地图炮黑了整个上海文坛之前，他对上海某个人或某现象的批评就没停
过。1929年沈从文伙同丁玲等人办了本《红黑》杂志，并发表了一段编辑声明：“不漠
视别人，不夸赞自己，不以抄袭贩卖新舆论思想惊吓年轻人……”真真一朵文坛白莲花
，指桑骂槐的功力初现；1929年底《红黑》办不下去了，沈从文写了一篇《郁达夫张资
平及其影响》，骂了趣味文学。什么叫趣味文学？我想大概约等于现在红翻天的张嘉佳
之流吧；没过多久，又写了篇《论郭沫若》，骂了政治和左翼文学。到现在，沈从文对
文学的态度已经比较明了：他既反对文学沦为供人消遣的“趣味”，也反对文学成为政
治的附庸。他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必须坚持高雅。不过鉴于沈从文当时还没写出《
边城》，名气一般般，张资平和郭沫若在上海文坛的名声也不怎么好，所以压根没人鸟
他。这些文章也便石沉大海，波澜不惊了。
但这篇《文学者的态度》不一样，这不是精确打击，而是无差别地图炮。要知道当时上
海是中国文坛的中心，不仅有张恨水、周瘦鹃，还有鲁迅、茅盾等等一摩尔大小作家。
沈从文在《态度》一文中明确地反对了当时文坛上的“海派风气”，认为文坛充斥着一
种“玩票”“消遣”的不良习气（我才是唯一的白莲花）。乖乖不得了，这下是捅了马
蜂窝，《态度》一文发表于10月，12月就有人跳出来反击了，这个人叫苏汶。
苏汶这个人在创作上成绩平平，他在民国文坛上能留名，大多就是因为曾被沈从文、鲁
迅、瞿秋白都骂过，能做到这点倒也是不容易。苏汶写了《文人在上海》来反击沈从文
，他认为，上海物价高，商业发达，文人谋生不容易，出现一些商业性、趣味性的倾向
，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上海不似北京，高校多、研究所多、政府机构多，很多北京文
人都是兼职写作，没有生活压力，写出来的东西当然比较严肃高雅，两地其实没有高下
之分云云。
但是苏汶在这篇文章中误会了沈从文的很多意思。第一，沈从文所说的“海派风气”并
不是仅指上海文人，沈从文自己也承认，北京文人也有可能沾染上“海派”风气，他是
对事不对人；第二，沈从文所说的“海派”和苏汶脑中的“海派”不是一回事儿，在苏
汶这样的传统上海作家看来，“海派”是和“鸳鸯蝴蝶派”画等号的，是文人中比较低
级、庸俗的那一派；而沈从文眼中的“海派”风气范围就宽广多了，包括他推崇备至的
京派文人周作人后期的文章，在沈从文看来都是有“海派”风的，都背离了他的文学理
想。所以说沈从文倒不是开了地图炮，还是像文首说的那样——水平有限，表达不清，
导致了不明真相群众的过激反应。
但是苏汶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上海作家的共鸣，在他们看来，沈从文这个从北京来的愣
头青就是个间谍，是开了无差别攻击模式的杀伤性武器。虽然沈从文很快发现苏汶误解
了他的意思，并火速写文自我洗白，但为时已晚——没办法，抢得先声就是这么重要，
何况惹的是一群闲着没事，唯恐天下不乱的文艺工作者。
沈从文发表的洗白文叫《论“海派”》，在里头沈先生澄清了他说的“海派”不同于苏
汶理解的“海派”，指的是文坛一群“附庸风雅”“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伪文
人”（请不要这么赤裸地骂沪上之光郭敬明好吗）；沈从文想了想，似乎说得还不够明
白，干脆直接把苏汶（沈从文这软货）、鲁迅（毒嘴我惹不起）、茅盾、叶绍钧等人从
“海派”名单中勾掉了——这样总行了吧！
但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也并没有完全服软，他认为“海派”风气在上海表
现尤为强烈，是上海这个商业都会衍生出的文坛毒瘤，并号召北方文人一起来洗涤这股
不正之风（拜托你谁啊）。因此虽然他抱着惹不起躲着走的态度将一代骂将鲁迅除名，
但还是引起了周先生的温柔注视。
但鲁迅就是鲁迅，大公无私从不偏袒，他用一种“你们统统闭嘴听我说”的态度，火速
写出了《京派与海派》一文，将沈从文称作“北平某先生”（人家湖南人好吗），将苏
汶称作“上海某先生”，对所谓的京派和海派都提出了批评。在鲁迅看来，京派文学是
“官的帮闲”，海派文学是“商的帮忙”（老子才是文学界的缪斯），一丘之貉，五十
步和百步的区别而已。
除了鲁迅这样在文学界执牛耳的大家外，当时陷入这场纷争的还有姚雪垠、曹聚仁、胡
风、徐懋庸等一大批作家（反正闲的）。但不论京派海派，大家似乎都非常一致，对沈
从文的论点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不屑。曹聚仁连发三帖为海派辩护，认为在接地气、
社会性方面，反而是极具生活气息的海派文学更有优势，沈从文和他代表的所谓京派才
是被扫荡的对象；姚雪垠则不满京派文学那种天生来的高大上和自我优越感，认为周作
人、废名等作家的作品严重脱离生活，应该予以否定。
可悲的是，沈从文先生不仅被上海文人群起攻之，连北平文人都要来个窝里反。师陀作
为当时参加论战为数不多的北平作家，就直接提出了，大家别瞎搀和，哪有什么京派海
派说，都是沈从文那小子胡诌的，来来来，我们坐下来喝茶和解才是正经事……
这场争辩大概持续了一年，终于以沈从文被四面八方的敌人和内奸围攻而告一段落。当
然，我们也不能说海派赢了，而京派输了——为什么？很简单啊，因为所谓的“京派”
文人，压根没几个搅和进来的！就连掺和进来的少数几个——比如上文那个师陀，还是
个和稀泥的！在这点上，我倒想起一个笑话：上海人逢人就爱问，你觉得北京好还是上
海好？而北京人就不问。为啥？因为在北京人看来，这世上还有比北京更好的地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