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聂华苓：枝繁叶茂的文学女主人#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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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枝繁叶茂的文学女主人
2008年08月13日 11:13: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聂华苓,1925年生于湖北，1949年定居台湾并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赴美。
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
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散文集《鹿园情事》、《三生三世》等二十余本。
其中《桑青与桃红》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获“美国书卷奖”。
1967年与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Engle)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
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前往爱荷华写作、交流，来自内地、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华
人作家成为国际写作计划的重要邀请者。
采访手记
去见聂华苓女士之前，已细读过她的新书《三生影像》(三联书店2008年6月出版)
。书中文字与照片将她大半个世纪的人生勾勒出来，有颠沛有安稳，有伤恸亦有欣喜，
家国思绪与亲情爱情交织缠绕，跨越万水千山，绵延几十年，传奇般丰富而精彩。“我
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树叶在爱荷华”，她书中写的这四句“序”或许最能概
括她的人生。
采访约在清华大学一栋宁静、别致的二层小楼。当天暑热袭人，我额上带着汗径直
上二楼，门开处是聂华苓热情和善的笑容，室内无日晒，一下子凉爽起来。她前一天从
美国抵京，时差尚未调整好，但看上去神采奕奕。黑眼影，瘦削的身材，黑地白花连衣
裙，加上不时发出的爽朗笑声，实在不像八十几岁的人。
她很健谈，反应敏锐。说起前尘往事，那些消散在时光中的故人，特别是聊到由她
1967年发起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谈及她的PaulEngle，目光中就满是激情和温
暖。她的故事太多，多到不仅一下午的采访无法尽述，怕是厚厚一本《三生影像》也写
不完。
采访过后的星期六，聂华苓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见到十几位曾参加“国际写作
计划”的作家，邵燕祥、莫言、李锐来了，苏童、毕飞宇和迟子建坐了一夜火车也赶来
了，为的是给她一个惊喜。他们都曾领略爱荷华的美丽风景，品尝过聂华苓的丰盛家宴
，近距离感受到这位至情至性女子的人格魅力。那些年，在爱荷华窗外看得到青山和小
鹿的家里，聂华苓就这样做着迎来送往的文学“女主人”。
“国际写作计划”是一颗硕果
记得在1980年代，有一次董秀玉跟我女儿蓝蓝说，你妈妈应该写一本自传。那时我
有很多事情要做，写自传还不是时候。那些年，回到内地我是海外华人，在台湾我是外
省人，在爱荷华我是中国人，我到底是哪里人？连自己也搞不清楚。
2003年，我把一生的记忆一篇一篇写出来，就是《三生三世》，写完之后我突然发
现了答案，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是我对自己人生记忆的总结，也是对我经历的20世纪的
总结。隔了几年，我在《三生三世》基础上又补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文章，这些文章
融在全书的每个部分，另外我还选了284张老照片，一一写了图注，并非简单的“某年
某月摄于哪里”之类，虽然我尽可能写得简洁，但仍然包含很多信息。这些内容就构成
了《三生影像》。
我在书里写“我是一棵树”，我和Engle做的“国际写作计划”就是我的果实。从
当年我在爱荷华河上那艘小船上产生这个想法到现在，已有一千二百多位来自全世界的
作家到爱荷华参与这个计划，其中包括一百多位华人作家(记者注：包括内地、台湾、
香港及其他海外华人作家)。
1964年，我受Engle邀请去爱荷华参加他主持的“作家工作坊”。在那里，我的身
份是个外国作家，此外还有几位印度、阿富汗和菲律宾的作家。那时我就觉得虽然我们
都是从事文学创作，但跟美国作家还是很不同。于是我就想创立一个特别计划，邀请美
国之外世界各地的优秀作家前来交流、创作。这些作家来自伊朗、印度、日本、南非等
亚非国家，也有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的，还有(前)苏联的。爱尔兰的希尼、土耳其的
帕慕克、日本的吉增刚造、波兰的米沃什等，都来过爱荷华。
说到邀请作家的标准，当然要邀请最好的作家。有人留意到我们邀请的作家名单，
说我们爱邀请“问题作家”，其实这是误会。我们更多是看作家的作品来定，(前)苏联
、捷克、罗马尼亚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非常棒，但由于某些原因不容于当时的政府
，书被禁，甚至挨整、坐牢。他们首先是“好作家”，而不是“问题作家”。
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计划创立到现在，中国作家的获邀数量最多，每年邀请的中
国作家也大多是我提名。计划实施的第一年(1967年)邀请了12位作家，其中就包括台湾
诗人痖弦。后来，香港的戴天、台湾的柏杨、陈映真、吴晟、张大春等作家纷纷来到爱
荷华。等到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萧乾成为我们第一个邀请的内地作家，后来的丁玲、汪
曾祺、阿城、张贤亮以及再后来的残雪、苏童、西川、余华等，基本涵盖内地不同年代
的重要作家。最近邀请的华人作家是台湾的骆以军和香港的潘国灵。
一直以来，“国际写作计划”的主要困难就是经费问题。邀请作家的经费主要是
Paul Engle募集而来，也有一些外国作家是由本国政府或文化基金会资助前来，曾有台
湾作家来爱荷华是由《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提供经费。虽然困难重重，但Engle和
我不停想办法，比如从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美国企业家那里募集一些钱。后来，邀请内
地作家的经费，也有我和爱荷华大学的几位教授自己凑的。所幸，这个计划进行这么多
年从未中断过。
我是1988年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的，原因是Engle年纪大了，我想多花些时间
陪他。但是很难彻底退休，每年邀请作家的名单，特别是中国作家的人选我还是要花心
思。
《自由中国》影响我一生
从1949年到1964年，我在台湾生活了15年，那段时期对我整个人生都有巨大的影响
。谈到这些，就不能不提我在《自由中国》杂志的日子，我在《三生影像》中专门用“
第二部”来回忆那段时光。
我到台湾的时候才24岁，当时想的就是要找一份工作，听说有个叫《自由中国》的
杂志在招人，还听说胡适是发行人，我去见了主持杂志的雷震先生，于是我就参加到那
个群体里。一开始做整理文稿的文员，后来又做文艺编辑，还进了杂志编辑委员会。
当时编辑委员会的阵容真是厉害啊。前面说了，发行人是胡适，主持人是雷震，此
外还有北大教授毛子水、国民党官员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等，也有像殷海光
那样的年轻知识分子。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记得那时开编辑
会很有趣，毛子水先生比较保守，殷海光是激动的少壮派，思想尖锐，他们一老一少常
常会辩论，最后雷震先生只好从中调和。那时我还年轻，思想和人生态度还未完全成型
，这些经历对我的人生观和思想、待人接物的方式都影响很大，甚至奠定了我整个的思
想体系。后来《自由中国》被封，一起共事的同事各奔东西，雷震先生还入狱，这些往
事，今天想起来还是让我感慨不已。
柏杨的信与艾青的壶
早年在《自由中国》的经历，还有后来在爱荷华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使我有机
会接触很多作家，和他们成为朋友，有些还成为相知一生的挚友。我现在还会常常想起
这些朋友，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情景。
前些天我发表了一篇怀念我的老朋友柏杨的文章，《自由中国》曾发过他的《幸运
的石头》等讽刺小说，那时候他还叫郭衣洞呢。后来我到了爱荷华，《中国时报》、《
联合报》会寄报纸给我，也寄一些书，我就发现一个叫柏杨的写文章的风格很像当年的
郭衣洞，毕竟我编过他的稿子嘛，后来我才知道柏杨就是郭衣洞。
1968年，他因为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而被冠以“叛乱罪”坐牢，等到重获自
由已经是1977年。出狱后他就给我写信，托孙观汉先生从台湾将信带到美国交给我，那
以后他的来信不断。虽然我们多年不见，但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就想要请他来爱荷
华，这个想法一直到1984年才成行。柏杨和张香华到了爱荷华和我、Engle一见如故，
也许我们各自的婚姻有些相似吧。
柏杨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我也是，他算是我的学长，但按年纪，他比我要长一辈。
他是个很仗义的人，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为我能再度回台而奔走。这中间波折很多，好
在后来台湾方面终于答应让我申请赴台。那是1988年，当时很多朋友到机场热烈欢迎我
和Engle，大家开酒会，畅叙友情。记得那次到台湾之后一切很顺利，见到很多老朋友
，我整整呆了三个星期。
1978年中美建交，当天我和Engle正在阳台上喝咖啡看报纸，我得知这个消息非常
高兴，跟Engle说，这下子可以邀请内地作家来爱荷华了。
那一年，我和Engle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内地，我们去了北京。我跟夏衍先生说起，
要邀请中国内地作家去爱荷华。我那次就打听艾青和丁玲的消息，后来遇到蔡其矫，他
说他是诗人，我问他认不认识艾青，他说认识，我又问他艾青在不在北京。他说，去打
听一下。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艾青在北京，还约艾青和我们在景山脚下见面。我
兴奋得推掉其他约会，但蔡其矫又打来电话说，艾青不能来了。
过了几天，也就是我们即将回美国的前两天，突然一个电话打到我住的华侨饭店，
说：“我是艾青，我在北京。”我说：“啊！能不能见个面啊？”他说可以。记得那天
我们迟到了十分钟，看到艾青在太阳底下等我们。他和Engle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流
泪了，我眼泪汪汪地在一旁看着。当时他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胡同窄得汽车都过不去。
院里都是小炉子，摆在每间房子门口。他的一间小房里是上下铺的床，一张书桌，下面
堆满了画，一把椅子。我问他，你还在写诗吗？他说，当然不会停的。他把抽屉拉开给
我们看，说，看我这些年写了这么多诗。那时候的艾青真可爱。
有个细节我书里没有写。我们见面后去北海仿膳饭庄吃饭，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饭
店。吃罢饭我们要付账，结果Engle和我还有两个女儿互相问，你带钱了没有？四个人
居然全没带钱！那时候人心还是很单纯的，仿膳就说，你们明天来付吧。
后来艾青和我们去华侨饭店，他和Engle聊诗，有谈不完的话。艾青问我，你们什
么时候走？第二天晚上，艾青夫妇又来了，他送我一个宜兴紫砂壶，说这个是文革之后
他剩下的不多的好东西了，送给我做纪念。现在这个紫砂壶还在我爱荷华的家里，舍不
得用，生怕用坏。
丁玲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1978年回北京没能见到她，1980年我又到北京，在中
国作协的安排下见到了丁玲。去医院之前，我和Engle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鲜花，好几
种，装饰在花篮里。丁玲看到我们很兴奋，她和Engle不知道在说什么笑话，两个人都
大笑。我很感动——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美帝，这样开心地笑。丁玲说很想亲眼看看美
国，于是1981年我们就邀请她去爱荷华。我们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和Engle有说不完的话
我是个有些小布尔乔亚调调的人，Engle出身贫寒，他的爸爸靠帮人养马为生。他
对田园生活，对土地有着热切的爱，所以我在书中说他是“从玉米田来的人”。在我们
共度的27年里，影响是相互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我都四十多岁了，都不是年轻人了，
此前我们也都经历过一段婚姻，所以我们很懂得如何相处，如何互相适应、调整。我们
很少争执，每次有分歧不是他让步就是我让步，好像还是他让着我的时候多(笑)。我们
的相处之道就是多沟通，我们会长时间地交谈，谈人、谈事情、谈文学，也谈“国际写
作计划”，哪个作家怎么样了？他们的国家怎么样了？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让我们一直默
契地生活着。现在你要问我，家在哪里？我会回答，是爱荷华，因为那是Engle出生和
长眠的地方。
Engle的过世太突然，那是我们一同出游，在芝加哥机场转飞机，他去买《新闻周
刊》，就再也没回来。这对我的打击太大，哪怕生几天的病，我也会有些心理准备。那
次本来我们要去波兰领一个“国际文化奖”，他去世后我只有给当地的朋友一个一个打
电话解释，那段时间的心情跟死了一样。
Engle去世之后，有好多年我没有写作，而是在慢慢整理他的文稿，有些文章发表
过，有些还没来得及成书，我把这些文章编辑在一起，编了一本关于他童年的书——A
Lucky American Childhood。很多诗人都不太会写散文，如果诗人能写好散文，那需要
语言的敏感和细致,而Engle的那些散文可以说是经典之作，Classical。编写的过程中
我会常常想起他，既欣慰也难过。
此外，我还编了一本参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作家们回忆他的书。从1942年到
1966年，他主持“作家工作坊”。在美国，一个作家进入过“作家工作坊”是一种光荣
。我就分别联系、邀请这24年获邀的作家写写记忆中的Engle。编这两本书花了我好几
年时间。
再后来，我静下心来写《三生影像》中这些回忆文章。我的写作从来就没什么计划
，写作不能够逼自己。我知道有些很红的作家，总是逼着自己非写不可，我不是那种类
型的。
我对当下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我会看一些他们的书，“国际写
作计划”也还在不断邀请华语作家去爱荷华。这一次我要从北京再去香港，参加香港浸
会大学主办的一个文学奖的终评工作。
对比起来，我觉得中国内地的作家非常有生活体验，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真像是从
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是有根的，他们的文化积累和社会经验，还包括他们吃过的苦，都
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台湾作家则比较有思辨性，他们的作品是慢慢打磨出来的，他们跟
内地作家的语言风格不太一样。像我这样当年从内地到台湾的作家，毕竟还带着原来的
文化来写作，而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他们的语言和技巧都是重新创造的，他们的写作
比较内敛。香港的作家，虽然也用中文写作，但视野和风格都比较西化。把三地作家的
写作风格相比较是很有趣的。
2008年08月13日 11:13: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聂华苓,1925年生于湖北，1949年定居台湾并开始发表作品，1964年赴美。
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台湾轶事》，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
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散文集《鹿园情事》、《三生三世》等二十余本。
其中《桑青与桃红》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获“美国书卷奖”。
1967年与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Engle)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
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前往爱荷华写作、交流，来自内地、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华
人作家成为国际写作计划的重要邀请者。
采访手记
去见聂华苓女士之前，已细读过她的新书《三生影像》(三联书店2008年6月出版)
。书中文字与照片将她大半个世纪的人生勾勒出来，有颠沛有安稳，有伤恸亦有欣喜，
家国思绪与亲情爱情交织缠绕，跨越万水千山，绵延几十年，传奇般丰富而精彩。“我
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树叶在爱荷华”，她书中写的这四句“序”或许最能概
括她的人生。
采访约在清华大学一栋宁静、别致的二层小楼。当天暑热袭人，我额上带着汗径直
上二楼，门开处是聂华苓热情和善的笑容，室内无日晒，一下子凉爽起来。她前一天从
美国抵京，时差尚未调整好，但看上去神采奕奕。黑眼影，瘦削的身材，黑地白花连衣
裙，加上不时发出的爽朗笑声，实在不像八十几岁的人。
她很健谈，反应敏锐。说起前尘往事，那些消散在时光中的故人，特别是聊到由她
1967年发起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谈及她的PaulEngle，目光中就满是激情和温
暖。她的故事太多，多到不仅一下午的采访无法尽述，怕是厚厚一本《三生影像》也写
不完。
采访过后的星期六，聂华苓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见到十几位曾参加“国际写作
计划”的作家，邵燕祥、莫言、李锐来了，苏童、毕飞宇和迟子建坐了一夜火车也赶来
了，为的是给她一个惊喜。他们都曾领略爱荷华的美丽风景，品尝过聂华苓的丰盛家宴
，近距离感受到这位至情至性女子的人格魅力。那些年，在爱荷华窗外看得到青山和小
鹿的家里，聂华苓就这样做着迎来送往的文学“女主人”。
“国际写作计划”是一颗硕果
记得在1980年代，有一次董秀玉跟我女儿蓝蓝说，你妈妈应该写一本自传。那时我
有很多事情要做，写自传还不是时候。那些年，回到内地我是海外华人，在台湾我是外
省人，在爱荷华我是中国人，我到底是哪里人？连自己也搞不清楚。
2003年，我把一生的记忆一篇一篇写出来，就是《三生三世》，写完之后我突然发
现了答案，知道自己在哪里。这是我对自己人生记忆的总结，也是对我经历的20世纪的
总结。隔了几年，我在《三生三世》基础上又补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文章，这些文章
融在全书的每个部分，另外我还选了284张老照片，一一写了图注，并非简单的“某年
某月摄于哪里”之类，虽然我尽可能写得简洁，但仍然包含很多信息。这些内容就构成
了《三生影像》。
我在书里写“我是一棵树”，我和Engle做的“国际写作计划”就是我的果实。从
当年我在爱荷华河上那艘小船上产生这个想法到现在，已有一千二百多位来自全世界的
作家到爱荷华参与这个计划，其中包括一百多位华人作家(记者注：包括内地、台湾、
香港及其他海外华人作家)。
1964年，我受Engle邀请去爱荷华参加他主持的“作家工作坊”。在那里，我的身
份是个外国作家，此外还有几位印度、阿富汗和菲律宾的作家。那时我就觉得虽然我们
都是从事文学创作，但跟美国作家还是很不同。于是我就想创立一个特别计划，邀请美
国之外世界各地的优秀作家前来交流、创作。这些作家来自伊朗、印度、日本、南非等
亚非国家，也有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的，还有(前)苏联的。爱尔兰的希尼、土耳其的
帕慕克、日本的吉增刚造、波兰的米沃什等，都来过爱荷华。
说到邀请作家的标准，当然要邀请最好的作家。有人留意到我们邀请的作家名单，
说我们爱邀请“问题作家”，其实这是误会。我们更多是看作家的作品来定，(前)苏联
、捷克、罗马尼亚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非常棒，但由于某些原因不容于当时的政府
，书被禁，甚至挨整、坐牢。他们首先是“好作家”，而不是“问题作家”。
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计划创立到现在，中国作家的获邀数量最多，每年邀请的中
国作家也大多是我提名。计划实施的第一年(1967年)邀请了12位作家，其中就包括台湾
诗人痖弦。后来，香港的戴天、台湾的柏杨、陈映真、吴晟、张大春等作家纷纷来到爱
荷华。等到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萧乾成为我们第一个邀请的内地作家，后来的丁玲、汪
曾祺、阿城、张贤亮以及再后来的残雪、苏童、西川、余华等，基本涵盖内地不同年代
的重要作家。最近邀请的华人作家是台湾的骆以军和香港的潘国灵。
一直以来，“国际写作计划”的主要困难就是经费问题。邀请作家的经费主要是
Paul Engle募集而来，也有一些外国作家是由本国政府或文化基金会资助前来，曾有台
湾作家来爱荷华是由《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提供经费。虽然困难重重，但Engle和
我不停想办法，比如从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美国企业家那里募集一些钱。后来，邀请内
地作家的经费，也有我和爱荷华大学的几位教授自己凑的。所幸，这个计划进行这么多
年从未中断过。
我是1988年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的，原因是Engle年纪大了，我想多花些时间
陪他。但是很难彻底退休，每年邀请作家的名单，特别是中国作家的人选我还是要花心
思。
《自由中国》影响我一生
从1949年到1964年，我在台湾生活了15年，那段时期对我整个人生都有巨大的影响
。谈到这些，就不能不提我在《自由中国》杂志的日子，我在《三生影像》中专门用“
第二部”来回忆那段时光。
我到台湾的时候才24岁，当时想的就是要找一份工作，听说有个叫《自由中国》的
杂志在招人，还听说胡适是发行人，我去见了主持杂志的雷震先生，于是我就参加到那
个群体里。一开始做整理文稿的文员，后来又做文艺编辑，还进了杂志编辑委员会。
当时编辑委员会的阵容真是厉害啊。前面说了，发行人是胡适，主持人是雷震，此
外还有北大教授毛子水、国民党官员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等，也有像殷海光
那样的年轻知识分子。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记得那时开编辑
会很有趣，毛子水先生比较保守，殷海光是激动的少壮派，思想尖锐，他们一老一少常
常会辩论，最后雷震先生只好从中调和。那时我还年轻，思想和人生态度还未完全成型
，这些经历对我的人生观和思想、待人接物的方式都影响很大，甚至奠定了我整个的思
想体系。后来《自由中国》被封，一起共事的同事各奔东西，雷震先生还入狱，这些往
事，今天想起来还是让我感慨不已。
柏杨的信与艾青的壶
早年在《自由中国》的经历，还有后来在爱荷华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使我有机
会接触很多作家，和他们成为朋友，有些还成为相知一生的挚友。我现在还会常常想起
这些朋友，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情景。
前些天我发表了一篇怀念我的老朋友柏杨的文章，《自由中国》曾发过他的《幸运
的石头》等讽刺小说，那时候他还叫郭衣洞呢。后来我到了爱荷华，《中国时报》、《
联合报》会寄报纸给我，也寄一些书，我就发现一个叫柏杨的写文章的风格很像当年的
郭衣洞，毕竟我编过他的稿子嘛，后来我才知道柏杨就是郭衣洞。
1968年，他因为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而被冠以“叛乱罪”坐牢，等到重获自
由已经是1977年。出狱后他就给我写信，托孙观汉先生从台湾将信带到美国交给我，那
以后他的来信不断。虽然我们多年不见，但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就想要请他来爱荷
华，这个想法一直到1984年才成行。柏杨和张香华到了爱荷华和我、Engle一见如故，
也许我们各自的婚姻有些相似吧。
柏杨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我也是，他算是我的学长，但按年纪，他比我要长一辈。
他是个很仗义的人，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为我能再度回台而奔走。这中间波折很多，好
在后来台湾方面终于答应让我申请赴台。那是1988年，当时很多朋友到机场热烈欢迎我
和Engle，大家开酒会，畅叙友情。记得那次到台湾之后一切很顺利，见到很多老朋友
，我整整呆了三个星期。
1978年中美建交，当天我和Engle正在阳台上喝咖啡看报纸，我得知这个消息非常
高兴，跟Engle说，这下子可以邀请内地作家来爱荷华了。
那一年，我和Engle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内地，我们去了北京。我跟夏衍先生说起，
要邀请中国内地作家去爱荷华。我那次就打听艾青和丁玲的消息，后来遇到蔡其矫，他
说他是诗人，我问他认不认识艾青，他说认识，我又问他艾青在不在北京。他说，去打
听一下。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艾青在北京，还约艾青和我们在景山脚下见面。我
兴奋得推掉其他约会，但蔡其矫又打来电话说，艾青不能来了。
过了几天，也就是我们即将回美国的前两天，突然一个电话打到我住的华侨饭店，
说：“我是艾青，我在北京。”我说：“啊！能不能见个面啊？”他说可以。记得那天
我们迟到了十分钟，看到艾青在太阳底下等我们。他和Engle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流
泪了，我眼泪汪汪地在一旁看着。当时他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胡同窄得汽车都过不去。
院里都是小炉子，摆在每间房子门口。他的一间小房里是上下铺的床，一张书桌，下面
堆满了画，一把椅子。我问他，你还在写诗吗？他说，当然不会停的。他把抽屉拉开给
我们看，说，看我这些年写了这么多诗。那时候的艾青真可爱。
有个细节我书里没有写。我们见面后去北海仿膳饭庄吃饭，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饭
店。吃罢饭我们要付账，结果Engle和我还有两个女儿互相问，你带钱了没有？四个人
居然全没带钱！那时候人心还是很单纯的，仿膳就说，你们明天来付吧。
后来艾青和我们去华侨饭店，他和Engle聊诗，有谈不完的话。艾青问我，你们什
么时候走？第二天晚上，艾青夫妇又来了，他送我一个宜兴紫砂壶，说这个是文革之后
他剩下的不多的好东西了，送给我做纪念。现在这个紫砂壶还在我爱荷华的家里，舍不
得用，生怕用坏。
丁玲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1978年回北京没能见到她，1980年我又到北京，在中
国作协的安排下见到了丁玲。去医院之前，我和Engle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鲜花，好几
种，装饰在花篮里。丁玲看到我们很兴奋，她和Engle不知道在说什么笑话，两个人都
大笑。我很感动——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美帝，这样开心地笑。丁玲说很想亲眼看看美
国，于是1981年我们就邀请她去爱荷华。我们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和Engle有说不完的话
我是个有些小布尔乔亚调调的人，Engle出身贫寒，他的爸爸靠帮人养马为生。他
对田园生活，对土地有着热切的爱，所以我在书中说他是“从玉米田来的人”。在我们
共度的27年里，影响是相互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我都四十多岁了，都不是年轻人了，
此前我们也都经历过一段婚姻，所以我们很懂得如何相处，如何互相适应、调整。我们
很少争执，每次有分歧不是他让步就是我让步，好像还是他让着我的时候多(笑)。我们
的相处之道就是多沟通，我们会长时间地交谈，谈人、谈事情、谈文学，也谈“国际写
作计划”，哪个作家怎么样了？他们的国家怎么样了？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让我们一直默
契地生活着。现在你要问我，家在哪里？我会回答，是爱荷华，因为那是Engle出生和
长眠的地方。
Engle的过世太突然，那是我们一同出游，在芝加哥机场转飞机，他去买《新闻周
刊》，就再也没回来。这对我的打击太大，哪怕生几天的病，我也会有些心理准备。那
次本来我们要去波兰领一个“国际文化奖”，他去世后我只有给当地的朋友一个一个打
电话解释，那段时间的心情跟死了一样。
Engle去世之后，有好多年我没有写作，而是在慢慢整理他的文稿，有些文章发表
过，有些还没来得及成书，我把这些文章编辑在一起，编了一本关于他童年的书——A
Lucky American Childhood。很多诗人都不太会写散文，如果诗人能写好散文，那需要
语言的敏感和细致,而Engle的那些散文可以说是经典之作，Classical。编写的过程中
我会常常想起他，既欣慰也难过。
此外，我还编了一本参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作家们回忆他的书。从1942年到
1966年，他主持“作家工作坊”。在美国，一个作家进入过“作家工作坊”是一种光荣
。我就分别联系、邀请这24年获邀的作家写写记忆中的Engle。编这两本书花了我好几
年时间。
再后来，我静下心来写《三生影像》中这些回忆文章。我的写作从来就没什么计划
，写作不能够逼自己。我知道有些很红的作家，总是逼着自己非写不可，我不是那种类
型的。
我对当下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我会看一些他们的书，“国际写
作计划”也还在不断邀请华语作家去爱荷华。这一次我要从北京再去香港，参加香港浸
会大学主办的一个文学奖的终评工作。
对比起来，我觉得中国内地的作家非常有生活体验，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真像是从
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是有根的，他们的文化积累和社会经验，还包括他们吃过的苦，都
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台湾作家则比较有思辨性，他们的作品是慢慢打磨出来的，他们跟
内地作家的语言风格不太一样。像我这样当年从内地到台湾的作家，毕竟还带着原来的
文化来写作，而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他们的语言和技巧都是重新创造的，他们的写作
比较内敛。香港的作家，虽然也用中文写作，但视野和风格都比较西化。把三地作家的
写作风格相比较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