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男人才第一次有了“女朋友”#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p*i
1 楼
小脚“野蛮”vs大脚“文明”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鲁迅的小说《伤逝》当中，
女主角子君对旧式婚姻发出的“中国好声音”。这位少女如果健在，当她看到今天的女
孩在聚光灯下尽情挥洒，又会发出何种感喟？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周末之夜的
电视相亲，倏忽百年过去。回首子君们生活的20世纪初期，层出不穷却又变动不居的“
新政体”、“新学界”与“新道德”，不但引爆了王朝革命的炮火，也打开了未来两性
平权的闸门。
来成为政治学者的萨孟武还记得，那时“一切都开始转变，在这转变期之中，一
切又要求解放”。到了五四，“最先实现解放的，却是妇女的足，由缠足解放为天足”
。难怪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张幼仪，曾以《小脚与西服》为口述自传命名，借助这对颇
具性别象征的符号，凸显新旧夫妻的矛盾纠葛。不过，即便在五四时期颇得“家庭革命
”风气之先的成都，小脚解放也并非后人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如。家住四川的郭沫若的大
哥与父亲之间的一次家庭冲突，足以一窥当日两代人在女性认知上的扞格难通：
“大哥问我是喜欢大脚还是喜欢小脚。我说：‘我自然喜欢大脚了。’他满高兴的
不免提高了一段声音来说：‘好的，你很文明。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混账东
西！’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
代都骂成蛮子去了！’这真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大哥是出乎意外，我也是出乎意外的
。我看见那快满三十岁的大哥哭了起来。父亲并不是怎样顽固的父亲，但是时代终竟是
两个时代。”
用“文明”与“野蛮”来评价“大脚”与“小脚”，或许意味晚清引入中国的文明
论和进化论，基本成为五四一代娴熟运用的价值尺度。然而，父亲的怒斥、大哥的痛哭
和“我”的惊愕，却同样拼贴出一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画面。虽然时代已是“两个时代
”，父亲也并不“顽固”，但现实仍是在同一屋檐之下，新旧两代性别认知的纠结与不
安。
不过，较之男性，五四时期接受新知的部分女性，已经开始标新立异地展示性别的
自主与自觉。1919年，未来的女作家庐隐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据她追忆：“
在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讲演会上，有一个同学，竟大胆的讲恋爱自由……当她站在讲台
上，把她的讲题写在黑板上时，有些人竟惊得吐舌头，而我却暗暗的佩服她，后来她讲
了许多理论上的恋爱自由，又提出许多西洋的事实来证明。大家有窃窃私议的，有脸上
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发出咄咄的怪声。
而那位同学呢，雪白的脸上，涨起了红潮，她是在咬牙忍受群众的压迫呢。散会后
，我独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励她勇敢前进，这样一来，我也被众人认为新人物。”
张申府的“女朋友”vs陈独秀的“误会”
在20世纪初新旧交汇之际，女性角色与社会地位的转变，也在不同程度地反向塑造
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哲学家张申府对于恋爱经历的自叙，
颇为生动：“我和大部分的朋友不同，我在‘五四’之前一个女朋友也没有。女朋友这
个意念，对我总是带有西方的色彩。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在我父亲时代的儒
家世界，男人有妻有妾，但却没有女朋友。‘五四’，是的，‘五四’给我自由找我的
女朋友。你可以说我是在‘五四’时期才成为一个男人。”
张申府对“女朋友”与“妻妾”称谓差异的敏锐感知，既有西潮激荡之下的回应，
也有当事人对两性意涵的内省—虽然在张申府眼中，自由地“找我的女朋友”，最终仍
要以“成为男人”为标杆。而彼时陈独秀观察到的社会景象，却大有不同。他抱怨，因
“解放”带来的平等与自由，往往弄得现代青年如“醉人一般”：“你说婚姻要自由，
他就把专门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功课。你说要尊重女子底人格，他就将女子当
做神圣来崇拜。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诱惑女学生底利器。
”这位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锋不禁质疑：“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的进步
还是退步呢？”
对于五四时期思想光谱的错综复杂，张陈二人其实皆有所见。旧道德解体而新道德
未成的社会现实，令人无所依傍，又新旧交缠，确实进退两难。而自我放逐和急功近利
的世风，也刺激了时人对“自由”和“解放”的误会与滥用。陈独秀笔下“你说”和“
他就”之间的彷徨与尴尬，颇能彰显道德失序之后思想与行为的脱节。从张申府的自况
与陈独秀的自警当中可见，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社会立意“推陈出新”，然而结果往往表
现为“瞻新顾旧”。
从“贤妻良母主义”到“重订秩序”
即便到了五四时期，在观念最为前卫的《新青年》杂志上，女性作者的自我理解
，大多仍强调“（女子教育）应以贤母良妻（一作贤妻良母）为主义”。至于如何成为
“贤母良妻”，新女性们给出的结论是，利用“数千年之压制”形成的“服从之性，尊
以良好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世界第一等女子”。当时也有女性作者认为，女子的
脑力、体质都不如男性，加之需要分娩育儿，责任重大，“若复欲与男子享同等之地位
、权利，势所不能也”，“不如一志力求道德学问，以养成他日国民之贤母良妻”。因
此，民初报刊上的征婚启事，大多将“新知识”与“旧道德”并举，以此作为男性心中
理想配偶的模板，实不为奇。后人对五四思潮多以“反传统”笼统视之，实际在反传统
的整体语境中，这些半新不旧的知识、情感与价值，亦如同载沉载浮的点点航灯，左右
着社会对新道德可能性的诸多探索。
然而，五四时期激进化的社会转向，也刺激时人以更彻底的方式，实现对女性的重
新认知与社会的全面解放。高素素在《新青年》撰文谈到“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时，认
为需要“有两前峰：曰破名教，曰破习俗。有两中坚，曰确立女子之人格，曰解脱家族
主义之桎梏；有两后殿，曰扩充女子之职业范围，曰高举社会上公认的女子之位置”。
远在长沙的青年毛泽东，针对因包办婚姻导致新娘自杀的“赵女士事件”，在湖南《大
公报》上连续撰文：“赵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志；要是有自由意志，必是他
的父母能够尊崇他容许他，赵女士还会乘着他那囚笼槛车似的彩轿以至于自杀其中吗？
”朱执信则看得更深一层。他说，妇女解放“如果只是把所谓夫权、同居权、扶养权、
义务取消了，也不过是治标的办法。一定要把平日的生活和婚姻制度相连的—性欲、孕
育、家事（包括炊爨等）—诸男女分功问题，一一能下解决，始能算做解放”。所以，
他在《星期评论》上呼吁，妇女要解放，“必要把同这种束缚有关的许多分工问题，替
自己重新订一个秩序，才可以解放”。
“替自己重新订一个秩序”的宣示，或许正是同时期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一语落
地生根的现实策略，也最能凸显五四一代“造社会”的集体认同。在一个女性数千年来
备受抑制的传统国度，20世纪诸多革命方案和社会改良版本，却无一例外地将女性解放
和男女平权的议题作为主题之一，可见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幅度之大、热望之强。
1923年，鲁迅在演讲中善意提醒听众，梦醒之后的娜拉决然走出家门，“可是走了以后
，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将近一个世纪过去，红盖头下中国版娜拉的孙女和曾
孙女们，仍在面对类似的谜题与困惑。重读百年前那些关于女性的故事，或许并非多余。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鲁迅的小说《伤逝》当中，
女主角子君对旧式婚姻发出的“中国好声音”。这位少女如果健在，当她看到今天的女
孩在聚光灯下尽情挥洒，又会发出何种感喟？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周末之夜的
电视相亲，倏忽百年过去。回首子君们生活的20世纪初期，层出不穷却又变动不居的“
新政体”、“新学界”与“新道德”，不但引爆了王朝革命的炮火，也打开了未来两性
平权的闸门。
来成为政治学者的萨孟武还记得，那时“一切都开始转变，在这转变期之中，一
切又要求解放”。到了五四，“最先实现解放的，却是妇女的足，由缠足解放为天足”
。难怪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张幼仪，曾以《小脚与西服》为口述自传命名，借助这对颇
具性别象征的符号，凸显新旧夫妻的矛盾纠葛。不过，即便在五四时期颇得“家庭革命
”风气之先的成都，小脚解放也并非后人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如。家住四川的郭沫若的大
哥与父亲之间的一次家庭冲突，足以一窥当日两代人在女性认知上的扞格难通：
“大哥问我是喜欢大脚还是喜欢小脚。我说：‘我自然喜欢大脚了。’他满高兴的
不免提高了一段声音来说：‘好的，你很文明。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混账东
西！’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
代都骂成蛮子去了！’这真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大哥是出乎意外，我也是出乎意外的
。我看见那快满三十岁的大哥哭了起来。父亲并不是怎样顽固的父亲，但是时代终竟是
两个时代。”
用“文明”与“野蛮”来评价“大脚”与“小脚”，或许意味晚清引入中国的文明
论和进化论，基本成为五四一代娴熟运用的价值尺度。然而，父亲的怒斥、大哥的痛哭
和“我”的惊愕，却同样拼贴出一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画面。虽然时代已是“两个时代
”，父亲也并不“顽固”，但现实仍是在同一屋檐之下，新旧两代性别认知的纠结与不
安。
不过，较之男性，五四时期接受新知的部分女性，已经开始标新立异地展示性别的
自主与自觉。1919年，未来的女作家庐隐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据她追忆：“
在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讲演会上，有一个同学，竟大胆的讲恋爱自由……当她站在讲台
上，把她的讲题写在黑板上时，有些人竟惊得吐舌头，而我却暗暗的佩服她，后来她讲
了许多理论上的恋爱自由，又提出许多西洋的事实来证明。大家有窃窃私议的，有脸上
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发出咄咄的怪声。
而那位同学呢，雪白的脸上，涨起了红潮，她是在咬牙忍受群众的压迫呢。散会后
，我独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励她勇敢前进，这样一来，我也被众人认为新人物。”
张申府的“女朋友”vs陈独秀的“误会”
在20世纪初新旧交汇之际，女性角色与社会地位的转变，也在不同程度地反向塑造
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哲学家张申府对于恋爱经历的自叙，
颇为生动：“我和大部分的朋友不同，我在‘五四’之前一个女朋友也没有。女朋友这
个意念，对我总是带有西方的色彩。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在我父亲时代的儒
家世界，男人有妻有妾，但却没有女朋友。‘五四’，是的，‘五四’给我自由找我的
女朋友。你可以说我是在‘五四’时期才成为一个男人。”
张申府对“女朋友”与“妻妾”称谓差异的敏锐感知，既有西潮激荡之下的回应，
也有当事人对两性意涵的内省—虽然在张申府眼中，自由地“找我的女朋友”，最终仍
要以“成为男人”为标杆。而彼时陈独秀观察到的社会景象，却大有不同。他抱怨，因
“解放”带来的平等与自由，往往弄得现代青年如“醉人一般”：“你说婚姻要自由，
他就把专门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功课。你说要尊重女子底人格，他就将女子当
做神圣来崇拜。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诱惑女学生底利器。
”这位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锋不禁质疑：“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的进步
还是退步呢？”
对于五四时期思想光谱的错综复杂，张陈二人其实皆有所见。旧道德解体而新道德
未成的社会现实，令人无所依傍，又新旧交缠，确实进退两难。而自我放逐和急功近利
的世风，也刺激了时人对“自由”和“解放”的误会与滥用。陈独秀笔下“你说”和“
他就”之间的彷徨与尴尬，颇能彰显道德失序之后思想与行为的脱节。从张申府的自况
与陈独秀的自警当中可见，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社会立意“推陈出新”，然而结果往往表
现为“瞻新顾旧”。
从“贤妻良母主义”到“重订秩序”
即便到了五四时期，在观念最为前卫的《新青年》杂志上，女性作者的自我理解
，大多仍强调“（女子教育）应以贤母良妻（一作贤妻良母）为主义”。至于如何成为
“贤母良妻”，新女性们给出的结论是，利用“数千年之压制”形成的“服从之性，尊
以良好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世界第一等女子”。当时也有女性作者认为，女子的
脑力、体质都不如男性，加之需要分娩育儿，责任重大，“若复欲与男子享同等之地位
、权利，势所不能也”，“不如一志力求道德学问，以养成他日国民之贤母良妻”。因
此，民初报刊上的征婚启事，大多将“新知识”与“旧道德”并举，以此作为男性心中
理想配偶的模板，实不为奇。后人对五四思潮多以“反传统”笼统视之，实际在反传统
的整体语境中，这些半新不旧的知识、情感与价值，亦如同载沉载浮的点点航灯，左右
着社会对新道德可能性的诸多探索。
然而，五四时期激进化的社会转向，也刺激时人以更彻底的方式，实现对女性的重
新认知与社会的全面解放。高素素在《新青年》撰文谈到“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时，认
为需要“有两前峰：曰破名教，曰破习俗。有两中坚，曰确立女子之人格，曰解脱家族
主义之桎梏；有两后殿，曰扩充女子之职业范围，曰高举社会上公认的女子之位置”。
远在长沙的青年毛泽东，针对因包办婚姻导致新娘自杀的“赵女士事件”，在湖南《大
公报》上连续撰文：“赵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志；要是有自由意志，必是他
的父母能够尊崇他容许他，赵女士还会乘着他那囚笼槛车似的彩轿以至于自杀其中吗？
”朱执信则看得更深一层。他说，妇女解放“如果只是把所谓夫权、同居权、扶养权、
义务取消了，也不过是治标的办法。一定要把平日的生活和婚姻制度相连的—性欲、孕
育、家事（包括炊爨等）—诸男女分功问题，一一能下解决，始能算做解放”。所以，
他在《星期评论》上呼吁，妇女要解放，“必要把同这种束缚有关的许多分工问题，替
自己重新订一个秩序，才可以解放”。
“替自己重新订一个秩序”的宣示，或许正是同时期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一语落
地生根的现实策略，也最能凸显五四一代“造社会”的集体认同。在一个女性数千年来
备受抑制的传统国度，20世纪诸多革命方案和社会改良版本，却无一例外地将女性解放
和男女平权的议题作为主题之一，可见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幅度之大、热望之强。
1923年，鲁迅在演讲中善意提醒听众，梦醒之后的娜拉决然走出家门，“可是走了以后
，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将近一个世纪过去，红盖头下中国版娜拉的孙女和曾
孙女们，仍在面对类似的谜题与困惑。重读百年前那些关于女性的故事，或许并非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