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T: 计划生育给中国家庭留下的深深烙印 zz#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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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2015年5月，在上海的一个相亲角，中国的家长们为孩子寻找合适的对象。
如果你在中国陷入拥挤的人流——在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可能会听到有人咕哝，“人太多了！”这是一种很常见但存在误导性的抱怨。实实在
在的人口危机已经促使中国政府在上周做出结束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定。在我和家人所居
住的安静的上海里弄，这种危机体现得更为明显：这里很缺年轻人。
我们的邻居主要是已经开始领退休金的老年人，以及有一个孩子或未生育的年轻中国家
庭。经过35年的人口控制——堪称世界上最激进的社会工程实验之一——上海的生育率
已经跌到危险的历史低点：平均每对夫妇0.7个子女，连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都不到，
是人口置换率（2.1）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人口置换率约为1.9）。
在上海，我带两个儿子上街，总会引来打量的目光（而且不可避免地要被问，“他们是
双胞胎吧？”）。一个家庭出现两个男孩会引发的这种疑惑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但独生
子女政策引发的社会难题可能还会影响中国几十年。通过允许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但
不能多于两个——中国政府希望能避免一个人口定时炸弹在未来爆炸。这个炸弹和中国
35年前面临的那个正好相反，当时中国刚刚经历过毛泽东发起的生育更多孩子以“强国
”的爱国运动，邓小平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刺激经济增长和
繁荣。
接下来数年，一项争论会在中国蔓延开来，即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的崛起是否发挥了关
键作用，或者说没有如此强制性的政策，中国是不是也能自然地实现强大和繁荣。尽管
来得有些晚，但连中国政府也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政策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
政策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人间苦难：强制流产和绝育，在阴影中出生和长大的黑户孩子
，对试图揭露计生恶行的人（比如盲人律师陈光诚）进行迫害，甚至监禁。中国官员对
这些苦难似乎仍然无动于衷。但北京逆转生育政策，算是缓和巨大的社会不平衡的一种
努力，这种不平衡很可能会给接下来的几代人带来长久而深刻的影响：劳动力萎缩，不
断降低中国的竞争力；人口迅速老化，年轻人太少，养老无继；性别比例扭曲，已经多
出2500万适婚男性，即不太有希望找到配偶的“光棍”。
从我所在的上海里弄，到河北的小山村义和，性别不均体现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几年前
到访义和村时，我曾遇到一位父亲，他为了给儿子在附近的镇上盖“娶媳妇用的房”，
刚刚卖掉自己养的一群羊，那是他毕生的积蓄，这些也只够付个打地基的费用。他儿子
刘伍树（音）现年26岁，当时他退伍回家，发现村里的年轻人只剩下他和自己的堂表兄
弟，其他的都是老年人。刘伍树认识的年轻女性都已经嫁给了社会地位更高的男性，离
开了村子。留下来的单身汉们恳求家人借款盖房，作为“彩礼”的一部分，希望能招来
媳妇。刘伍树承认，在这个男女比例比全国平均男女比例（116：110）还要悬殊的地方
，“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
类似义和村这样的“光棍村”的出现，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国文化偏好将男孩作为家庭
继承人，所以很多父母会通过主动流产、收养甚至杀婴等方式，尽力避免生养女孩。当
初参与设计独生子女政策的田雪原曾告诉路透社记者，多年前他就向高层官员发出过警
告，“有相当多的中国男性人口将无法找到配偶……那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
因素。”
截止到2020年，中国预计将有3000–3500万未婚男性——意味着会有大量的男性荷尔蒙
找不到正常释放途径。批评人士担心，中国可能会面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满增加，或
催生一支更庞大、更具侵略性的军队。女性婚龄对象缺乏，已经导致从中国最贫穷的省
市或越南和缅甸等邻国走私新娘的案件不断增加。两周前，因为向贫穷的单身汉提出了
朴素的“合娶老婆”的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谢作诗激起极大的愤怒。（一妻多夫的情况
在中国农村一些地区已经存在。我曾接触过生活在云南省藏区两兄弟，他们合娶了一个
妻子，有点让人疑惑的是只养了一个孩子。）尽管受到连串的批评，谢作诗依然坚称，
自己只是实事求是。如果中国让“3000万光棍没有老婆，生活没有希望，对社会充满怨
恨，”他说。“会形成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我最近回到义和村时，刘伍树的房子已经差不多建好。媒人给他介绍了几名来自其他
村庄的女性。但没有一个谈成的。吃完一碗面条后，刘伍树坦白了没有告诉父亲的事情
：他已经放弃。他将在几天之后离开义和村，跟他的战友一起到油田工作。那他父亲卖
掉羊建造的房子怎么办？“那是我父亲的愿望，不是我的，”他眼含泪水地说道。一想
到在这个荒凉山谷过一辈子的单身生活就感觉很压抑。他说，“我无法像我父亲那样活
着。”
当天下午，刘伍树的父亲带我参观了新房子，急切地向我展示光滑的水泥地、室内卫生
间和电源插座，这与他和妻子居住的地面脏兮兮的家完全不同。“什么样的女孩不想要
这样的房子？”他说。刘伍树什么也没说。当他最终提出离家的计划时，他的父亲不愿
正眼看他。“他能去哪？”父亲问道，然后默不作声地去了另一个房间。刘伍树在几天
之后离开家，留下了空荡荡的新房。这代表着一胎政策带来的两大顽固影响：“光棍”
找不到老婆。年迈的父亲无法将独子留在身边照顾自己和老伴。
我上周回到了上海。透过窗户，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住在我所在弄堂的独生子女之一
——被爸爸抱着回家，妈妈和祖父母在一旁看着。这是一个幸福的画面，但这促使我思
考一胎政策这项社会工程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中国经历的历史痛苦时期（文化大革命和
大跃进）几乎已经从集体记忆中抹去。但一胎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因为这
项政策被写入了几乎每个中国家庭的生活——也导致一些人未能组成家庭。
布鲁克·拉莫尔(Brook Larmer)为《纽约时报杂志》撰稿。
如果你在中国陷入拥挤的人流——在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可能会听到有人咕哝，“人太多了！”这是一种很常见但存在误导性的抱怨。实实在
在的人口危机已经促使中国政府在上周做出结束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定。在我和家人所居
住的安静的上海里弄，这种危机体现得更为明显：这里很缺年轻人。
我们的邻居主要是已经开始领退休金的老年人，以及有一个孩子或未生育的年轻中国家
庭。经过35年的人口控制——堪称世界上最激进的社会工程实验之一——上海的生育率
已经跌到危险的历史低点：平均每对夫妇0.7个子女，连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都不到，
是人口置换率（2.1）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人口置换率约为1.9）。
在上海，我带两个儿子上街，总会引来打量的目光（而且不可避免地要被问，“他们是
双胞胎吧？”）。一个家庭出现两个男孩会引发的这种疑惑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但独生
子女政策引发的社会难题可能还会影响中国几十年。通过允许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但
不能多于两个——中国政府希望能避免一个人口定时炸弹在未来爆炸。这个炸弹和中国
35年前面临的那个正好相反，当时中国刚刚经历过毛泽东发起的生育更多孩子以“强国
”的爱国运动，邓小平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刺激经济增长和
繁荣。
接下来数年，一项争论会在中国蔓延开来，即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的崛起是否发挥了关
键作用，或者说没有如此强制性的政策，中国是不是也能自然地实现强大和繁荣。尽管
来得有些晚，但连中国政府也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政策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
政策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人间苦难：强制流产和绝育，在阴影中出生和长大的黑户孩子
，对试图揭露计生恶行的人（比如盲人律师陈光诚）进行迫害，甚至监禁。中国官员对
这些苦难似乎仍然无动于衷。但北京逆转生育政策，算是缓和巨大的社会不平衡的一种
努力，这种不平衡很可能会给接下来的几代人带来长久而深刻的影响：劳动力萎缩，不
断降低中国的竞争力；人口迅速老化，年轻人太少，养老无继；性别比例扭曲，已经多
出2500万适婚男性，即不太有希望找到配偶的“光棍”。
从我所在的上海里弄，到河北的小山村义和，性别不均体现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几年前
到访义和村时，我曾遇到一位父亲，他为了给儿子在附近的镇上盖“娶媳妇用的房”，
刚刚卖掉自己养的一群羊，那是他毕生的积蓄，这些也只够付个打地基的费用。他儿子
刘伍树（音）现年26岁，当时他退伍回家，发现村里的年轻人只剩下他和自己的堂表兄
弟，其他的都是老年人。刘伍树认识的年轻女性都已经嫁给了社会地位更高的男性，离
开了村子。留下来的单身汉们恳求家人借款盖房，作为“彩礼”的一部分，希望能招来
媳妇。刘伍树承认，在这个男女比例比全国平均男女比例（116：110）还要悬殊的地方
，“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
类似义和村这样的“光棍村”的出现，是意料之中的事。中国文化偏好将男孩作为家庭
继承人，所以很多父母会通过主动流产、收养甚至杀婴等方式，尽力避免生养女孩。当
初参与设计独生子女政策的田雪原曾告诉路透社记者，多年前他就向高层官员发出过警
告，“有相当多的中国男性人口将无法找到配偶……那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
因素。”
截止到2020年，中国预计将有3000–3500万未婚男性——意味着会有大量的男性荷尔蒙
找不到正常释放途径。批评人士担心，中国可能会面临犯罪率上升，社会不满增加，或
催生一支更庞大、更具侵略性的军队。女性婚龄对象缺乏，已经导致从中国最贫穷的省
市或越南和缅甸等邻国走私新娘的案件不断增加。两周前，因为向贫穷的单身汉提出了
朴素的“合娶老婆”的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谢作诗激起极大的愤怒。（一妻多夫的情况
在中国农村一些地区已经存在。我曾接触过生活在云南省藏区两兄弟，他们合娶了一个
妻子，有点让人疑惑的是只养了一个孩子。）尽管受到连串的批评，谢作诗依然坚称，
自己只是实事求是。如果中国让“3000万光棍没有老婆，生活没有希望，对社会充满怨
恨，”他说。“会形成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我最近回到义和村时，刘伍树的房子已经差不多建好。媒人给他介绍了几名来自其他
村庄的女性。但没有一个谈成的。吃完一碗面条后，刘伍树坦白了没有告诉父亲的事情
：他已经放弃。他将在几天之后离开义和村，跟他的战友一起到油田工作。那他父亲卖
掉羊建造的房子怎么办？“那是我父亲的愿望，不是我的，”他眼含泪水地说道。一想
到在这个荒凉山谷过一辈子的单身生活就感觉很压抑。他说，“我无法像我父亲那样活
着。”
当天下午，刘伍树的父亲带我参观了新房子，急切地向我展示光滑的水泥地、室内卫生
间和电源插座，这与他和妻子居住的地面脏兮兮的家完全不同。“什么样的女孩不想要
这样的房子？”他说。刘伍树什么也没说。当他最终提出离家的计划时，他的父亲不愿
正眼看他。“他能去哪？”父亲问道，然后默不作声地去了另一个房间。刘伍树在几天
之后离开家，留下了空荡荡的新房。这代表着一胎政策带来的两大顽固影响：“光棍”
找不到老婆。年迈的父亲无法将独子留在身边照顾自己和老伴。
我上周回到了上海。透过窗户，我看到一个小女孩——住在我所在弄堂的独生子女之一
——被爸爸抱着回家，妈妈和祖父母在一旁看着。这是一个幸福的画面，但这促使我思
考一胎政策这项社会工程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中国经历的历史痛苦时期（文化大革命和
大跃进）几乎已经从集体记忆中抹去。但一胎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因为这
项政策被写入了几乎每个中国家庭的生活——也导致一些人未能组成家庭。
布鲁克·拉莫尔(Brook Larmer)为《纽约时报杂志》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