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穆旦：下过地狱的人#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a*e
1 楼
清早看到好文，十分感概敬佩。
×××××××××××××
最先听到的是翻译家查良铮这个名字,后来知道他写诗笔名穆旦。五十年代的大陆少年,
凡如我那样喜欢做浪漫梦者,手里必然有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选》。查良铮这个名字,也
沾上罗曼蒂克气息,那种少年型肺结核病者特有的,萎靡却甜蜜的柔情。
后来,我被发配到极端不浪漫的安徽淮河边军垦农场,积雪堆满田野的冬日,无劳可动,整
日枯坐讨论毛著。恍忽走神时,想起雪橇滑过俄罗斯的旷原雪景,那是痴情的奥涅金,急
如星火地奔向塔吉亚娜,而原野是那么广袤无边。在这时候,被点名了,打个激凌醒过神
来,该我批“一闪念”。照例学舌一通,心里还想着我的甜梦。
“出公差”去霍邱县城,数九寒天去挑东西回驻地。这是美差,又累又冷,但逃过了苦不
堪言的枯坐干熬。路上遇到一个南开学生也去县城。我马上问查良铮。他说,差不多算
邻居！我赶紧问其人风神如何飘逸。那人转过身来,两眼看着我,好象看一个怪物,说“
嘿哟,糟老头一个！打我小时候起,每天看见他破衣烂衫,靠着墙脚走路,不抬头看人。以
前还在图书馆抄卡片,现在扫街扫厕所。头发都快掉完了,问他几句,话都说不清！”这
是个高大的青年,虽然也是在军垦劳动,但精神抖擞,境界不同。他毁了我的偶像,朗声大
笑又谈别的事情去了。
回过头来,此少年说查良铮在南开,几十年是为人轻贱的人下之人,突然点破了我的一个
猜疑：这事我应当有所预感。记得1957到1958年读到一些诗人们的文章,说穆旦居然写
出如此不通之甚的句子:“平衡把我变成一棵树”,实在是荒谬绝伦,说明资产阶级文学
真是不可救药云云。
但是这句诗却象魔咒似地抓住我,怎么也忘不了,象古人的名句一样,有一种超出文字的
神秘魔力。什么原因,我弄不清,只知道读中国新诗,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一直到七十
年代末,我开始钻研现代文论,这句诗帮助我我体味现代批评家所谓“张力”,所谓“非
同质”（艾略特语：象闻一朵玫瑰似地感到思想）,这些几乎难以捉摸的概念。这篇文
字应当轻松一点,就免谈这些理论。我只想说,这句诗,远远超过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中
期以前的最高水平。穆旦的诗,才是中国古典诗与西方现代结合的产物。我们在穆旦这
一代,可以看到燕卜荪等在西南联大的讲学,奥顿的访华,还有卞之琳等中国诗人三十年
代的努力,但是也看到他们青出于蓝。我常想,如果奥顿熟读李商隐,可能就会写出这样
的诗句。
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就读,得以师从袁可嘉,陈敬容,辛笛,曹幸之,郑敏等诗人,眼看着
“被时代埋葬”几十年的《九叶》,重新发芽露出地面,忽然就冒成冲天大树。而所有这
些四十年代团聚于西南联大和《现代诗歌》杂志的诗人的前辈,都奉穆旦为第一人,都惋
惜穆旦刚从文革熬出头,1977年初春,才五十九岁,就匆匆辞世。当时听了不少关于穆旦
的事,可惜那时没有发心写“文化交流人物”系列,未能记录下来。
幸好,巫宁坤教授近日来英,给了我绝佳机会。巫宁坤与穆旦先后在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
学同学,过从甚密。他给我说了不少穆旦的旧事。
1935年,穆旦十七岁,进入清华外文系。早年诗作,颇有雪莱式浪漫色彩。二年级未读完,
七七事变,随校撤到长沙,又徒步山路近四千里,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就学于闻一多,
燕卜荪等中外名诗人。1942年,24岁的穆旦写出情诗组《诗八章》,出现了特有的穆旦风
格,中国又有了一个成熟的现代诗人。中国现代情诗,从汪静之康白情,到徐志摩何其芳,
一向是很浪漫的。到穆旦才真正才变成“非个人化”的现代诗。
同年,缅甸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二十五岁的穆旦,以翻译人才应募。短期在杜聿明的司令
部,不久就到207师任罗又伦将军的翻译。这个师经历了缅甸丛林战最艰苦的战斗。整个
战役失败后,作为殿后,留守野人山胡康河,掩护整个远征军撤退。此后残军退往印度,辗
转回国。穆旦九死一生的经历,后来写成长诗《森林之魁》。
1949年9月,穆旦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系留学,其妻周与良同行。穆旦四十年代的
情诗云：“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我一直怀疑
,哪个姑娘会承受得住如此的“爱情表白”？周与良慧眼识英雄,但是也为此一辈子付出
代价。
周出于名门,兄弟姐妹十人。长兄周一良攻历史卓有所成,文革时曾被江青网罗,成为“
梁效”写作班子的主力,并作为“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位居“九大”主席团。近年有自
述《毕竟是书生》出版,引起争议。二兄周珏良,英国文学专家,曾任板门店会谈中方翻
译（笔者曾听周珏良打探在板门店临时赶学美式骂人脏话,以准确翻译谈判桌上的对话,
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吧！）后任外语学院教授。周珏良是穆旦同班同学,把最有才华的
同学介绍给妹妹,是当时常见的事。穆旦成为“反革命”后,兄长不再理会妹夫,这也是
那种年代的常情。
穆旦到芝大,是自费。一个月后,1949年十月,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法案”,即现在“
富布赖特基金”的起始,当时在美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全都取得奖学金。但是钱没有留住
人心,尤其是穆旦这样“爱国”之士。1952年,穆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对面临的
危险一无所知,周氏兄弟的左倾,可能也给了他“报效祖国”的榜样。实际上,穆旦在西
南联大就开始学习俄语,报效国家的意愿一直留在心中。
的确,1953年穆旦应聘到南开后,立即进入一个新天地。影响整整几代人的《普希金抒情
诗集》,初版于1954年,短短几年之内,连续出版《普希金抒情诗续集》,拜伦,布莱克,济
慈,雪莱的诗集,以及普希金长诗《欧根奥涅金》。一时查良铮这个名字,名震读书界。
至于所译的诗人,都是所谓“积极浪漫主义者”（湖畔诗人华兹华斯,骚瑟,科尔律治为
“消极浪漫主义者”,好一个奇怪的“进步反动划分”！）这也怪不得查良铮,名单是苏
俄文学史家开的。不过,“查译”之流利顺畅,之优美传神,真是为五十年代的文化界,添
了几道光泽。
好景不常,1955年,就开始翻出“国民党远征军翻译官”罪名,穆旦成为肃反审查对象。
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罪”送上法庭,被判“管制三年”。1962年管制结束后,“宽大
”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此时他已经成为“不可接触”贱民,开始私下翻译拜伦
二万行的长诗《唐璜》（DonJuan)。
但是穆旦的厄运还没有到底。1966年夏,文革火起。八月被红卫兵抄家,焚毁全部藏书和
手稿。当日穆旦被抓去揪斗,晚上归来,赶快搜索灰烬,找出捆扎的《唐璜》手稿,大体尚
未焚毁,不幸之中大为庆幸。此后1968年“清队”,被“扫地出门”,赶到农村,直到1972
年才得以回天津,依旧是一个缩在图书馆的糟老头。我想这就是那位南开的朋友见到的
形象。谁也不知道每天晚上,他继续在磨研他的《唐璜》译稿。拜伦虽然用了一生的最
后五年时间写这首长诗,但是他一边还写其他著作,在闹偷情恋爱,办煽动杂志,参与异国
革命。他绝不可能想到,一百五十年后,会有一个中国诗人,十年如一日,精心转达他描写
一个登徒子冒险的潇洒而旷达的诗行：“拜伦式英雄”的豪情,与穆旦的处境,可谓天差
地别。文字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寻找心灵净土的地方。
1981年,《唐璜》终于出版时,查良铮已经去世四年,他的骨灰终于有机会安葬,在骨灰旁
放一本刚出版的中文《唐璜》。卞之琳先生称誉《唐璜》为“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年的
标志”。穆旦晚年的诗《自嘲》,有句云：“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但他失
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因为“他生活的小店辉煌而富丽”。穆旦虽然一生受辱,而且天
不借年,但是他在文学史上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高大。
查氏世家,有南北二宗。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同宗查良镛,拆“镛”为金庸
。浙江海宁查氏,历史上似乎一直被文字狱牵累（康熙年《明史》案牵涉查继佐,雍正年
查嗣庭成为考题案主角）,天津查氏,到二十世纪终于也难逃文字狱。中国历史延续性之
顽强,有时真让人惊叹。
×××××××××××××
最先听到的是翻译家查良铮这个名字,后来知道他写诗笔名穆旦。五十年代的大陆少年,
凡如我那样喜欢做浪漫梦者,手里必然有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选》。查良铮这个名字,也
沾上罗曼蒂克气息,那种少年型肺结核病者特有的,萎靡却甜蜜的柔情。
后来,我被发配到极端不浪漫的安徽淮河边军垦农场,积雪堆满田野的冬日,无劳可动,整
日枯坐讨论毛著。恍忽走神时,想起雪橇滑过俄罗斯的旷原雪景,那是痴情的奥涅金,急
如星火地奔向塔吉亚娜,而原野是那么广袤无边。在这时候,被点名了,打个激凌醒过神
来,该我批“一闪念”。照例学舌一通,心里还想着我的甜梦。
“出公差”去霍邱县城,数九寒天去挑东西回驻地。这是美差,又累又冷,但逃过了苦不
堪言的枯坐干熬。路上遇到一个南开学生也去县城。我马上问查良铮。他说,差不多算
邻居！我赶紧问其人风神如何飘逸。那人转过身来,两眼看着我,好象看一个怪物,说“
嘿哟,糟老头一个！打我小时候起,每天看见他破衣烂衫,靠着墙脚走路,不抬头看人。以
前还在图书馆抄卡片,现在扫街扫厕所。头发都快掉完了,问他几句,话都说不清！”这
是个高大的青年,虽然也是在军垦劳动,但精神抖擞,境界不同。他毁了我的偶像,朗声大
笑又谈别的事情去了。
回过头来,此少年说查良铮在南开,几十年是为人轻贱的人下之人,突然点破了我的一个
猜疑：这事我应当有所预感。记得1957到1958年读到一些诗人们的文章,说穆旦居然写
出如此不通之甚的句子:“平衡把我变成一棵树”,实在是荒谬绝伦,说明资产阶级文学
真是不可救药云云。
但是这句诗却象魔咒似地抓住我,怎么也忘不了,象古人的名句一样,有一种超出文字的
神秘魔力。什么原因,我弄不清,只知道读中国新诗,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一直到七十
年代末,我开始钻研现代文论,这句诗帮助我我体味现代批评家所谓“张力”,所谓“非
同质”（艾略特语：象闻一朵玫瑰似地感到思想）,这些几乎难以捉摸的概念。这篇文
字应当轻松一点,就免谈这些理论。我只想说,这句诗,远远超过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中
期以前的最高水平。穆旦的诗,才是中国古典诗与西方现代结合的产物。我们在穆旦这
一代,可以看到燕卜荪等在西南联大的讲学,奥顿的访华,还有卞之琳等中国诗人三十年
代的努力,但是也看到他们青出于蓝。我常想,如果奥顿熟读李商隐,可能就会写出这样
的诗句。
七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就读,得以师从袁可嘉,陈敬容,辛笛,曹幸之,郑敏等诗人,眼看着
“被时代埋葬”几十年的《九叶》,重新发芽露出地面,忽然就冒成冲天大树。而所有这
些四十年代团聚于西南联大和《现代诗歌》杂志的诗人的前辈,都奉穆旦为第一人,都惋
惜穆旦刚从文革熬出头,1977年初春,才五十九岁,就匆匆辞世。当时听了不少关于穆旦
的事,可惜那时没有发心写“文化交流人物”系列,未能记录下来。
幸好,巫宁坤教授近日来英,给了我绝佳机会。巫宁坤与穆旦先后在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
学同学,过从甚密。他给我说了不少穆旦的旧事。
1935年,穆旦十七岁,进入清华外文系。早年诗作,颇有雪莱式浪漫色彩。二年级未读完,
七七事变,随校撤到长沙,又徒步山路近四千里,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就学于闻一多,
燕卜荪等中外名诗人。1942年,24岁的穆旦写出情诗组《诗八章》,出现了特有的穆旦风
格,中国又有了一个成熟的现代诗人。中国现代情诗,从汪静之康白情,到徐志摩何其芳,
一向是很浪漫的。到穆旦才真正才变成“非个人化”的现代诗。
同年,缅甸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二十五岁的穆旦,以翻译人才应募。短期在杜聿明的司令
部,不久就到207师任罗又伦将军的翻译。这个师经历了缅甸丛林战最艰苦的战斗。整个
战役失败后,作为殿后,留守野人山胡康河,掩护整个远征军撤退。此后残军退往印度,辗
转回国。穆旦九死一生的经历,后来写成长诗《森林之魁》。
1949年9月,穆旦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文学系留学,其妻周与良同行。穆旦四十年代的
情诗云：“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我一直怀疑
,哪个姑娘会承受得住如此的“爱情表白”？周与良慧眼识英雄,但是也为此一辈子付出
代价。
周出于名门,兄弟姐妹十人。长兄周一良攻历史卓有所成,文革时曾被江青网罗,成为“
梁效”写作班子的主力,并作为“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位居“九大”主席团。近年有自
述《毕竟是书生》出版,引起争议。二兄周珏良,英国文学专家,曾任板门店会谈中方翻
译（笔者曾听周珏良打探在板门店临时赶学美式骂人脏话,以准确翻译谈判桌上的对话,
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吧！）后任外语学院教授。周珏良是穆旦同班同学,把最有才华的
同学介绍给妹妹,是当时常见的事。穆旦成为“反革命”后,兄长不再理会妹夫,这也是
那种年代的常情。
穆旦到芝大,是自费。一个月后,1949年十月,美国国会通过“富布赖特法案”,即现在“
富布赖特基金”的起始,当时在美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全都取得奖学金。但是钱没有留住
人心,尤其是穆旦这样“爱国”之士。1952年,穆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中国,对面临的
危险一无所知,周氏兄弟的左倾,可能也给了他“报效祖国”的榜样。实际上,穆旦在西
南联大就开始学习俄语,报效国家的意愿一直留在心中。
的确,1953年穆旦应聘到南开后,立即进入一个新天地。影响整整几代人的《普希金抒情
诗集》,初版于1954年,短短几年之内,连续出版《普希金抒情诗续集》,拜伦,布莱克,济
慈,雪莱的诗集,以及普希金长诗《欧根奥涅金》。一时查良铮这个名字,名震读书界。
至于所译的诗人,都是所谓“积极浪漫主义者”（湖畔诗人华兹华斯,骚瑟,科尔律治为
“消极浪漫主义者”,好一个奇怪的“进步反动划分”！）这也怪不得查良铮,名单是苏
俄文学史家开的。不过,“查译”之流利顺畅,之优美传神,真是为五十年代的文化界,添
了几道光泽。
好景不常,1955年,就开始翻出“国民党远征军翻译官”罪名,穆旦成为肃反审查对象。
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罪”送上法庭,被判“管制三年”。1962年管制结束后,“宽大
”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此时他已经成为“不可接触”贱民,开始私下翻译拜伦
二万行的长诗《唐璜》（DonJuan)。
但是穆旦的厄运还没有到底。1966年夏,文革火起。八月被红卫兵抄家,焚毁全部藏书和
手稿。当日穆旦被抓去揪斗,晚上归来,赶快搜索灰烬,找出捆扎的《唐璜》手稿,大体尚
未焚毁,不幸之中大为庆幸。此后1968年“清队”,被“扫地出门”,赶到农村,直到1972
年才得以回天津,依旧是一个缩在图书馆的糟老头。我想这就是那位南开的朋友见到的
形象。谁也不知道每天晚上,他继续在磨研他的《唐璜》译稿。拜伦虽然用了一生的最
后五年时间写这首长诗,但是他一边还写其他著作,在闹偷情恋爱,办煽动杂志,参与异国
革命。他绝不可能想到,一百五十年后,会有一个中国诗人,十年如一日,精心转达他描写
一个登徒子冒险的潇洒而旷达的诗行：“拜伦式英雄”的豪情,与穆旦的处境,可谓天差
地别。文字毕竟还是知识分子寻找心灵净土的地方。
1981年,《唐璜》终于出版时,查良铮已经去世四年,他的骨灰终于有机会安葬,在骨灰旁
放一本刚出版的中文《唐璜》。卞之琳先生称誉《唐璜》为“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年的
标志”。穆旦晚年的诗《自嘲》,有句云：“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但他失
掉的不过是一个王冠”,因为“他生活的小店辉煌而富丽”。穆旦虽然一生受辱,而且天
不借年,但是他在文学史上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高大。
查氏世家,有南北二宗。查良铮拆“查”字为木旦,穆旦；同宗查良镛,拆“镛”为金庸
。浙江海宁查氏,历史上似乎一直被文字狱牵累（康熙年《明史》案牵涉查继佐,雍正年
查嗣庭成为考题案主角）,天津查氏,到二十世纪终于也难逃文字狱。中国历史延续性之
顽强,有时真让人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