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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yingba (吳鐘學), 信区: Military
标 题: 电影《望乡》的国家理论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Sep 5 21:50:54 2018, 美东)
观雨堂主
一
“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8年，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热播。据电影界人士回忆，《
望乡》当年在中国引起的轰动效应，甚至超出在日本本土。原因是历经“文革”十年，
早已麻木了的炎黄子孙们，将《望乡》视为一部“黄色”电影。许多人正是为了一睹影
片中的“黄色”镜头，而踊跃购票“观赏”。与此同时，“有关方面”又对电影译制厂
引进“黄色”电影，加以指责。此事距今将近40年，《望乡》究竟是否值得重提？我曾
连续数日犹豫不决。
我重新审视自己下笔的原则。首先，艺术作品的生命周期，取决于作品自身的品质。譬
如《金瓶梅》、《红楼梦》等不朽经典，不仅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即便将来仍值得人们
研究；而那些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小说，有谁还会为之花费笔墨呢？窃以为，把《望
乡》归入电影史上的经典，丝毫不夸张。其次，我谈《忘乡》的视角，归于经济学，除
我之外无人偿试过。经济学在解读这部艺术电影时是否有用武之地？事实上，当代经济
学早己不再单纯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在我看来，《望乡》的主题，已涉及新政治经
济学中的国家理论（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作进一步分析）。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对国家理
论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杰出经济学家，先后有道格拉斯.C.诺斯、Y.奥尔森和Y.巴泽尔①
。其中，不久前仙逝的诺斯教授，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二
《望乡》的细节很丰富，剧情却不复杂。美丽贤淑的女记者山谷圭子，为调查近现代日
本妇女史，来到马来群岛北婆罗洲的重要港口城市三打根，找到所谓“一号——九号番
馆（妓院）”的旧址，但旧址早已遭战火焚毁。这里正是20世记初许多日本少女被贩卖
到此，随即又被强迫卖淫的场所。这些少女还被强加了一个集体称谓——南洋姐，就连
她们死后埋藏在三打根郊外密林中的墓地，也在二战后期日军从南洋撤退时，遭日军战
机轰击被毁。
三年前，山谷圭子就已到九洲的天草调查采访，天草与早原曾是日本对外输出南洋姐最
多的地方。圭子在一名女画家的陪同下，偶然在天草乡间的小餐馆遇到善良的阿婆。当
画家在与阿婆的交谈中，失口说出：“噢！我明白啦，阿婆大概就是南洋姐吧？”，一
下便刺到阿婆内心深久的痛处。阿婆低头沉默有顷，便离座而去。圭子紧紧抓住这一可
遇不可求的机会，追上阿婆，并靠自己的真诚、聪颖和敬业精神，逐渐嬴得阿婆的信任
。这位阿婆正是影片的主角——阿崎婆。
1907年（明治四十年），阿崎还是14岁的美少女。由于贫困，加之父亲去世，母亲又被
伯父逼为填房。人贩子太郎召趁人之危，将阿崎骗到南洋北婆罗洲的三打根。彼时三打
根系英属殖民地，日本人在三打根开了九家妓院——一号至九号番馆，阿崎在太郎召当
老板的八号番馆。
通常认为，日本在1868年形成以推倒德川幕府为目标，以富国强兵为口号的明治维新，
1889年起确立立宪制。事实上，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的“人人独立，国家才能
独立”的主张，要想被东亚国家真正接受，非常困难。20世记初，日本国家为取得更多
外汇实现富国强兵之梦，对人贩子贩卖少女到南洋强迫卖淫的罪恶，视为无烟产业，并
采取了默许甚至是暗中支持的政策。被强迫卖淫的少女，用她们的肉体伴随着心头的滴
血换取的外汇，源源不断地流回日本国内，由此使国家获取的外汇量，超出同时期日本
在新加坡的工业投资所带来的外汇总额。借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Y．巴泽尔的话讲，国
家是通过向民众强加成本的方法，达到自己国强兵壮的目的。这种由国家向民众强加成
本的能力，被巴泽尔定义为国家权力。
影片中最令人感到痛苦的一组镜头，是少女阿崎被太郎召暴打威逼后第一次接客。嫖客
是一个赤膊的粗壮汉子，皮肤黝黑双目露出凶光，一声不吭地将阿崎扔在床上，就退下
自己的裤子，露出臀部和大腿上的刺青，然后就朝阿崎的身上扑下。这个嫖客给观众的
第一印象，就是一个直立行走的畜生。当镜头稍作移动，观众可清晰见到这嫖客脑后标
志性的辫子——原来是大清子民（读者可点击进入电影网站通过视频查证）。这个性交
易几乎与强奸无区别，而帮助嫖客对少女阿崎实施蹂躏与奸淫者，正是国家——日本国
。接下来的镜头是阿崎被糟蹋的特写：阿崎的头倒仰在床沿，满脸是惊吓、恐怖、痛苦
万分……，黑汉子头颈挂着的钥匙在阿崎的脸上不停地晃动，这实在是文字无法表达的
悲惨。当初我在电影院看到这一幕，真有如同自己亲人遭此灾难的痛楚。
更不可理喻的是，《望乡》在中国公映后，又被无数炎黄子孙视为“黄色”电影，人们
争先恐后地一睹为快。上海市妇联的领导甚至打电话给译制导演，责问：“你们为什用
黄色电影毒害青少年？”号称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的炎黄子孙们，善恶不分、美丑不辨
，已到了如此可悲的程度，实在令人唏嘘不已。由此导演不得不先后5次在原片剪去若
干镜头，最终有关部门还邀请巴金、曹禺等文坛老人，在媒体撰文，对《望乡》应如何
理解作开蒙式解释。几十年过去了，记不清当初巴金与曹禺在文字里，是否将阿崎遭遇
的第一个嫖客，正是炎黄子孙的细节带了一笔。
三
一部优秀的电影，其主题往往是多元的，同样，《望乡》最值得推敲的，也是她的主题。
剧本原作者山崎朋子认为，《望乡》所要表现的，是上世记初日本妇女鲜为人知的悲痛
历史，并借助阿崎婆这一形象更生动地折射出来。事实上这段历史已被国家故意忽略，
因此反使《望乡》主题的意义更加突出。山崎的观点，也是人们普遍容易接受的观点。
导演熊井启则认为，《望乡》所要表现的其实是战争。日本在20世记发动的战争，第一
步是把十几岁的女孩子骗到南洋充当妓女，由此所获得的外汇，成了那些“爱国主义者
”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到了昭和年间，随着国家吸足了南洋姐们的血，军事实力开始
强大，加上一战中日本成为战胜国，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依靠南洋姐们出卖肉体了。这时
的“爱国主义者们”又觉得南洋姐们的无烟产业有碍观瞻、有伤国格；同时也更因为依
靠枪杆子的掠夺，比少女卖身创汇的效果更理想。这实际上含有将南洋姐充当日本军队
的先谴部队的意味。当二战后期日军遭受盟军攻击后遭到惨败，又将留在南洋的同胞住
地疯狂地实施轰炸，包括南洋姐们受尽凌辱的三打根九家妓院，甚至南洋姐们埋葬异乡
的墓地也遭毁坏。
他们满以为，国家的罪行由此可以瞒天过海，在将来的史书上也可一笔勾销。
四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认为《望乡》写的其实是人性的冷漠。看！当初少女阿崎
被骗离开家乡，母亲、哥哥悲痛欲绝。昭和六年，身心俱伤的阿崎回到九洲的故乡天草
，母亲早已亡故，她所见到的是哥哥的无情。哥哥和嫂嫂依靠阿崎汇回的钱，造了宽敞
的住宅并有了洗澡间，却又因阿崎在南洋的“名声不好”，将阿崎视为陌路人。嫂嫂担
心用了阿崎寄回的钱造的房子，阿崎会提出分割，哥哥的一句话更令阿崎几乎崩溃：“
她敢！这房子我已经登记了，不许她碰一根手指头！”曾经是骨肉至亲的哥哥，早已变
成另一吸血鬼，另一名残忍的掠夺者。
伤心欲绝的阿崎，无奈只得重返婆罗洲。亲情的冷酷使她失去最后的精神支柱，她发疯
似地狂抛自己用血泪换得的积蓄，然后随另一名南洋姐到哈尔滨寻求生存。阿崎在哈尔
滨嫁给一个皮匠，生下儿子永志。谁知二战的战火又烧毁了这个家庭，丈夫也在战火中
丧生，阿崎又带着儿子回到日本京都。当把儿子扶养成人后，儿子也开始瞧不起自己的
母亲。无处生存的阿崎被儿子送到原先的老家——天草，住在破旧不堪的茅屋里，儿子
不愿来看她，媳妇也不愿给她写一封信，任她自生自灭。这就是人性！此时阿崎早已是
风烛残年的阿崎婆。
当从东京来的年轻女记者圭子找到阿崎婆，并愿意住在阿崎婆家里的时候，对亲情万分
渴望的阿崎婆，早已激动得手足无措。圭子在阿崎婆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善良的阿崎婆
不仅将圭子当成自己的儿媳妇，而且把自己早已尘封的惨痛往事，全向圭子倾吐出来。
人性的美与丑，在电影里有着鲜明的映衬。临别的时候，圭子给阿崎婆留下纸币以略表
一点心意，阿崎婆拒收了圭子的钱，却提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要求——希望圭子留下
一条洗脸用的毛巾，目的是让她在今后孤独的日子里，每当看到毛巾，便能回想起圭子
给她带来温馨与亲情。
阿崎婆从圭子的手里接过毛巾，轻轻地帖在脸上，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沉重。她转过身
呜咽著哭起来。那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抽泣，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哀鸣，仿佛是将她
一辈子忍受的屈辱与惨痛向圭子陈说，在我看其中夹带着对亲情的彻底绝望，令人永远
难忘。
五
我谬以为，阿崎婆悲凉的哀哭，不啻是一种控诉。阿崎婆控诉的是谁？阿崎婆控诉的对
象既不是人贩子太郎召、义三郎等人渣，也不是嫖客之类，阿崎婆所控诉的其实是国家
——日本国。电影《望乡》提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民众为什么需要国家？国
家究竟应当为民众提供怎样的服务？这就涉及到当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之一——国家理
论。
民众需要国家的理由，最早由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列维坦》（
Leuiathan）一书中指出：国家的设立，可以让人们走出丛林法则，免遭相互掠夺之灾
。到了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政府论》中，已率先将人的自由权、生命
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视作国家的管理层——政府的首要责任。国家不过只是一个有资格
使用权力或强制力的机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国家概念的神圣化处理——将
国家提升为“伦理理念的体现”与“具体自由的体现”——差不多就是酒鬼的梦呓。不
幸的是，从19世记起黑格尔关于国家的伦理精神与国家意识形态，被一部分人奉为金科
玉律，直至今日。
应当明白，国家家仅仅是工具——为公众服务的工具而非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沿此
路径，当代经济学对国家理论作出新的突破者，是道格拉斯?诺斯。诺斯从国家对产权
保护的角度切入，认为国家凭借对“暴力潜能”的垄断，可以低成本地供给产权制度（
产权界定与产权保护），也可以低成本地改变或取消产权制度，这就是著名的“国家—
产权悖论”。易言之，国家作为制度的供应者与实施者，既可以很便利地保护人们的财
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也可能以国家的名义，对人们的正当权利轻易带来伤害，保括
对财产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剥夺或变相取消。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
诺斯指出：“国家仅仅在使那些统治国家的人的福利最大化目标的范围内，促成和界定
产权。”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少数统治者福利最大化，他们完全可以借助国家的名义
，甚至不必借助国家的名义，对民众的权利作出伤害。显然，阿崎等一批南洋姐，正是
日本国家“暴力潜能”下的牺牲品。
Y．巴泽尔是继诺斯之后，新制度经济学派中又一位对国家理论作出重要建树的经济学
家。在《国家理论》一书中，巴泽尔将国家权力定义为向他人强加成本的能力。但如果
由此进一步推论：一个国家的强大，对外就是向别国强加成本的能力，对内即是对民众
强加成本的能力，这就意味着权力已被滥用。另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O．E．威廉姆森指
出：人与人无不处于合约的签订与实施中，但由于签约某一方的机会主义和资讯非对称
等原因，对签约的另一方即意味着风险。此时需要合约的协力厂商实施，以保护风险一
方的权利不受损害。巴泽尔继诺斯提出国家是制度的供应者与实施者之后，提出国家应
当是合约协力厂商实施主体的理论。举例而言，某开发商借助强势，将一个未经你同意
的拆房合约强加于你，然后派人欲拆你的住房，此时应当向你提供保护的是谁？是国家
！因为国家具有向开发商强加成本的能力，国家又是合约的协力厂商实施的主体。在我
看来，只有当国家作为好的制度的供给者和实施者，只有当国家把保卫民众及其一切权
利放在首位，才是社会每个成员必须爱国的理由。
在电影《望乡》中，人贩子太郎召，借助阿崎等南洋姐对未来资讯的缺乏，用了300元
成本与阿崎等少女签订的合约是一种违法的欺骗性合约，此时应当有国家出面行使合约
的第三方实施，才能为阿崎等少女们提供保护。事实上，国家没有提供协力厂商实施的
保护，反而为了争取外汇实现富国强兵之梦，默许和助长了人贩子的合约欺骗。这种完
全背弃对民众权利保护的国家，这样的富国强兵，对于受到国家伤害、历经无限悲痛的
南洋姐们，究竟有什么意义？难道还要求南洋姐们高唱“爱国主义”颂歌？比作为原型
的阿崎婆略年长的英国哲学家B．罗素说：“爱国主义最容易导致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
义。为国尽忠的最好方法就是杀人，……”（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这对上
世记的日本国而言，不仅再贴切不过，而且不幸早已言中。
六
太郎召死后，阿崎等4人被阿菊妈收留。阿菊妈是比阿崎更早流落异乡的南洋姐，也是
依据自身经历对“国家”看得更透彻的长辈。阿菊妈在临终前，沉痛叮嘱阿崎等4人：
“你们千万别再回日本，你们回国绝没有好结果！”让人感到南洋姐们与自己国家的分
离是一种永久断裂，他们不会原谅自己的国家。阿菊妈拿出自己的积蓄，在三打根郊外
的密林中为南洋姐们修建了公墓。二战后期，穷凶极恶的日军在撤退前，轰炸了这片密
林中的公墓，用意在于将南洋姐们苦难的历史遗迹掩盖掉。当圭子来到这片残存的墓地
祭奠时，忽然发现，这些南洋姐们的墓碑，全部背对着日本。这是一组震撼人心的镜头
，是对自己国家沉痛的谴责。圭子伤感地含着泪水喃喃自语：“她们背朝日本，长眠地
下！……”是的！每个南洋姐，她们对故乡虽有着梦牵魂萦的怀念，这是电影取名为《
望乡》的原因；但是她们又绝不会向往被称为“祖国”的国家——日本，他们永远也不
会原谅自己的国家。爱国不能没有理由，这个理由全在于，国家是否成为一个好的制度
的供给者与实施者；国家是否成为对民众保护的主要力量。《望乡》的国家理论认为，
既然国家对南洋姐们造成的伤害如此深重，甚至死后也不得安宁，难道还要求她们在长
眠在地下后，继续作出“爱国主义”的奉献吗？
责任编辑：赵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