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2）# Reader - 书香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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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战士兼学者”的学术道路(2)
樊骏先生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王瑶先生对文学研究现实感的强调，对文学研
究对于现实作用的强调，对文学和时代关系的强调，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强调，论证了
王瑶先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的学者，并将其放在“五四”以后的学术史的视野
里，就作出了一个我认为极重要的概括。他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
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
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
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
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
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
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群体和
学院派的区别，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樊骏先生认为，
鲁迅、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王瑶先生也应该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而且中国现代文
樊骏先生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王瑶先生对文学研究现实感的强调，对文学研
究对于现实作用的强调，对文学和时代关系的强调，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强调，论证了
王瑶先生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院派的学者，并将其放在“五四”以后的学术史的视野
里，就作出了一个我认为极重要的概括。他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
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有的接受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有的进
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针，以此来重新估价历史遗产，探索发展文化学术的新路；把
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不仅没
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
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与战士的双重身份，在他们的
观念和工作实践中，也是把文化学术与意识形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群体和
学院派的区别，主要在于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樊骏先生认为，
鲁迅、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代表，而王瑶先生也应该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而且中国现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