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民主斗士的忏悔#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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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25日圣诞夜，一面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多年的红色旗帜颓然落下，
一个红色巨人倒在了自己点燃的“革命”烈火之中。人们期待着重生的烈火能够重新锻
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然而十余年过去了，从更生的烈火中却并没有飞出浴火重生
的金色凤凰，相反我们只能看到一只失去光华的双头鹰迷惘地徘徊在没有向导的山路上。
2004年9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具体描述了俄罗斯悲剧性变化：
“与 1990年相比，20世纪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仅下降22%），工业
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急剧贬值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从
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
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人降到58岁以下......
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观礼台上，目光忧郁的普京总统检
阅着昂首挺胸正步通过的“苏联红军”，巨大的历史落差让他又一次感慨道：“苏联解
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
面对着这一无法挽回的历史悲剧，昔日的“反共斗士”可能比任何人都痛苦。十年前他
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个人理想实现了，十年后祖国母亲却指着满身的伤痕说道： “小可
爱们，这就是***圣诞礼物！”也许独立的思想者注定是痛苦的，当圣诞节夜突变成万
圣节之夜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昔日“反共斗士”沉痛地忏悔
“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这
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著名“反共”学者季诺维耶夫这样
说。
“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状态。我一向
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
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曾激烈抨击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见
者”梅德维捷夫如是说。
从美国回到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在实际接触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之后指出：现
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
而另一些“反共”自由派人士更是以生命的终结来表达他们心中无尽的忏悔。自由
派女诗人德鲁宁娜在极度失望中服安眠药自杀，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叶利钦发布
解散议会的第1 400号总统令的那天深夜里在书房中开枪自杀。
昔日的所谓的“反共斗士”“思想精英”们在鲜血淋漓的俄罗斯母亲面前终于幡然
醒悟：与睿智的历史老人相比他们不过是一群幼稚的孩童！他们的国家和民族之所以痛
苦地抽搐正是根源于他们的幼稚病！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天在我们面对自己的家园时候
，到底是选择炸药包还是选择油漆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尤
其在当下，在我们私下里维护现存的制度比攻击现存的制度更需要勇气的时候；在人们
更愿意扮演一个独立思想者，而自豪地俯视着像我这样的"顽固派"的时候；在不少人期
待着西方免费炸药包的硝烟散尽后，就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从天而降的时候，这个问
题则可能更加难以选择。然而我无法忘却季诺维耶夫的那句话："二十一世纪是西方为
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 所以我更愿意向我的老乡去求取问题的答案，他说：“
治大国如烹小鲜 。”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今天，也许我们的家园并不多么美好，但是如果有
一天洋老爷大封的斗士们精英们想用中东版、东欧版的空头支票去换取天 安 门前那面
红旗的时候，我将不会像莫斯科那样选择沉默，因为我宁可在斗士们精英们的唾骂声中
死去，也不愿在一片凄凉的忏悔声中苟活！ 在面对现实的反思中，著名批评家拉
克申和杰德科夫两人的变化较有代表性。曾任《旗》副主编，《外国文学》主编，拥护
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支持批判《我不能放弃原则》，积报撰文批判传统
派观点。到1990年他开始发现“改革”不仅没带来他期望的积极成果，反而引起混乱、
使国家出现全面危机。他于是向人们疾呼，要他们停下来，不久苏联解体，他对改革完
全失去了信心，写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正在埋葬自己》在他信奉的“人道的，民主的
社会主义”破产后，他提出走“利己主义和利它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显然这只是一种空
想，最后因思想苦闷于1993年郁郁而终。
杰德科夫在青年时代受人道主义思潮影响，并作为人生目的。大学毕
业后曾任《共产党人》编委和评论员，象拉克申一样拥护戈氏。到苏联解体后，他的理
想才完全破灭，对新当权者达到了“全面反对”的程度，并固辞不就文化部长之职。他
看来国家正用新暴力残酷镇压人民。他明确表示“我不理解做一个恢复资本主义过程参
与者的幸福”，认为叶利钦政府的经济改革人民不认可，全面私有化造成严重后果，国
有资产被侵吞，大发横财的“新俄罗斯人”趾高气扬，整个社会成了商人，投机分子、
企业家、经济人的天下。他对此深恶痛绝。最后杰德科夫在思想极度苦闷和贫病交迫下
离开了人世。
德鲁宁娜，女诗人在“八·一九事件”她曾在现场支持叶利钦三天，
认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个月后服安眠药自杀，遗信中她说：“我为什么要走？我
觉得，象我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人要留在这个可怕的、互相撕打的、为长着铁爪的生意人
创造的世界上，必须有可靠的后方才行----”她在遗诗中写到“选择死亡”是因为 “
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康德拉季耶夫是铁杆“自由派”者，支持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才过
二个月，撰文明确表示“不能赞同今天的暴发户和不能为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歌，因
为它打击了我国人民当中生活最无保障的阶层----领养老金者。”“过去的一年做了什
么？”“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一切都完了”，1993年“十月
事件”前夕在自已家中开枪自杀。
应该说这种失望情绪相当普遍，许多人正是在失望之后才开始考虑自
己过去的看法。雷巴科因写反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而出名。成为当时
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深感失望，对叶利钦等搞垮苏联表示 “
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他们搞的“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他说：“
俄罗斯不应跟着别的国家亦步亦趋，而应走自己的路”。他后来称“十月革命是伟大的
事件，人们不要轻易的抛弃过去，不要践踏自己的历史”。他对曾被他称为“黑暗时代
”的20世纪30年代和仇视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他逝世后发表的最后一次谈
话里，赞扬了30年代人们的劳动热情，他说：当时人们得到的报酬很少，但忘我劳动，
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盛起来，能抵御外敌的侵略。另一方面他说：看不到
斯大材为国家工业化做了许多事情是不对的，说：“斯大林在相当短的时问内把一个落
后的国家变成了当时的先进国家了之一” “卫国战争的胜利取得，是与斯大林的名字
联糸在一起的，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又说“现在最使我不安的，是我无法把我的想
法告诉读者----我感到特别痛心。”曾担任《新世界》主编达十年之久的扎雷金，在搞
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但在后来发表的《生态小说》中描绘了苏联解
体后的社会阴暗面。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为“三头野牛”，又说他：“
面对发生的事情真诚感到自己有过错，但又不知道错在那里
在进行反思方面，某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显得特别突出。他们都曾采取过激烈的
反共立场，目睹苏联解体后的残酷现实，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著名哲学家季诺维耶夫
青少年时就仇恨斯大林，曾密谋杀害斯大林，养成了用怪话俏皮话讥讽现实的习惯20世
纪70年代写了《黑魊魊的天空》渲染生话的反常和荒诞，当局极为恼怒。 1978年他到
国外讲学，被取消了国藉，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主义》《灾难
性的改革》一书对戈氏改革进行了“全面否定”。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我写了30本
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
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对苏联的历史进行重新思考，称十月革命为“我的
革命”称社会主义为“我的社会”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典型
样式而载入史册。”“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他说“等到多少个世纪过
去后，后代将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下的国家在
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而惊叹不己。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
为，错误和失望。但是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
象之一。”
另一位是马克西莫夫，曾以坚决反共著称。后来他说“你可以读一读
我的所有著作，我从末反对过俄罗斯，我反对的是意识形态（指共产主义思想 ---引者
）。我曾认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它成为伟大强国的唯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
剧性的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而感到悔恨。”
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 1993年9---10月访问西欧时发表谈
话严厉批评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是如此的草率混乱，是实行了“假民主”“伪
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实行的是 “反民主”。回国后他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解体
后的俄罗斯，感受更深，在杜马的讲话中指出，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
苦、最荒缪的道路。” “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
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150个到200个寡头主宰
。”又说：俄罗斯发生的事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叫做“
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在小说《转折关头》写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
始向未来奔跑。”“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诸如此类的
描写，与作者过去的写法截然相反，这说明他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苏维埃时代明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相
当多的人认识到自己过去看法的偏颇，少数人为自己过去反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言行悔恨不己。在这里反面教材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种反面的教训，有些人可
能还清醒不过来。著名作家柯切托夫说“应当象列宁那样关心文学，它是可怕的、群众
性的武器。玩弄这个武器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它能为革命作准备，但是我们知道，它
也能为反革命作准备。” 一 俄罗斯著名的军事题材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突然
于1993年9月21日开枪自杀，在文学界和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事情发生在深
夜，作家的夫人听到书房里一声枪响，便急忙跑进去，只见康德拉季耶夫腹部中弹，倒
在血泊里。他马上被送往医院，两天后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这个悲剧事件发生时，正值俄罗斯国内政府和议会的斗争进入最后摊牌的阶段。就
在康德拉季耶夫自杀的那一天，叶利钦发布了解散议会的第1400号总统令，使得斗争趋
于白热化。支持政府的自由派作家得知属于自己阵营的康德拉季耶夫恰好在这个紧要时
刻自杀的消息后感到很狼狈，不知如何说明他作这最后选择的原因，一年多前曾发生过
德鲁宁娜的自杀事件。这位自由派女诗人自从“改革”以来非常活跃，在“八·一九事
件”中支持过叶利钦，曾对新政权抱有很大希望。但是现实使她感到极度的失望。她辞
去了最高苏维埃委员的职务，不久服安眠药自杀。她在遗诗里说，她之所以“选择死亡
”，是因为“我不能，我不愿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德鲁宁娜之死，引起了很大
震动，对新政权造成了不利的政治影响。现在康德拉季耶夫又步她的后尘，自由派担心
反对派会利用这个事件做文章，便试图掩盖事实真相。他们在讣告中用肯定的语气说，
“他不是自杀身死的。更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这是一个偶然的不幸事件”；他们的报刊
报道康德拉季耶夫逝世的消息时，含糊其词他说他“离开了人世”，避免用“自杀”一
词。有的人对所谓的“偶然的不幸事件”作这样的解释，说康德拉季耶夫在擦枪时不慎
走火，打中了自己。在他逝世后不久，发生了炮轰议会的“十月事件”，人们的注意力
为这次流血冲突和一直未曾平息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所吸引，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暂时把这
位作家自杀的事放到了一边。
在康德拉季耶夫逝世一周年时，俄罗斯报刊重新提出他的死因问题，并展开了争论
。1994年9月20、 21日，《真理报》连续刊登了科热米亚科的长文《康德拉季耶夫中士
的最后一次射击》，肯定这位作家是自杀身死的，并且根据他在苏联解体后发表的一系
列言论，说明他自杀主要是由于理想的破灭和对现实的极度失望。科热米亚科说，康德
拉季耶夫曾有过“期待和希望的欢乐”，他幻想在改变制度后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但是
新的统治者上台后他看到的却是极端的不公平，这使他感到愤慨，又感到困惑不解。科
热米亚科接着说，他从近来康德拉季耶夫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中几乎能直接感觉到他的绝
望心情的发展和精神危机的产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
康德拉季耶夫的自由派朋友们自然不同意科热米亚科的说法。首先，他的朋友、批
评家柯甘（他是讣告的起草者）对科热米亚科的文章作出强烈反应，他在为发表康德拉
季耶夫致贝科夫的一封信所写的前言里反对科热米亚科的说法。他说，康德拉季耶夫发
生的事“不带有政治性……断定有政治性是明目张胆地利用作家个人的悲剧进行政治投
机”（《共青团真理报》1994 年9月28日）。接着《文学报》编辑里申娜几乎采取同样
的方式反驳科热米亚科，她在为康德拉季耶夫和阿斯培菲耶夫的来往信件所写的后记中
说道，假如死者得知《真理报》利用他的自杀做文章，企图把他与他的战友分开，想使
读者相信他是由于对民主和民主派感到失望，有意选择在颁布第1400号总统令的那一天
开枪自杀的，那么他躺在棺材里也会感到不安。里申娜用肯定的语气说，康德拉季耶夫
虽然对现实不满，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已站到反对派一边。这位编辑还说，她与康德拉季
耶夫有交往，知道他早就有病，而多次发病使他成为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言下之意，疾
病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文学报》1994年10月26日）此外，还有人在不同报刊上发
表文章，指责科热米亚科长篇大论地谈论康德拉季耶夫之死，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科热米亚科在1995年2月15日的《真理报》上又发表了题为《是谁朝康德拉季耶夫开
的枪》一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看法。从这些论争文章中可以看出，双方都己承认康德
拉季耶夫是自杀身亡的，问题在于对自杀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在争论中出现这样一个插曲：上面提到过的批评家柯甘在“冷静思考
”后承认自己指责科热米亚科是由于“一时急躁”，肯定后者撰文谈康德拉季耶夫之死
“完全出于对作家的痛惜之情”（《文学教学》1995年第2期25-26页）。但是这场争论
并没有就此结束。1995年11月，《文学报》利用纪念康德拉季耶夫诞生75周年（他出生
于1920年）的机会，旧事重提，连续发表了他的朋友肖格洛夫的文章和他的堂弟、司法
精神病学教授费多尔·康德拉季耶夫的一封信，再次对科热米业科的说法提出异议。肖
格洛夫认为在科热米亚科的文章里“集中地反映了想把康德拉季耶夫之死说成政治示威
的意图”，他说，根据他的了解，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这位作家的性格。他回忆起自己有
一次到康德拉季耶夫家串门，正碰上主人正在擦自己的小手枪，旁边放着几粒小小的子
弹。他便问康德拉季耶夫为什么要保存这支手枪。对方回答说，他家住在郊区，不安全
，这枪供自卫用，“而主要的，如果疾病缠身，我将给予回击。不打算忍耐”。（《文
学报》1995年11月1日）显然，肖格洛夫“回忆”起这段谈话，目的是为了说明是难以
忍受的疾病使康德拉季耶夫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费多尔在信中说，虽然他要比他的堂兄小12岁，但是两人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
他认为科热米亚科的文章以纪念康德拉季耶夫为名，实际上是进行政治投机，要把康德
拉季耶夫拉到自己的支持者队伍里去。接着费多尔讲了康德拉季耶夫自杀的经过，他说
，他的堂兄患严重的高血压，医生要求卧床休息，否则会出现偏瘫。康德拉季耶夫一直
担心“死前生活不能自理，成为家属的累赘”，多次谈到要抓住时机，防止这种现象的
出现，但“又不要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天，大夫走后，他从床上起来，感到
手脚软弱无力，知道命中注定的时刻到了。他的书房里一直有很多武器，他早在战前就
开始收藏了。他对妻子说，他要去取一本书，吃力地从卧室走到书房，拿起手枪，但已
无力举到腰部以上。一枪打中了脾脏。”（《文学报》1995年11月8 日）从这一段叙述
来看，费多尔也同肖格洛夫一样，想要说明康德拉季耶夫自尽的原因是忍受不了病痛的
折磨。就这样，在这场延续两年的争论中，一方主要认为康德拉季耶夫是由于思想出现
危机而自杀，另一方则认为他是因重病而轻生。双方争执不下，闹得康德拉季耶夫在九
泉之下不得安宁。为了说明他在人生道路上为什么最后迈出了这样的一步，需要回顾一
下他的整个生活道路，尤其需要对他去世前的几年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态作一些具体的
分析。 二 康德拉季耶夫于 1920年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祖父曾是伊万诺
沃—沃兹涅先斯克省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脱离了革命。祖母的一个姐妹也早年
参加革命，曾是伏龙芝的朋友，认识著名文艺理论家沃隆斯基，后者曾赠书给她。这位
女革命家后来当过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省的省委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
委员，她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材料，并有丰富的藏书。年轻的康德拉季耶夫读过这些涉及
政治斗争的材料和不少禁书，从中了解到许多常人不知道的情况，这在他的心中播下了
怀疑的种子。1939年，他在上完大学二年级后应征入伍，在远东服役，卫国战争爆发后
，他打报告要求上前线，不久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1942年春在尔热夫附近接受了战斗
的洗礼。当时战斗非常激烈，红军伤亡很大，康德拉季耶夫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参
加这次战斗的经历和感受，成为他后来进行战斗题材创作的丰富源泉。他像许多战争参
加者一样，负过伤，受过奖赏。
康德拉季耶夫在文学创作上起步较晚。他出现创作冲动是在战争结束后15年的时候
，他曾追述说：“战争第二次向我袭来是在50年代末。回忆开始折磨我，前线发生的事
没完没了地在脑子里转动起来，那些遥远的年代突然靠近了。有时甚至闻得到战争的气
息……”（《图书评论报》1986年9月5日）这时以邦达列夫、巴克拉诺夫、贝科夫为代
表的“战壕文学派”的文学已经兴起，康德拉季耶夫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读了之后总
觉得其中缺少点什么。他便开始寻找“自己参加过的战争”，而当往事“涌到嗓子眼里
”时，便一口气写了300多页，写的就是当年参加过的尔热夫附近的战斗。但是他不知
道这样写行不行，便于1961年春天跑到了当年打过仗的地方，在野地里坐下来，掏出稿
子，开始读起来，但是总共只读了几页，就觉得所写的东西都不对头。而为了弄清该写
什么和怎么写，又花了许多年。到1974年才写出了中篇小说《萨什卡》（《图书评论报
》1986年 9月5日）。他把稿子交给了《新世界》杂志。然而好事多磨，稿子在那家杂
志的编辑部里几乎躺了5年，编辑每年都答应下一年一定发表，然而一直没有履行诺言
。于是他带着西蒙诺夫的推荐信把稿子交给了《民族友谊》杂志。不久小说刊登在该杂
志1979年第2期上（见《旗》1997年第6期第149页）。他发表这部处女作时，已年近花
甲了。由此可见，康德拉季耶夫在创作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成名要比同龄人晚20
年，他是通过艰苦的探索才找到自己的道路的，并且是在受到相当长时间的冷遇后才得
到公认的。
《萨什卡》发表时，西蒙诺夫在为它写的前言里指出，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在最
困难的时候、处于最困难的地方、担任最困难的职务——士兵的职务——的人的故事”
。他认为小说主人公士兵萨什卡的形象是“我们当代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
《民族友谊》1979年第2期第5-6页）。这部小说叙述了萨什卡在尔热夫战场上的表现。
它几乎没有写战斗行动，所描绘的是所谓的战场上的日常生活。小说作者通过一些表面
上看来很平常的事情的描写，展示了一个普通战士的朴实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有的生
活场面描绘得非常生动，充分显示出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这部小说发表后受到一般
读者的普遍欢迎和批评界的一致赞扬，这使得它的作者一举成名，立刻跻身于名作家之
列。在这之后，康德拉季耶夫陆续把他已写成的小说拿出来发表，也创作了一些新的，
他的作品（例如《鲍尔卡的道路》、《奥夫相尼科沃沟谷》、《在奥夫相尼科沃田野上
》、《伤假》、《谢列扎罗沃大道》、《在斯列坚卡的会见》等）大都取材于他亲身参
加过的尔热夫战斗以及受伤后到后方休假的生活。这些迟开的花朵，曾给当时比较冷清
的战争题材创作园地增添了生气和热闹气氛。
上面提到过，康德拉季耶夫在青年时代由于知道一些政治斗争的内幕和读过禁书，
开始对苏联的制度产生怀疑。他接触到的现实生活现象，尤其是他在30年代大清洗中看
到和听到的事情，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他开始感到生活不自由，用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
，他逐渐成为 “内心的反对派”。参军后，在部队的环境里他的这种怀疑情绪暂时被
冲淡，加上他当了班长，要经常给战士做工作和讲道理，自己也受了感染，产生过入党
的要求。卫国战争开始后，他像许多青年一样，爱国的热情很高，对制度的不满退居到
次要地位。他作战勇敢，据他自述，当时营政委曾想发展他入党，但是他在战斗中看到
指挥人员不爱惜战士生命的现象，便回想起他看到和听到的在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中的
残酷行为，热情一下子消失了，便借口自己还不够格，没有提出申请。战后他的怀疑和
不满情绪重新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对赫鲁晓夫的“解冻”不甚相信，也不抱多大希望，
这主要是由于他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不彻底，自己也有很多错误而又不进行忏悔
。不过他对赫鲁晓夫时期社会政治气氛比较宽松还是欢迎的，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他
又觉得“心中重新产生了恐惧”。加上他的作品很长时间发表不出来，这使得他的不满
情绪有所发展。尤其是当他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一事无成时，一种觉得自己半世坎坷之
情油然而生。他在寻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自然会找到制度头上。《萨什卡》的发
表和得到公认，不仅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而且改善了他的物质生活，这暂时缓和了他
与现实的矛盾。在80年代上半期他的心情还是比较好的。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持欢迎态度的，
并且对它抱有很大希望。例如他在《谈谈自由》一文的开头就说，他和千百万人一样“
充满着期望”，并且想弄清楚期待的是什么，要永远放弃什么。接着回顾了整个苏维埃
时代的生活，提出了“革命为什么变成了一场噩梦”的问题，并且感慨他说，人们“生
于牢笼之中”，最后甚至觉察不到牢笼的存在，反而认为它是生活本身的“自然的和正
常的属性”。文章作者最后说，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无可
挽回了”，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儿孙们能过另一种生活”（《文学报》1989年 5月24
日）。康德拉季耶夫在这篇文章里就自由的问题直言无忌地发表了看法，可以说这是一
篇系统地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纲领性文章。他很重视文章发表后的反应。当他得知人
们对它有很多议论时，心里很高兴。另一方面，亲友们的回忆也证明康德拉季耶夫是支
持“改革”的。例如肖格洛夫这样写道：“他渴望变革。热烈希望变革能够实现，并且
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开始常给我打电话，说道：‘应当帮助戈尔巴乔夫。’”（《文学
报》1995年11月1日）从实际行动来看，他确实是那么做的。他同支持“改革”的自由
派站在一起，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过去的制度，支持现在的变革，成为文坛上的
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
到“改革”的后期，康德拉季耶夫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在1991年4月5日给一位亲
戚的信里已透露出对新的现实的不满，他批评总统颁布了几十道命令， “一道比一道
糊涂”，“市制改革极其愚蠢”，抱怨物价几乎涨了两倍，商店的货架上没有像预期的
那样摆满商品（《旗》1997年第6期第154页）。不过他在“八·一九事件”中仍然和他
的“民主派”朋友们一起支持叶利钦，井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而高兴，认为他
们那样做，是要把人们“重新赶进古拉格”。他希望从此能够开始过“新的、合情合理
的生活” 痛惜俄罗斯精神殿堂的坍塌
送交者: 十月 2002年11月19日08:37:17 于 [军事天地]http://www.cmilitary.com
1998年7月，俄罗斯作家杜金采夫以80高龄辞世。这位曾以《不是单靠面包》
和《穿白衣的人们》两部长篇小说攻讦过苏联社会的作家，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对"新政"
寄予厚望。然而事与愿违，满目疮痍的现实使他痛心不已。他在逝世前曾对新闻界说过
：眼看一种邪恶的力 量使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殿堂坍塌，他心急如焚，内心有难以言状
的愤慨。他对俄国现政权持 这种否定态度，使得晚景无限凄凉。
在当今的俄国社会，对国家解体、民族危亡、人民遭难感到痛心的知识分子，
决非杜金采夫一人。早在1993年9月21日深夜，当得知俄罗斯联邦总统发布解散议会的
命令之后，苏联时代的著名作家维亚·康德拉季耶夫开枪自杀，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
生命。这一声枪响，震惊了俄罗斯大地，文坛舆论哗然。对他突然自尽，除了表示痛惜
之外，人们疑窦丛生。这个 声称"不接受苏共和现行制度"、为苏联解体高唱过赞歌的
自由派战士，为何要选择一种自戕身亡的结局?人们都在思索。
康德拉季耶夫在70年代末期初登文坛，已届花甲之年，是后期战争文学的著名代表。他
的作品多为中短篇小说，如《萨什卡》(1979)、《伤假》(1980)、《相逢在列斯坚科》
(1983)、《阿霞的大尉》(1984)、《叶尼卡》(1985)等。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
蛊惑之下，他成为戈氏"改革"的拥护者，对它充满着期待和希望。可是，后来的现
实却使康德拉季耶夫的思想渐渐发生危机。私有化政策造成社会剧烈地两极分化，普通
老百姓处于赤贫境地。休克疗法的结果，国民经济加速了全线崩溃。通货膨胀像一只巨
兽，张牙舞爪地向他猛扑过来 。他倾毕生心血苦苦积蓄起来以备养老的存款，一夜之
间化为乌有。他向往的"新生活"变成泡影。苏联解体刚过两个月，他便怀着被欺骗的愤
懑，在《萨什卡在今天的白宫旁》这篇谈话中，抨击政府机关的争权夺利，怒斥各级官
员的特权统治和自私贪财。他痛心疾首地陈述：再也不能为目前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
歌，因为这种"改革"造就了数以万计的暴发户 ，却使社会上最无保障的领养老金者、
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日益贫困。康德拉季耶夫对\*\*\* 的失望，与对往昔的怀恋交织在
一起。他声称作为一名老战士，过去曾为"自己的家园 、自己的街道、自己的村庄、自
己的莫斯科
、自己的亲人而战斗"，目睹今天的社会现实， 他感受到无比的痛惜和委屈。他大
声疾呼："要保护人民中生活最少得到保障的阶层，首先是他自己的同龄人--伟大卫国
战争的老战士们。"由此可见，康德拉季耶夫尽管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存在许多偏见，但
他作为一位老战士和爱国者，仍没有失去正直的良心，因而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
从苏联解体之后两个月开始，直到1993年9月21日自杀为止，康德拉季耶夫批评当局的
言论越来越尖锐，语气越来越直言不讳，情绪越来越悲观失望。他曾经真诚地相信过戈
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及其"改革"，等到他弄明真相的时候，已经国破家败，他只好怀
着痛苦和失望了此残生。
在目前的俄国，像康德拉季耶夫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这反映了现时俄国的一种社
会情绪- -不满现状，但又后悔莫及。
——呼吁拯救俄罗斯的精神文化
苏联的社会制度发生剧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家陷入
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曾经追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的自由派人士发现，在\*\*\*
弹冠相庆的同时，民间哀鸿遍野，怨愤遍于国中。社会的资本主义化非但没有给国家带
来稳定，相反，正在把国家推向全面的崩溃。蒙受欺骗之后产生的失望感和愤懑情绪，
在自由派人士之中蔓延。60年代初曾以《坦克成菱形开来》而蜚声文坛，后又发表反映
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没有战争的年代》的作家阿纳尼耶夫，痛苦地发现今天俄国"正
在建设的不是改革开始时人们想要 见到的那种民主和那种国家"，新政权使国家陷入更
加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感到无限忧虑。剧作家罗佐夫在"改革"初年感到心情舒坦，可到
了1993年面对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他内心无限悲痛，如同大病一场。过去听人说苏联的
解体"是反革命的胜利"，他曾予以嘲笑 ，而如今觉得此话确实有理。
批评家拉克申在60年代《新世界》与《十月》的争论中，就置身于自由派阵营，在
"改革" 时期又追随原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咒骂斯大林。他也对"
改革"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深为震惊，早在1991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总的情况
来看，我们的机体完全不正常。人人都能看到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深层的
大问题是精神危 机。"他表示不与自由派合流，不愿意沿着过去的道路走下去。到苏联
解体后，他这种负罪感发展成一种对立情绪，誓与新的\*\*\* 保持距离。1993年，拉
克申在《结局·死胡同 ·危机》一文中写道：俄罗斯人在埋葬自己。他甚至听到了掘
墓声。但安葬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我们大家。被埋葬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
人感到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人民、知识分子、文化"，"正在给这一切做
着临终祈祷"。拉克申具有民族自尊心，特别重视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把这二者视为
关系民族兴衰的大事。因此，"改革"以来文化事业面临"灾难性的困境"使他心急如焚。
拉克申的醒悟使自由派人士感到恐惧，对他的言论始讨伐和围剿。拉克申在这一片讨伐
声中于1993年7月23日离开人世。
——对“改革”投以嘲笑和鄙视
自由派营垒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对"改革"深感失望之后，背弃了自由派立场，
开始用冷静的眼光批判"改革"之后在俄国建立的社会制度，并嘲笑他们昔日的盟友。在
这类知识分子中，充当先锋的却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
哲学家、小说家亚·季诺维耶夫，在苏联时代因对当局持不同政见而屡遭批判，最
后被开除党籍，1978年出国，定居于德国慕尼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伊始，他并没有
像国内的自由派人士那样立即附和。恰恰相反，在一些具有"\*\*\*员"称号的人攻击\*
\*\* 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时，他反而站出来慷慨陈辞，驳斥反共谰言。季诺维耶夫把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作"灾变(赅蜞耱痤殛 "，这是他创造的一个俄文新词，各取"灾
难 和"改革"这两个俄文单词的首尾部分合并而成。他批评"改革"的鼓吹者，不从俄罗
斯的国情出发，硬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生搬硬套到俄罗斯来。他嘲讽道：这如同让俄国的"鱼"像西方的"鸟"一样生活在陆地
上，并吁请俄国正直的人们抵制这种"灾变"。
亚·季诺维耶夫不仅否定苏联的"改革"，而且严厉谴责"改革"的始作俑者戈尔巴乔
夫之流。季诺维耶夫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们为了金钱、名誉，为了获得西方的青睐，而不
惜卖身投 靠他人。西方世界把"某年的新闻人物"、"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以及巨额
演讲费和稿酬施舍给他们，并不是慷慨赠予，而是另有图谋。这些甘心情愿出卖俄罗斯
的"犹大"，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他们身上的耻辱。季诺维耶夫指出："如果不
考虑到戈尔 巴乔夫及其集团破坏苏共和整个国家的活动，不考虑到他们的投降和叛卖
政策，人们就不能理解现在的政治制度的实质。"
也许是季诺维耶夫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痼疾和疮痍，所以他对于苏联解体后
在俄国建立的社会制度特别鄙弃。他尖锐地指出了这种制度的特征："在政治领域力图
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的经济制度强加给俄国。结果形成一种把国家推向灾
难的社会经济杂种 。"他不无揶揄地写道：目前在俄国建立的是"一种畸形的东西"，它
把"\*\*\* 的碎片、对过时的资本主义的模仿、封建主义的复苏、合法化的犯罪和手工
业方式" 结合在一起。他哀叹俄罗斯未必能够恢复原有制度的强盛，重新成为"全球范
围内的划时代现象"。
马克西莫夫是苏联时代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替受审判的政治犯辩护和在国外
发表诋毁现实的小说而屡次受处分。1974年出国定居于巴黎。他是国外侨民作家中著名
的反共人士。苏联解体前后，马克西莫夫从巴黎远眺国内政坛的变迁。经过一段时间的
观察，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嗣后叶利钦建立的制度，作出了否定性结论。他于
1993年在俄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责今天的俄罗斯是交易所做投机买卖的骗子
和窃贼的天堂，商人和赚外汇的妓女是供人模仿的榜样，而知识分子为了维持生活却不
得不去跑汽车运输……他厌恶这种现实，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堕落，不愿意
用
自己的存在给这个制度增添合法性 。特别是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之后，马克西
莫夫与俄国的\*\*\* 和文学界的自由派彻底决裂。当他看到42名自由派作家呼吁总统
镇压反对派的公开信后，气愤无比，说他们只不过是钻进文学和文化艺术部门的蝇营之
辈。马克西莫夫对他们除了鄙视之外，再没有什么了。
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原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由于被
指控持敌对的反苏立场，又把诽谤性作品寄往国外发表，于1965年9月被捕，1966年2月
被判刑7年，刑满释放后旅居法国。在苏联解体后最初一段时期，他是文坛的红人，曾
经是首届俄语布克 奖的评委。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由派的亲密盟友，与传统派作家
进行论战。但是，叶利钦炮轰议会这种反民主的行为，使西尼亚夫斯基清醒过来，重又
对当局"持不同政见"。他接 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责叶利钦挑起了十月流血事件，
认为他应该进修道院 去祈祷，以求得宽恕自己的罪行。在对待现行制度这个问题上，
他"准备庇护自己昔日的对 手"。
这些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由于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现
实，有了这种对比，他们对祖国开始怀有深情。当看到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被糟蹋、被肢
解成碎块时，他们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正如作家戈沃鲁欣说，犹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的母亲被强奸一 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更令人难受的呢?笔者不赞成他们过去对苏
维埃制度的诋毁，但欣赏他们今日的爱国主义情绪。与那些昔日享尽了社会主义的特权
、荣誉、金钱、地位，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又摇身一变，摆出一付早就是反苏反共义士的
架势，用最恶毒 的语言诅咒他们曾经为之高唱过赞美诗的苏联历史的自由派作家们相
比，倒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较为客观和诚实。 ——痛斥投机者的恶劣行径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把投机钻营、见利忘义、沽名钓誉视作最卑
劣的行径。在论及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不少作家指出，这是钻进苏共和苏联国家最
高领
导层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叛卖的结果。 文学批评家杰德科夫在苏联时期长期过着
流放生活。"改革"开始后，曾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时过不久，他悲痛地发现这种"
改革"正一步步把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在他1994年去世之后，《自由思想》杂志1995
年第9、10期刊登了他的日记。其中许多段落是怒斥今天 的投机钻营分子的。如1992年
6月9日的日记写道："我以惊奇的目光发现，今天许多号称民主活动家的人物，他们似
乎活到55-60岁时才猛然醒悟。于是我内心产生疑问：你们这些勇敢的人过去在哪里呢?
莫非你们那时没有觉醒只是认为那种生活称心如意，并且尽所能去适应 今天被你们骂
得比谁都凶狠的生活准则?……你们是追求功名利禄之辈，善于沿着党和其它阶梯往上
爬。"这一席话说得鞭辟入里。今天俄国的民主派们，在苏共掌权的情况下又何尝不是
满口马列言词；如今他们正和昔日的对手一起，在诋毁他们过去顶礼膜拜的信仰，而把
被他们一本正经地痛斥过的种种观点推崇为今天的生活信条。这种投机分子的嘴脸，令
人可憎可恨，只能嗤之以鼻。不幸的是，恰恰是这种人，被视为今天俄国知识界的精英
，是"改革新思维"的弄潮儿，是追求"真理"的勇士!
季诺维耶夫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也把"苏联最高领导的叛卖政策"当作重要一
条。在他看来，西方的战略是选择"从思想、道德、心理领域""实施对苏联最主要的打
击方向"。西方"利用俄罗斯本身的手段和俄罗斯人自己的力量，去实现 他们的意图。
遗憾的是，俄罗斯产生了许多见利忘义的人，他们热心地为西方服务来扼杀俄 罗斯和
消灭俄罗斯人民。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帮手了。"这段话说得何其 明白!这是痛苦
的真实，但人们醒悟恨晚。
杰德科夫在1992年6 月21日的日记中，在评述叶利钦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时，认为这
是"叛徒 "和"政治妖怪"自我标榜，"他讲话无论就实质而言，还是就语言、语调和面部
表情来说 ，都令人厌恶。"对于这些背叛者来说，信仰是不必要的，人格、国格不值分
文，这种人在 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识破了他们，应该说这
是俄罗斯人的幸运， 今后有可能使他们的头脑清醒一些。
——怀念昔日的辉煌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经历了祖国历史上最难以忍受的时刻：私有化政策造成的
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炮轰议会使人们对民主的期望幻灭，车臣战争又制造了成千上万个
家庭悲剧。社会迅速地两极分化，昔日的官僚鲸吞国家资产而成为新的暴发户，机关、
工厂、军队因发不出工资而怨声载道，失业大军不断扩大，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
因此，许多人把今天的俄罗斯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相比，他们痛感否定过去的一切是自
吞苦果，怀旧情绪在社会蔓延。
文学评论家尤利·布尔金60年代与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起在《新世界》编辑部工作，
"改革" 年代也甚为活跃，他在回忆刊物这几十年的经历时不无感慨地写道："依我看来
，现在是我们祖国历史发展中一段最为黑暗的时期，我们60年代的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
，均被一笔勾销 ，被糟踏殆尽。结果，我们从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历史现实，跌入到
另一种几乎是更不堪忍受、更无法摆脱的现实之中。" 人们不会忘记，80年代形成的"
回归文学"潮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何其猖獗，特别是把30年代的社会现象诬陷成各
种灾难的根源。对此，俄国知识分子也在开始清醒。《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雷
巴科夫，思想也在变化。他在一些文章中认为："不管过去有过什么 问题，忘记过去的
人民是没有前途的。"他反对否定十月革命，仍然认为这是20世纪伟大的历史事件。他
反对歪曲卫国战争的历史，认为这是苏联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杰出贡献 。他对
今天有的作品美化卫国战争中的叛国投敌分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20世纪的俄国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既有过
失败和阴影，但也有过光明，这个时代是抹杀不掉的。"这是小说家维·斯米尔诺夫在
痛定思痛之后发出的肺腑之言。当今俄国的生活悲剧，促使昔日持不同政见的人物开始
用新的眼光看待苏维埃时代和苏联的社会制度，反对把苏联说得一无是处。季诺维耶夫
在《真理 报》著文说："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时期。我不打算为\*
\*\*辩护，但我确实认为这个时期非常好。即便是多少个世纪过去之后，后人将会怀着
惊讶和赞赏的心 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的非常短的时间
内取得如此业绩而惊叹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令人不快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
失望。但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60年代的
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谈到了对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历史的判断
，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国家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
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
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梅德维杰夫认为，他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
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
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 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
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不是别人，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导致了苏联的毁
灭。历史学家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能着眼于该人物为国家的强盛和 历
史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这种评价历史的尺度，要比那些对西方虚假的"自由与民主"趋之
若鹜的自由派人士公正得多。
——并不多余的忏悔
让我用两段忏悔者的自白来作结束，以便进一步说明现时俄国的这种社会情绪。
季诺维耶夫在痛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时，深感自责地说道："我写了三十本
分析什么是\*\*\* 的书，三十本反对\*\*\* 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的这一切会有如
此的结果， 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还表示：如果他在国内的话，会不择一切手段
，去找那些把国家弄到这种地步的人复仇。 马克西莫夫也作过与季诺维耶夫相近的忏
悔：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
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
俄罗斯社会迅速资本主义化给国家造成的危害，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不仅使正直的
俄罗斯人痛恨，也使过去那些向苏联制度泼过污泥浊水的人悔恨莫及。这种忏悔，虽为
时恨晚，但并不多余!只有体验过国破家亡、民族垂危悲剧的正直知识分子，才能发出
如斯肝胆之言! 这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情绪，正在折磨着现时的俄国社会
一个红色巨人倒在了自己点燃的“革命”烈火之中。人们期待着重生的烈火能够重新锻
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然而十余年过去了，从更生的烈火中却并没有飞出浴火重生
的金色凤凰，相反我们只能看到一只失去光华的双头鹰迷惘地徘徊在没有向导的山路上。
2004年9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具体描述了俄罗斯悲剧性变化：
“与 1990年相比，20世纪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仅下降22%），工业
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急剧贬值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从
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
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人降到58岁以下......
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观礼台上，目光忧郁的普京总统检
阅着昂首挺胸正步通过的“苏联红军”，巨大的历史落差让他又一次感慨道：“苏联解
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
面对着这一无法挽回的历史悲剧，昔日的“反共斗士”可能比任何人都痛苦。十年前他
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个人理想实现了，十年后祖国母亲却指着满身的伤痕说道： “小可
爱们，这就是***圣诞礼物！”也许独立的思想者注定是痛苦的，当圣诞节夜突变成万
圣节之夜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昔日“反共斗士”沉痛地忏悔
“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这
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著名“反共”学者季诺维耶夫这样
说。
“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状态。我一向
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
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曾激烈抨击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见
者”梅德维捷夫如是说。
从美国回到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在实际接触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之后指出：现
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
而另一些“反共”自由派人士更是以生命的终结来表达他们心中无尽的忏悔。自由
派女诗人德鲁宁娜在极度失望中服安眠药自杀，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叶利钦发布
解散议会的第1 400号总统令的那天深夜里在书房中开枪自杀。
昔日的所谓的“反共斗士”“思想精英”们在鲜血淋漓的俄罗斯母亲面前终于幡然
醒悟：与睿智的历史老人相比他们不过是一群幼稚的孩童！他们的国家和民族之所以痛
苦地抽搐正是根源于他们的幼稚病！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天在我们面对自己的家园时候
，到底是选择炸药包还是选择油漆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尤
其在当下，在我们私下里维护现存的制度比攻击现存的制度更需要勇气的时候；在人们
更愿意扮演一个独立思想者，而自豪地俯视着像我这样的"顽固派"的时候；在不少人期
待着西方免费炸药包的硝烟散尽后，就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从天而降的时候，这个问
题则可能更加难以选择。然而我无法忘却季诺维耶夫的那句话："二十一世纪是西方为
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 所以我更愿意向我的老乡去求取问题的答案，他说：“
治大国如烹小鲜 。”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今天，也许我们的家园并不多么美好，但是如果有
一天洋老爷大封的斗士们精英们想用中东版、东欧版的空头支票去换取天 安 门前那面
红旗的时候，我将不会像莫斯科那样选择沉默，因为我宁可在斗士们精英们的唾骂声中
死去，也不愿在一片凄凉的忏悔声中苟活！ 在面对现实的反思中，著名批评家拉
克申和杰德科夫两人的变化较有代表性。曾任《旗》副主编，《外国文学》主编，拥护
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支持批判《我不能放弃原则》，积报撰文批判传统
派观点。到1990年他开始发现“改革”不仅没带来他期望的积极成果，反而引起混乱、
使国家出现全面危机。他于是向人们疾呼，要他们停下来，不久苏联解体，他对改革完
全失去了信心，写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正在埋葬自己》在他信奉的“人道的，民主的
社会主义”破产后，他提出走“利己主义和利它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显然这只是一种空
想，最后因思想苦闷于1993年郁郁而终。
杰德科夫在青年时代受人道主义思潮影响，并作为人生目的。大学毕
业后曾任《共产党人》编委和评论员，象拉克申一样拥护戈氏。到苏联解体后，他的理
想才完全破灭，对新当权者达到了“全面反对”的程度，并固辞不就文化部长之职。他
看来国家正用新暴力残酷镇压人民。他明确表示“我不理解做一个恢复资本主义过程参
与者的幸福”，认为叶利钦政府的经济改革人民不认可，全面私有化造成严重后果，国
有资产被侵吞，大发横财的“新俄罗斯人”趾高气扬，整个社会成了商人，投机分子、
企业家、经济人的天下。他对此深恶痛绝。最后杰德科夫在思想极度苦闷和贫病交迫下
离开了人世。
德鲁宁娜，女诗人在“八·一九事件”她曾在现场支持叶利钦三天，
认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个月后服安眠药自杀，遗信中她说：“我为什么要走？我
觉得，象我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人要留在这个可怕的、互相撕打的、为长着铁爪的生意人
创造的世界上，必须有可靠的后方才行----”她在遗诗中写到“选择死亡”是因为 “
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康德拉季耶夫是铁杆“自由派”者，支持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才过
二个月，撰文明确表示“不能赞同今天的暴发户和不能为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歌，因
为它打击了我国人民当中生活最无保障的阶层----领养老金者。”“过去的一年做了什
么？”“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一切都完了”，1993年“十月
事件”前夕在自已家中开枪自杀。
应该说这种失望情绪相当普遍，许多人正是在失望之后才开始考虑自
己过去的看法。雷巴科因写反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而出名。成为当时
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深感失望，对叶利钦等搞垮苏联表示 “
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他们搞的“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他说：“
俄罗斯不应跟着别的国家亦步亦趋，而应走自己的路”。他后来称“十月革命是伟大的
事件，人们不要轻易的抛弃过去，不要践踏自己的历史”。他对曾被他称为“黑暗时代
”的20世纪30年代和仇视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他逝世后发表的最后一次谈
话里，赞扬了30年代人们的劳动热情，他说：当时人们得到的报酬很少，但忘我劳动，
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盛起来，能抵御外敌的侵略。另一方面他说：看不到
斯大材为国家工业化做了许多事情是不对的，说：“斯大林在相当短的时问内把一个落
后的国家变成了当时的先进国家了之一” “卫国战争的胜利取得，是与斯大林的名字
联糸在一起的，这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又说“现在最使我不安的，是我无法把我的想
法告诉读者----我感到特别痛心。”曾担任《新世界》主编达十年之久的扎雷金，在搞
垮苏联制造舆论方面是出了很大力气的。但在后来发表的《生态小说》中描绘了苏联解
体后的社会阴暗面。称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凯维奇为“三头野牛”，又说他：“
面对发生的事情真诚感到自己有过错，但又不知道错在那里
在进行反思方面，某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表现显得特别突出。他们都曾采取过激烈的
反共立场，目睹苏联解体后的残酷现实，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著名哲学家季诺维耶夫
青少年时就仇恨斯大林，曾密谋杀害斯大林，养成了用怪话俏皮话讥讽现实的习惯20世
纪70年代写了《黑魊魊的天空》渲染生话的反常和荒诞，当局极为恼怒。 1978年他到
国外讲学，被取消了国藉，成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主义》《灾难
性的改革》一书对戈氏改革进行了“全面否定”。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我写了30本
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
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对苏联的历史进行重新思考，称十月革命为“我的
革命”称社会主义为“我的社会”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典型
样式而载入史册。”“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他说“等到多少个世纪过
去后，后代将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下的国家在
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而惊叹不己。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
为，错误和失望。但是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
象之一。”
另一位是马克西莫夫，曾以坚决反共著称。后来他说“你可以读一读
我的所有著作，我从末反对过俄罗斯，我反对的是意识形态（指共产主义思想 ---引者
）。我曾认为这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它成为伟大强国的唯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
剧性的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而感到悔恨。”
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 1993年9---10月访问西欧时发表谈
话严厉批评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认为是如此的草率混乱，是实行了“假民主”“伪
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实行的是 “反民主”。回国后他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解体
后的俄罗斯，感受更深，在杜马的讲话中指出，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
苦、最荒缪的道路。” “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
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150个到200个寡头主宰
。”又说：俄罗斯发生的事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叫做“
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在小说《转折关头》写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
始向未来奔跑。”“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诸如此类的
描写，与作者过去的写法截然相反，这说明他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苏维埃时代明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相
当多的人认识到自己过去看法的偏颇，少数人为自己过去反对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言行悔恨不己。在这里反面教材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种反面的教训，有些人可
能还清醒不过来。著名作家柯切托夫说“应当象列宁那样关心文学，它是可怕的、群众
性的武器。玩弄这个武器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它能为革命作准备，但是我们知道，它
也能为反革命作准备。” 一 俄罗斯著名的军事题材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突然
于1993年9月21日开枪自杀，在文学界和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事情发生在深
夜，作家的夫人听到书房里一声枪响，便急忙跑进去，只见康德拉季耶夫腹部中弹，倒
在血泊里。他马上被送往医院，两天后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这个悲剧事件发生时，正值俄罗斯国内政府和议会的斗争进入最后摊牌的阶段。就
在康德拉季耶夫自杀的那一天，叶利钦发布了解散议会的第1400号总统令，使得斗争趋
于白热化。支持政府的自由派作家得知属于自己阵营的康德拉季耶夫恰好在这个紧要时
刻自杀的消息后感到很狼狈，不知如何说明他作这最后选择的原因，一年多前曾发生过
德鲁宁娜的自杀事件。这位自由派女诗人自从“改革”以来非常活跃，在“八·一九事
件”中支持过叶利钦，曾对新政权抱有很大希望。但是现实使她感到极度的失望。她辞
去了最高苏维埃委员的职务，不久服安眠药自杀。她在遗诗里说，她之所以“选择死亡
”，是因为“我不能，我不愿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德鲁宁娜之死，引起了很大
震动，对新政权造成了不利的政治影响。现在康德拉季耶夫又步她的后尘，自由派担心
反对派会利用这个事件做文章，便试图掩盖事实真相。他们在讣告中用肯定的语气说，
“他不是自杀身死的。更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这是一个偶然的不幸事件”；他们的报刊
报道康德拉季耶夫逝世的消息时，含糊其词他说他“离开了人世”，避免用“自杀”一
词。有的人对所谓的“偶然的不幸事件”作这样的解释，说康德拉季耶夫在擦枪时不慎
走火，打中了自己。在他逝世后不久，发生了炮轰议会的“十月事件”，人们的注意力
为这次流血冲突和一直未曾平息的激烈的政治斗争所吸引，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暂时把这
位作家自杀的事放到了一边。
在康德拉季耶夫逝世一周年时，俄罗斯报刊重新提出他的死因问题，并展开了争论
。1994年9月20、 21日，《真理报》连续刊登了科热米亚科的长文《康德拉季耶夫中士
的最后一次射击》，肯定这位作家是自杀身死的，并且根据他在苏联解体后发表的一系
列言论，说明他自杀主要是由于理想的破灭和对现实的极度失望。科热米亚科说，康德
拉季耶夫曾有过“期待和希望的欢乐”，他幻想在改变制度后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但是
新的统治者上台后他看到的却是极端的不公平，这使他感到愤慨，又感到困惑不解。科
热米亚科接着说，他从近来康德拉季耶夫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中几乎能直接感觉到他的绝
望心情的发展和精神危机的产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
康德拉季耶夫的自由派朋友们自然不同意科热米亚科的说法。首先，他的朋友、批
评家柯甘（他是讣告的起草者）对科热米亚科的文章作出强烈反应，他在为发表康德拉
季耶夫致贝科夫的一封信所写的前言里反对科热米亚科的说法。他说，康德拉季耶夫发
生的事“不带有政治性……断定有政治性是明目张胆地利用作家个人的悲剧进行政治投
机”（《共青团真理报》1994 年9月28日）。接着《文学报》编辑里申娜几乎采取同样
的方式反驳科热米亚科，她在为康德拉季耶夫和阿斯培菲耶夫的来往信件所写的后记中
说道，假如死者得知《真理报》利用他的自杀做文章，企图把他与他的战友分开，想使
读者相信他是由于对民主和民主派感到失望，有意选择在颁布第1400号总统令的那一天
开枪自杀的，那么他躺在棺材里也会感到不安。里申娜用肯定的语气说，康德拉季耶夫
虽然对现实不满，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已站到反对派一边。这位编辑还说，她与康德拉季
耶夫有交往，知道他早就有病，而多次发病使他成为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言下之意，疾
病是他自杀的主要原因。（《文学报》1994年10月26日）此外，还有人在不同报刊上发
表文章，指责科热米亚科长篇大论地谈论康德拉季耶夫之死，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科热米亚科在1995年2月15日的《真理报》上又发表了题为《是谁朝康德拉季耶夫开
的枪》一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看法。从这些论争文章中可以看出，双方都己承认康德
拉季耶夫是自杀身亡的，问题在于对自杀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在争论中出现这样一个插曲：上面提到过的批评家柯甘在“冷静思考
”后承认自己指责科热米亚科是由于“一时急躁”，肯定后者撰文谈康德拉季耶夫之死
“完全出于对作家的痛惜之情”（《文学教学》1995年第2期25-26页）。但是这场争论
并没有就此结束。1995年11月，《文学报》利用纪念康德拉季耶夫诞生75周年（他出生
于1920年）的机会，旧事重提，连续发表了他的朋友肖格洛夫的文章和他的堂弟、司法
精神病学教授费多尔·康德拉季耶夫的一封信，再次对科热米业科的说法提出异议。肖
格洛夫认为在科热米亚科的文章里“集中地反映了想把康德拉季耶夫之死说成政治示威
的意图”，他说，根据他的了解，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这位作家的性格。他回忆起自己有
一次到康德拉季耶夫家串门，正碰上主人正在擦自己的小手枪，旁边放着几粒小小的子
弹。他便问康德拉季耶夫为什么要保存这支手枪。对方回答说，他家住在郊区，不安全
，这枪供自卫用，“而主要的，如果疾病缠身，我将给予回击。不打算忍耐”。（《文
学报》1995年11月1日）显然，肖格洛夫“回忆”起这段谈话，目的是为了说明是难以
忍受的疾病使康德拉季耶夫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费多尔在信中说，虽然他要比他的堂兄小12岁，但是两人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
他认为科热米亚科的文章以纪念康德拉季耶夫为名，实际上是进行政治投机，要把康德
拉季耶夫拉到自己的支持者队伍里去。接着费多尔讲了康德拉季耶夫自杀的经过，他说
，他的堂兄患严重的高血压，医生要求卧床休息，否则会出现偏瘫。康德拉季耶夫一直
担心“死前生活不能自理，成为家属的累赘”，多次谈到要抓住时机，防止这种现象的
出现，但“又不要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天，大夫走后，他从床上起来，感到
手脚软弱无力，知道命中注定的时刻到了。他的书房里一直有很多武器，他早在战前就
开始收藏了。他对妻子说，他要去取一本书，吃力地从卧室走到书房，拿起手枪，但已
无力举到腰部以上。一枪打中了脾脏。”（《文学报》1995年11月8 日）从这一段叙述
来看，费多尔也同肖格洛夫一样，想要说明康德拉季耶夫自尽的原因是忍受不了病痛的
折磨。就这样，在这场延续两年的争论中，一方主要认为康德拉季耶夫是由于思想出现
危机而自杀，另一方则认为他是因重病而轻生。双方争执不下，闹得康德拉季耶夫在九
泉之下不得安宁。为了说明他在人生道路上为什么最后迈出了这样的一步，需要回顾一
下他的整个生活道路，尤其需要对他去世前的几年的生活状况和思想状态作一些具体的
分析。 二 康德拉季耶夫于 1920年出生于一个工程师的家庭。祖父曾是伊万诺
沃—沃兹涅先斯克省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脱离了革命。祖母的一个姐妹也早年
参加革命，曾是伏龙芝的朋友，认识著名文艺理论家沃隆斯基，后者曾赠书给她。这位
女革命家后来当过伊万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省的省委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
委员，她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材料，并有丰富的藏书。年轻的康德拉季耶夫读过这些涉及
政治斗争的材料和不少禁书，从中了解到许多常人不知道的情况，这在他的心中播下了
怀疑的种子。1939年，他在上完大学二年级后应征入伍，在远东服役，卫国战争爆发后
，他打报告要求上前线，不久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1942年春在尔热夫附近接受了战斗
的洗礼。当时战斗非常激烈，红军伤亡很大，康德拉季耶夫经受了严峻的生死考验。参
加这次战斗的经历和感受，成为他后来进行战斗题材创作的丰富源泉。他像许多战争参
加者一样，负过伤，受过奖赏。
康德拉季耶夫在文学创作上起步较晚。他出现创作冲动是在战争结束后15年的时候
，他曾追述说：“战争第二次向我袭来是在50年代末。回忆开始折磨我，前线发生的事
没完没了地在脑子里转动起来，那些遥远的年代突然靠近了。有时甚至闻得到战争的气
息……”（《图书评论报》1986年9月5日）这时以邦达列夫、巴克拉诺夫、贝科夫为代
表的“战壕文学派”的文学已经兴起，康德拉季耶夫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读了之后总
觉得其中缺少点什么。他便开始寻找“自己参加过的战争”，而当往事“涌到嗓子眼里
”时，便一口气写了300多页，写的就是当年参加过的尔热夫附近的战斗。但是他不知
道这样写行不行，便于1961年春天跑到了当年打过仗的地方，在野地里坐下来，掏出稿
子，开始读起来，但是总共只读了几页，就觉得所写的东西都不对头。而为了弄清该写
什么和怎么写，又花了许多年。到1974年才写出了中篇小说《萨什卡》（《图书评论报
》1986年 9月5日）。他把稿子交给了《新世界》杂志。然而好事多磨，稿子在那家杂
志的编辑部里几乎躺了5年，编辑每年都答应下一年一定发表，然而一直没有履行诺言
。于是他带着西蒙诺夫的推荐信把稿子交给了《民族友谊》杂志。不久小说刊登在该杂
志1979年第2期上（见《旗》1997年第6期第149页）。他发表这部处女作时，已年近花
甲了。由此可见，康德拉季耶夫在创作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成名要比同龄人晚20
年，他是通过艰苦的探索才找到自己的道路的，并且是在受到相当长时间的冷遇后才得
到公认的。
《萨什卡》发表时，西蒙诺夫在为它写的前言里指出，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在最
困难的时候、处于最困难的地方、担任最困难的职务——士兵的职务——的人的故事”
。他认为小说主人公士兵萨什卡的形象是“我们当代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
《民族友谊》1979年第2期第5-6页）。这部小说叙述了萨什卡在尔热夫战场上的表现。
它几乎没有写战斗行动，所描绘的是所谓的战场上的日常生活。小说作者通过一些表面
上看来很平常的事情的描写，展示了一个普通战士的朴实的性格和善良的心灵。有的生
活场面描绘得非常生动，充分显示出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这部小说发表后受到一般
读者的普遍欢迎和批评界的一致赞扬，这使得它的作者一举成名，立刻跻身于名作家之
列。在这之后，康德拉季耶夫陆续把他已写成的小说拿出来发表，也创作了一些新的，
他的作品（例如《鲍尔卡的道路》、《奥夫相尼科沃沟谷》、《在奥夫相尼科沃田野上
》、《伤假》、《谢列扎罗沃大道》、《在斯列坚卡的会见》等）大都取材于他亲身参
加过的尔热夫战斗以及受伤后到后方休假的生活。这些迟开的花朵，曾给当时比较冷清
的战争题材创作园地增添了生气和热闹气氛。
上面提到过，康德拉季耶夫在青年时代由于知道一些政治斗争的内幕和读过禁书，
开始对苏联的制度产生怀疑。他接触到的现实生活现象，尤其是他在30年代大清洗中看
到和听到的事情，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他开始感到生活不自由，用一位批评家的话来说
，他逐渐成为 “内心的反对派”。参军后，在部队的环境里他的这种怀疑情绪暂时被
冲淡，加上他当了班长，要经常给战士做工作和讲道理，自己也受了感染，产生过入党
的要求。卫国战争开始后，他像许多青年一样，爱国的热情很高，对制度的不满退居到
次要地位。他作战勇敢，据他自述，当时营政委曾想发展他入党，但是他在战斗中看到
指挥人员不爱惜战士生命的现象，便回想起他看到和听到的在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中的
残酷行为，热情一下子消失了，便借口自己还不够格，没有提出申请。战后他的怀疑和
不满情绪重新强烈地表现出来，他对赫鲁晓夫的“解冻”不甚相信，也不抱多大希望，
这主要是由于他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不彻底，自己也有很多错误而又不进行忏悔
。不过他对赫鲁晓夫时期社会政治气氛比较宽松还是欢迎的，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他
又觉得“心中重新产生了恐惧”。加上他的作品很长时间发表不出来，这使得他的不满
情绪有所发展。尤其是当他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一事无成时，一种觉得自己半世坎坷之
情油然而生。他在寻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自然会找到制度头上。《萨什卡》的发
表和得到公认，不仅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而且改善了他的物质生活，这暂时缓和了他
与现实的矛盾。在80年代上半期他的心情还是比较好的。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持欢迎态度的，
并且对它抱有很大希望。例如他在《谈谈自由》一文的开头就说，他和千百万人一样“
充满着期望”，并且想弄清楚期待的是什么，要永远放弃什么。接着回顾了整个苏维埃
时代的生活，提出了“革命为什么变成了一场噩梦”的问题，并且感慨他说，人们“生
于牢笼之中”，最后甚至觉察不到牢笼的存在，反而认为它是生活本身的“自然的和正
常的属性”。文章作者最后说，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无可
挽回了”，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儿孙们能过另一种生活”（《文学报》1989年 5月24
日）。康德拉季耶夫在这篇文章里就自由的问题直言无忌地发表了看法，可以说这是一
篇系统地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纲领性文章。他很重视文章发表后的反应。当他得知人
们对它有很多议论时，心里很高兴。另一方面，亲友们的回忆也证明康德拉季耶夫是支
持“改革”的。例如肖格洛夫这样写道：“他渴望变革。热烈希望变革能够实现，并且
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开始常给我打电话，说道：‘应当帮助戈尔巴乔夫。’”（《文学
报》1995年11月1日）从实际行动来看，他确实是那么做的。他同支持“改革”的自由
派站在一起，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批判过去的制度，支持现在的变革，成为文坛上的
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
到“改革”的后期，康德拉季耶夫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在1991年4月5日给一位亲
戚的信里已透露出对新的现实的不满，他批评总统颁布了几十道命令， “一道比一道
糊涂”，“市制改革极其愚蠢”，抱怨物价几乎涨了两倍，商店的货架上没有像预期的
那样摆满商品（《旗》1997年第6期第154页）。不过他在“八·一九事件”中仍然和他
的“民主派”朋友们一起支持叶利钦，井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而高兴，认为他
们那样做，是要把人们“重新赶进古拉格”。他希望从此能够开始过“新的、合情合理
的生活” 痛惜俄罗斯精神殿堂的坍塌
送交者: 十月 2002年11月19日08:37:17 于 [军事天地]http://www.cmilitary.com
1998年7月，俄罗斯作家杜金采夫以80高龄辞世。这位曾以《不是单靠面包》
和《穿白衣的人们》两部长篇小说攻讦过苏联社会的作家，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对"新政"
寄予厚望。然而事与愿违，满目疮痍的现实使他痛心不已。他在逝世前曾对新闻界说过
：眼看一种邪恶的力 量使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殿堂坍塌，他心急如焚，内心有难以言状
的愤慨。他对俄国现政权持 这种否定态度，使得晚景无限凄凉。
在当今的俄国社会，对国家解体、民族危亡、人民遭难感到痛心的知识分子，
决非杜金采夫一人。早在1993年9月21日深夜，当得知俄罗斯联邦总统发布解散议会的
命令之后，苏联时代的著名作家维亚·康德拉季耶夫开枪自杀，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
生命。这一声枪响，震惊了俄罗斯大地，文坛舆论哗然。对他突然自尽，除了表示痛惜
之外，人们疑窦丛生。这个 声称"不接受苏共和现行制度"、为苏联解体高唱过赞歌的
自由派战士，为何要选择一种自戕身亡的结局?人们都在思索。
康德拉季耶夫在70年代末期初登文坛，已届花甲之年，是后期战争文学的著名代表。他
的作品多为中短篇小说，如《萨什卡》(1979)、《伤假》(1980)、《相逢在列斯坚科》
(1983)、《阿霞的大尉》(1984)、《叶尼卡》(1985)等。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
蛊惑之下，他成为戈氏"改革"的拥护者，对它充满着期待和希望。可是，后来的现
实却使康德拉季耶夫的思想渐渐发生危机。私有化政策造成社会剧烈地两极分化，普通
老百姓处于赤贫境地。休克疗法的结果，国民经济加速了全线崩溃。通货膨胀像一只巨
兽，张牙舞爪地向他猛扑过来 。他倾毕生心血苦苦积蓄起来以备养老的存款，一夜之
间化为乌有。他向往的"新生活"变成泡影。苏联解体刚过两个月，他便怀着被欺骗的愤
懑，在《萨什卡在今天的白宫旁》这篇谈话中，抨击政府机关的争权夺利，怒斥各级官
员的特权统治和自私贪财。他痛心疾首地陈述：再也不能为目前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
歌，因为这种"改革"造就了数以万计的暴发户 ，却使社会上最无保障的领养老金者、
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日益贫困。康德拉季耶夫对\*\*\* 的失望，与对往昔的怀恋交织在
一起。他声称作为一名老战士，过去曾为"自己的家园 、自己的街道、自己的村庄、自
己的莫斯科
、自己的亲人而战斗"，目睹今天的社会现实， 他感受到无比的痛惜和委屈。他大
声疾呼："要保护人民中生活最少得到保障的阶层，首先是他自己的同龄人--伟大卫国
战争的老战士们。"由此可见，康德拉季耶夫尽管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存在许多偏见，但
他作为一位老战士和爱国者，仍没有失去正直的良心，因而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
从苏联解体之后两个月开始，直到1993年9月21日自杀为止，康德拉季耶夫批评当局的
言论越来越尖锐，语气越来越直言不讳，情绪越来越悲观失望。他曾经真诚地相信过戈
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及其"改革"，等到他弄明真相的时候，已经国破家败，他只好怀
着痛苦和失望了此残生。
在目前的俄国，像康德拉季耶夫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这反映了现时俄国的一种社
会情绪- -不满现状，但又后悔莫及。
——呼吁拯救俄罗斯的精神文化
苏联的社会制度发生剧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家陷入
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曾经追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的自由派人士发现，在\*\*\*
弹冠相庆的同时，民间哀鸿遍野，怨愤遍于国中。社会的资本主义化非但没有给国家带
来稳定，相反，正在把国家推向全面的崩溃。蒙受欺骗之后产生的失望感和愤懑情绪，
在自由派人士之中蔓延。60年代初曾以《坦克成菱形开来》而蜚声文坛，后又发表反映
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没有战争的年代》的作家阿纳尼耶夫，痛苦地发现今天俄国"正
在建设的不是改革开始时人们想要 见到的那种民主和那种国家"，新政权使国家陷入更
加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感到无限忧虑。剧作家罗佐夫在"改革"初年感到心情舒坦，可到
了1993年面对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他内心无限悲痛，如同大病一场。过去听人说苏联的
解体"是反革命的胜利"，他曾予以嘲笑 ，而如今觉得此话确实有理。
批评家拉克申在60年代《新世界》与《十月》的争论中，就置身于自由派阵营，在
"改革" 时期又追随原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咒骂斯大林。他也对"
改革"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深为震惊，早在1991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总的情况
来看，我们的机体完全不正常。人人都能看到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深层的
大问题是精神危 机。"他表示不与自由派合流，不愿意沿着过去的道路走下去。到苏联
解体后，他这种负罪感发展成一种对立情绪，誓与新的\*\*\* 保持距离。1993年，拉
克申在《结局·死胡同 ·危机》一文中写道：俄罗斯人在埋葬自己。他甚至听到了掘
墓声。但安葬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我们大家。被埋葬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
人感到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人民、知识分子、文化"，"正在给这一切做
着临终祈祷"。拉克申具有民族自尊心，特别重视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把这二者视为
关系民族兴衰的大事。因此，"改革"以来文化事业面临"灾难性的困境"使他心急如焚。
拉克申的醒悟使自由派人士感到恐惧，对他的言论始讨伐和围剿。拉克申在这一片讨伐
声中于1993年7月23日离开人世。
——对“改革”投以嘲笑和鄙视
自由派营垒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对"改革"深感失望之后，背弃了自由派立场，
开始用冷静的眼光批判"改革"之后在俄国建立的社会制度，并嘲笑他们昔日的盟友。在
这类知识分子中，充当先锋的却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
哲学家、小说家亚·季诺维耶夫，在苏联时代因对当局持不同政见而屡遭批判，最
后被开除党籍，1978年出国，定居于德国慕尼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伊始，他并没有
像国内的自由派人士那样立即附和。恰恰相反，在一些具有"\*\*\*员"称号的人攻击\*
\*\* 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时，他反而站出来慷慨陈辞，驳斥反共谰言。季诺维耶夫把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作"灾变(赅蜞耱痤殛 "，这是他创造的一个俄文新词，各取"灾
难 和"改革"这两个俄文单词的首尾部分合并而成。他批评"改革"的鼓吹者，不从俄罗
斯的国情出发，硬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
，生搬硬套到俄罗斯来。他嘲讽道：这如同让俄国的"鱼"像西方的"鸟"一样生活在陆地
上，并吁请俄国正直的人们抵制这种"灾变"。
亚·季诺维耶夫不仅否定苏联的"改革"，而且严厉谴责"改革"的始作俑者戈尔巴乔
夫之流。季诺维耶夫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们为了金钱、名誉，为了获得西方的青睐，而不
惜卖身投 靠他人。西方世界把"某年的新闻人物"、"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以及巨额
演讲费和稿酬施舍给他们，并不是慷慨赠予，而是另有图谋。这些甘心情愿出卖俄罗斯
的"犹大"，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他们身上的耻辱。季诺维耶夫指出："如果不
考虑到戈尔 巴乔夫及其集团破坏苏共和整个国家的活动，不考虑到他们的投降和叛卖
政策，人们就不能理解现在的政治制度的实质。"
也许是季诺维耶夫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痼疾和疮痍，所以他对于苏联解体后
在俄国建立的社会制度特别鄙弃。他尖锐地指出了这种制度的特征："在政治领域力图
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的经济制度强加给俄国。结果形成一种把国家推向灾
难的社会经济杂种 。"他不无揶揄地写道：目前在俄国建立的是"一种畸形的东西"，它
把"\*\*\* 的碎片、对过时的资本主义的模仿、封建主义的复苏、合法化的犯罪和手工
业方式" 结合在一起。他哀叹俄罗斯未必能够恢复原有制度的强盛，重新成为"全球范
围内的划时代现象"。
马克西莫夫是苏联时代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替受审判的政治犯辩护和在国外
发表诋毁现实的小说而屡次受处分。1974年出国定居于巴黎。他是国外侨民作家中著名
的反共人士。苏联解体前后，马克西莫夫从巴黎远眺国内政坛的变迁。经过一段时间的
观察，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嗣后叶利钦建立的制度，作出了否定性结论。他于
1993年在俄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责今天的俄罗斯是交易所做投机买卖的骗子
和窃贼的天堂，商人和赚外汇的妓女是供人模仿的榜样，而知识分子为了维持生活却不
得不去跑汽车运输……他厌恶这种现实，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堕落，不愿意
用
自己的存在给这个制度增添合法性 。特别是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之后，马克西
莫夫与俄国的\*\*\* 和文学界的自由派彻底决裂。当他看到42名自由派作家呼吁总统
镇压反对派的公开信后，气愤无比，说他们只不过是钻进文学和文化艺术部门的蝇营之
辈。马克西莫夫对他们除了鄙视之外，再没有什么了。
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原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由于被
指控持敌对的反苏立场，又把诽谤性作品寄往国外发表，于1965年9月被捕，1966年2月
被判刑7年，刑满释放后旅居法国。在苏联解体后最初一段时期，他是文坛的红人，曾
经是首届俄语布克 奖的评委。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由派的亲密盟友，与传统派作家
进行论战。但是，叶利钦炮轰议会这种反民主的行为，使西尼亚夫斯基清醒过来，重又
对当局"持不同政见"。他接 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责叶利钦挑起了十月流血事件，
认为他应该进修道院 去祈祷，以求得宽恕自己的罪行。在对待现行制度这个问题上，
他"准备庇护自己昔日的对 手"。
这些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由于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现
实，有了这种对比，他们对祖国开始怀有深情。当看到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被糟蹋、被肢
解成碎块时，他们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正如作家戈沃鲁欣说，犹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的母亲被强奸一 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更令人难受的呢?笔者不赞成他们过去对苏
维埃制度的诋毁，但欣赏他们今日的爱国主义情绪。与那些昔日享尽了社会主义的特权
、荣誉、金钱、地位，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又摇身一变，摆出一付早就是反苏反共义士的
架势，用最恶毒 的语言诅咒他们曾经为之高唱过赞美诗的苏联历史的自由派作家们相
比，倒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较为客观和诚实。 ——痛斥投机者的恶劣行径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把投机钻营、见利忘义、沽名钓誉视作最卑
劣的行径。在论及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不少作家指出，这是钻进苏共和苏联国家最
高领
导层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叛卖的结果。 文学批评家杰德科夫在苏联时期长期过着
流放生活。"改革"开始后，曾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时过不久，他悲痛地发现这种"
改革"正一步步把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在他1994年去世之后，《自由思想》杂志1995
年第9、10期刊登了他的日记。其中许多段落是怒斥今天 的投机钻营分子的。如1992年
6月9日的日记写道："我以惊奇的目光发现，今天许多号称民主活动家的人物，他们似
乎活到55-60岁时才猛然醒悟。于是我内心产生疑问：你们这些勇敢的人过去在哪里呢?
莫非你们那时没有觉醒只是认为那种生活称心如意，并且尽所能去适应 今天被你们骂
得比谁都凶狠的生活准则?……你们是追求功名利禄之辈，善于沿着党和其它阶梯往上
爬。"这一席话说得鞭辟入里。今天俄国的民主派们，在苏共掌权的情况下又何尝不是
满口马列言词；如今他们正和昔日的对手一起，在诋毁他们过去顶礼膜拜的信仰，而把
被他们一本正经地痛斥过的种种观点推崇为今天的生活信条。这种投机分子的嘴脸，令
人可憎可恨，只能嗤之以鼻。不幸的是，恰恰是这种人，被视为今天俄国知识界的精英
，是"改革新思维"的弄潮儿，是追求"真理"的勇士!
季诺维耶夫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也把"苏联最高领导的叛卖政策"当作重要一
条。在他看来，西方的战略是选择"从思想、道德、心理领域""实施对苏联最主要的打
击方向"。西方"利用俄罗斯本身的手段和俄罗斯人自己的力量，去实现 他们的意图。
遗憾的是，俄罗斯产生了许多见利忘义的人，他们热心地为西方服务来扼杀俄 罗斯和
消灭俄罗斯人民。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好的帮手了。"这段话说得何其 明白!这是痛苦
的真实，但人们醒悟恨晚。
杰德科夫在1992年6 月21日的日记中，在评述叶利钦在美国国会的演说时，认为这
是"叛徒 "和"政治妖怪"自我标榜，"他讲话无论就实质而言，还是就语言、语调和面部
表情来说 ，都令人厌恶。"对于这些背叛者来说，信仰是不必要的，人格、国格不值分
文，这种人在 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识破了他们，应该说这
是俄罗斯人的幸运， 今后有可能使他们的头脑清醒一些。
——怀念昔日的辉煌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经历了祖国历史上最难以忍受的时刻：私有化政策造成的
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炮轰议会使人们对民主的期望幻灭，车臣战争又制造了成千上万个
家庭悲剧。社会迅速地两极分化，昔日的官僚鲸吞国家资产而成为新的暴发户，机关、
工厂、军队因发不出工资而怨声载道，失业大军不断扩大，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
因此，许多人把今天的俄罗斯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相比，他们痛感否定过去的一切是自
吞苦果，怀旧情绪在社会蔓延。
文学评论家尤利·布尔金60年代与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起在《新世界》编辑部工作，
"改革" 年代也甚为活跃，他在回忆刊物这几十年的经历时不无感慨地写道："依我看来
，现在是我们祖国历史发展中一段最为黑暗的时期，我们60年代的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
，均被一笔勾销 ，被糟踏殆尽。结果，我们从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历史现实，跌入到
另一种几乎是更不堪忍受、更无法摆脱的现实之中。" 人们不会忘记，80年代形成的"
回归文学"潮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何其猖獗，特别是把30年代的社会现象诬陷成各
种灾难的根源。对此，俄国知识分子也在开始清醒。《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雷
巴科夫，思想也在变化。他在一些文章中认为："不管过去有过什么 问题，忘记过去的
人民是没有前途的。"他反对否定十月革命，仍然认为这是20世纪伟大的历史事件。他
反对歪曲卫国战争的历史，认为这是苏联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杰出贡献 。他对
今天有的作品美化卫国战争中的叛国投敌分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20世纪的俄国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个时代……既有过
失败和阴影，但也有过光明，这个时代是抹杀不掉的。"这是小说家维·斯米尔诺夫在
痛定思痛之后发出的肺腑之言。当今俄国的生活悲剧，促使昔日持不同政见的人物开始
用新的眼光看待苏维埃时代和苏联的社会制度，反对把苏联说得一无是处。季诺维耶夫
在《真理 报》著文说："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时期。我不打算为\*
\*\*辩护，但我确实认为这个时期非常好。即便是多少个世纪过去之后，后人将会怀着
惊讶和赞赏的心 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的非常短的时间
内取得如此业绩而惊叹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令人不快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
失望。但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60年代的
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谈到了对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历史的判断
，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国家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
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
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梅德维杰夫认为，他无须向任何人证明，戈
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比现在的俄国好得多。戈尔巴乔夫留给后人的遗产有三个：
一是世界大国苏联的分崩离析， 二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三是80%的人进入贫困线，数
百万贫困者流落街头。不是别人，正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导致了苏联的毁
灭。历史学家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能着眼于该人物为国家的强盛和 历
史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这种评价历史的尺度，要比那些对西方虚假的"自由与民主"趋之
若鹜的自由派人士公正得多。
——并不多余的忏悔
让我用两段忏悔者的自白来作结束，以便进一步说明现时俄国的这种社会情绪。
季诺维耶夫在痛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时，深感自责地说道："我写了三十本
分析什么是\*\*\* 的书，三十本反对\*\*\* 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的这一切会有如
此的结果， 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还表示：如果他在国内的话，会不择一切手段
，去找那些把国家弄到这种地步的人复仇。 马克西莫夫也作过与季诺维耶夫相近的忏
悔：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
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只船。
俄罗斯社会迅速资本主义化给国家造成的危害，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不仅使正直的
俄罗斯人痛恨，也使过去那些向苏联制度泼过污泥浊水的人悔恨莫及。这种忏悔，虽为
时恨晚，但并不多余!只有体验过国破家亡、民族垂危悲剧的正直知识分子，才能发出
如斯肝胆之言! 这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情绪，正在折磨着现时的俄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