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吃狗肉，可外国人却不吃zz# WaterWorld - 未名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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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的广西玉林荔枝狗肉节，总是在争议声中开幕，期间爱狗人士、保狗团体跟狗肉
店主、食客之间总是难免发生冲突，反对吃狗肉的人（称简“反方”）与支持吃狗肉的
人（简称“正方”）也总是免不了展开口水仗。舆论场中，也一如既往地分裂成针锋相
对的正反两派，相互诘难、攻击、嘲笑。
大致而言，正方习惯于将是否食用狗肉简化为一个“权利问题”，认为吃不吃狗肉都是
个人的自由选择，他人无权干涉。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支持广西玉林举行狗肉节，反
对保狗团体对狗肉节的侵扰，——即使他们自己可能并不喜欢吃狗肉。服膺于自由主义
的连岳先生，他的观点便颇具代表性：“你爱养狗当宠物，我认为你有这权利；你爱吃
狗肉，我也认为你有这权利；我支持玉林的狗肉节一直办下去，这是爱吃狗肉人士的权
利。”
而反方则倾向于将吃不吃狗肉简化为一个“道德问题”，认为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将
可爱的狗狗宰杀来吃掉，简直就是无人性、无良心的表现。比如去年玉林狗肉节期间，
有个据说很喜欢狗的三流演员，在微博上义愤填膺地质问（为保持原汤原汁的效果，原
话中的粗口我照录下来，少儿不宜，请未成年人自觉绕行）：“每次说到反对狗肉节的
时候，总有些傻逼说那你别吃鸡鸭鱼啊，牛羊猪也是生命你别吃啊！我真是无语 我想
说，你TMD见过猪保护主人的么？你见过导盲鸭和缉毒鸡吗？你回家的时候那条鱼会来
迎接你吗？你难过的时候羊舔你眼泪么？你遇到危险的时候那只牛会不离不弃，死拽活
拉的把你救出来吗？！一群没人性傻逼。”
然而，不管是将吃狗肉简化为“道德问题”，还是简化为“权利问题”，都经不起推敲。
如果吃狗肉是不容干预的个人权利，那为什么在一部分西方国家以及受西方文化影响甚
深的社会，要立法禁止居民食用狗肉？比如，菲律宾的“动物福利法”明确禁止杀害狗
只和贩卖狗肉作食物；1950年港英政府也订立《猫狗规例》，规定“任何人不得屠宰任
何狗只与猫只以作食物之用，不论其是否供人食用；任何人不得售卖或使用或允许他人
售卖或使用狗肉及猫肉作食物”。难道这类立法都是侵犯了个人自由的恶法吗？一些西
方国家尽管没有立法禁食狗肉，但一个人若是被发现吃了狗肉，也将面对巨大的伦理压
力。这算是侵犯个人权利吗？
如果吃狗肉是一种不道德、无人性、无良心的表现，那么吃牛肉、猪肉、鸡肉呢？是不
是也不道德？狗可以被当成“人类的好朋友”，牛羊猪马就不可以吗？有网友模拟保狗
人士的语气与逻辑，戏谑地说：“我坚决反对玉林荔枝狗肉节，荔枝是我们人类的好朋
友，请大家不要伤害荔枝。 我警告你们玉林人，吃狗肉我管不了，但是谁吃荔枝，我
弄死他。荔枝很忠诚，你不摘它，它就一直在那，你摘它，它也不会咬你。荔枝很可爱
，居然下得了口。那些吃荔枝的人，你们的恶习是时候改改啦。”虽然属于恶搞，但其
逻辑与保狗人士之论调却是合拍的。保狗人士想要推翻对手的这一戏言，势必要先推翻
己方的逻辑。
吃不吃狗肉，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利问题，也不是一个粗暴的道德问题。勿宁说，这
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将狗当成（或不当成）食用性动物，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地方
性的价值偏好，一种长时段形成的社会习俗。不同的地方，基于不同的历史渊源，演化
出不同的价值偏好。不同的价值偏好，未必有优劣之分，均需要受到尊重。
在一个已经形成食狗禁忌的社会，我不认为吃狗肉是一项完全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利，你
公开地大啖狗肉，就很可能会被人当成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挑衅。比如在西方基督教国
家，在一个普遍将狗只视为是人类伴侣性动物的社会，立法禁食狗肉，也是顺理成章的
事情。
而在一个一直就不存在食狗禁忌、反而有着食用狗肉传统的地方，比如广东的茂名、广
西的玉林，再如朝鲜族社会，如果你不准别人卖狗肉、吃狗肉，也确实冒犯了这个地方
的价值偏好。也许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早在先秦之时，中国人就将家养的狗分为三类：“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二曰田犬，田
猎所用；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所谓“食犬”，即今人所说的“肉狗”。对传统
中国的主流社会来说，宰杀肉狗、食用狗肉，跟食用猪肉、羊肉一样，都是正常的饮食
习惯，并没有触犯社会禁忌，用汉朝人的话来说，“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
基于这样的饮食习俗，如果要求中国人不得食用狗肉，显然令人难以接受，哪怕动用政
府的权力立法禁止食狗，也必然受到广泛反对。北宋崇宁初年，宋徽宗曾经下诏“禁天
下杀狗”，原因比较奇葩：徽宗生肖属狗，所以狗不宜被宰杀、食用。然而，“食狗禁
令”发下来，朝野哗然，太学生带头在众人面前发表了抗议禁令的常说，整个舆论界都
反对“食狗禁令”。最后这道禁令也就不了了之，南宋时，未闻再有禁止屠狗之事。
当然，饮食上的价值偏好并非凝固不变，它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演化、变迁，比如中国秦
汉时期，食狗之风极盛，狗肉的品位高于猪肉；而隋唐之后，狗肉已经不是中国餐桌上
占主流的肉类食品。到了宋代时，尽管市井中不乏吃狗肉之人，宋人也强烈反对政府立
法禁食狗肉，但宋朝的上流社会，其实并不喜欢吃狗肉，许多士大夫甚至以食狗为耻，
在士大夫家庭的正式宴席上，是不允许摆上狗肉的，若以狗肉宴请宾客，将被视为不合
礼节，不懂礼貌。“狗肉不上正席”的说法，便是从宋代开始流行开来的。
今日的爱狗人士、保狗团体应该从这里获得启示：只有慢慢改变社会的价值偏好，才可
以让更多的狗只免于沦为盘中餐。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任何过
激干涉他人食用狗肉的行为，只会适得其反。那些热爱狗狗的社会名流、艺人演员、公
益团体，不妨学习宋朝士大夫的智慧，自己带头不吃狗肉，号召更多的人不吃狗肉，重
建“狗肉不上正席”的“舌尖上的价值偏好”；而不是起劲攻击爱吃狗肉的人士，或者
企图鼓动国家立法禁食狗肉。
店主、食客之间总是难免发生冲突，反对吃狗肉的人（称简“反方”）与支持吃狗肉的
人（简称“正方”）也总是免不了展开口水仗。舆论场中，也一如既往地分裂成针锋相
对的正反两派，相互诘难、攻击、嘲笑。
大致而言，正方习惯于将是否食用狗肉简化为一个“权利问题”，认为吃不吃狗肉都是
个人的自由选择，他人无权干涉。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支持广西玉林举行狗肉节，反
对保狗团体对狗肉节的侵扰，——即使他们自己可能并不喜欢吃狗肉。服膺于自由主义
的连岳先生，他的观点便颇具代表性：“你爱养狗当宠物，我认为你有这权利；你爱吃
狗肉，我也认为你有这权利；我支持玉林的狗肉节一直办下去，这是爱吃狗肉人士的权
利。”
而反方则倾向于将吃不吃狗肉简化为一个“道德问题”，认为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将
可爱的狗狗宰杀来吃掉，简直就是无人性、无良心的表现。比如去年玉林狗肉节期间，
有个据说很喜欢狗的三流演员，在微博上义愤填膺地质问（为保持原汤原汁的效果，原
话中的粗口我照录下来，少儿不宜，请未成年人自觉绕行）：“每次说到反对狗肉节的
时候，总有些傻逼说那你别吃鸡鸭鱼啊，牛羊猪也是生命你别吃啊！我真是无语 我想
说，你TMD见过猪保护主人的么？你见过导盲鸭和缉毒鸡吗？你回家的时候那条鱼会来
迎接你吗？你难过的时候羊舔你眼泪么？你遇到危险的时候那只牛会不离不弃，死拽活
拉的把你救出来吗？！一群没人性傻逼。”
然而，不管是将吃狗肉简化为“道德问题”，还是简化为“权利问题”，都经不起推敲。
如果吃狗肉是不容干预的个人权利，那为什么在一部分西方国家以及受西方文化影响甚
深的社会，要立法禁止居民食用狗肉？比如，菲律宾的“动物福利法”明确禁止杀害狗
只和贩卖狗肉作食物；1950年港英政府也订立《猫狗规例》，规定“任何人不得屠宰任
何狗只与猫只以作食物之用，不论其是否供人食用；任何人不得售卖或使用或允许他人
售卖或使用狗肉及猫肉作食物”。难道这类立法都是侵犯了个人自由的恶法吗？一些西
方国家尽管没有立法禁食狗肉，但一个人若是被发现吃了狗肉，也将面对巨大的伦理压
力。这算是侵犯个人权利吗？
如果吃狗肉是一种不道德、无人性、无良心的表现，那么吃牛肉、猪肉、鸡肉呢？是不
是也不道德？狗可以被当成“人类的好朋友”，牛羊猪马就不可以吗？有网友模拟保狗
人士的语气与逻辑，戏谑地说：“我坚决反对玉林荔枝狗肉节，荔枝是我们人类的好朋
友，请大家不要伤害荔枝。 我警告你们玉林人，吃狗肉我管不了，但是谁吃荔枝，我
弄死他。荔枝很忠诚，你不摘它，它就一直在那，你摘它，它也不会咬你。荔枝很可爱
，居然下得了口。那些吃荔枝的人，你们的恶习是时候改改啦。”虽然属于恶搞，但其
逻辑与保狗人士之论调却是合拍的。保狗人士想要推翻对手的这一戏言，势必要先推翻
己方的逻辑。
吃不吃狗肉，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利问题，也不是一个粗暴的道德问题。勿宁说，这
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将狗当成（或不当成）食用性动物，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地方
性的价值偏好，一种长时段形成的社会习俗。不同的地方，基于不同的历史渊源，演化
出不同的价值偏好。不同的价值偏好，未必有优劣之分，均需要受到尊重。
在一个已经形成食狗禁忌的社会，我不认为吃狗肉是一项完全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利，你
公开地大啖狗肉，就很可能会被人当成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挑衅。比如在西方基督教国
家，在一个普遍将狗只视为是人类伴侣性动物的社会，立法禁食狗肉，也是顺理成章的
事情。
而在一个一直就不存在食狗禁忌、反而有着食用狗肉传统的地方，比如广东的茂名、广
西的玉林，再如朝鲜族社会，如果你不准别人卖狗肉、吃狗肉，也确实冒犯了这个地方
的价值偏好。也许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早在先秦之时，中国人就将家养的狗分为三类：“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二曰田犬，田
猎所用；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所谓“食犬”，即今人所说的“肉狗”。对传统
中国的主流社会来说，宰杀肉狗、食用狗肉，跟食用猪肉、羊肉一样，都是正常的饮食
习惯，并没有触犯社会禁忌，用汉朝人的话来说，“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
基于这样的饮食习俗，如果要求中国人不得食用狗肉，显然令人难以接受，哪怕动用政
府的权力立法禁止食狗，也必然受到广泛反对。北宋崇宁初年，宋徽宗曾经下诏“禁天
下杀狗”，原因比较奇葩：徽宗生肖属狗，所以狗不宜被宰杀、食用。然而，“食狗禁
令”发下来，朝野哗然，太学生带头在众人面前发表了抗议禁令的常说，整个舆论界都
反对“食狗禁令”。最后这道禁令也就不了了之，南宋时，未闻再有禁止屠狗之事。
当然，饮食上的价值偏好并非凝固不变，它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演化、变迁，比如中国秦
汉时期，食狗之风极盛，狗肉的品位高于猪肉；而隋唐之后，狗肉已经不是中国餐桌上
占主流的肉类食品。到了宋代时，尽管市井中不乏吃狗肉之人，宋人也强烈反对政府立
法禁食狗肉，但宋朝的上流社会，其实并不喜欢吃狗肉，许多士大夫甚至以食狗为耻，
在士大夫家庭的正式宴席上，是不允许摆上狗肉的，若以狗肉宴请宾客，将被视为不合
礼节，不懂礼貌。“狗肉不上正席”的说法，便是从宋代开始流行开来的。
今日的爱狗人士、保狗团体应该从这里获得启示：只有慢慢改变社会的价值偏好，才可
以让更多的狗只免于沦为盘中餐。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任何过
激干涉他人食用狗肉的行为，只会适得其反。那些热爱狗狗的社会名流、艺人演员、公
益团体，不妨学习宋朝士大夫的智慧，自己带头不吃狗肉，号召更多的人不吃狗肉，重
建“狗肉不上正席”的“舌尖上的价值偏好”；而不是起劲攻击爱吃狗肉的人士，或者
企图鼓动国家立法禁食狗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