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经济失速折射中国经济之痛（zz）# CivilSociety - 华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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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中央领导对东北经济的关注，东北经济又一次成为热点话题。无它，只
因东北三省GDP增速自2012年起便连年下滑，2014年更位列省级行政区末位。于是，“
振兴东北”又一次成为专家们的热门话题。在人们列举的各种原因当中，或许英国《经
济学人》杂志2015年年初在关于东北经济的文章中列举的三个原因最具有代表性：计划
经济思维根深蒂固、糟糕的地理位置和严重恶化的人口趋势。还有一种典型观点是“资
源依赖困境”，它其实是“地理位置决定论”的翻版。国内大多数专家的观点，基本上
是在为上述观点做注解。但是，《经济学人》杂志列举的后两个原因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首先，“要素禀赋”理论早已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因为地理位置对交易的影
响或许在农业时代才有决定性作用。从国际范围看，发达国家的地理位置千差万别，既
有瑞士这样既缺乏“自然资源”和海运通道的内陆国家，也有日本这样的同样缺乏“自
然资源”的“孤单岛国”；欠发达国家依然“不幸的国度各各不同”。从国内不同省份
看，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省份的地理位置丝毫不比东北三省优越，可是
为什么偏偏是东北三省经济增长“失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序论及全书设计
”中告诉我们的是，无论一国的土地、气候和面积如何，其人均国民收入都取决于两个
因素：一是劳动生产力；二是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同处朝鲜半岛的
韩国和朝鲜，其国民富裕程度的差异在太空中拍摄的夜景照片中呈现得无比明显：首尔
灯火辉煌，北方一片黑暗。
其次，人口数量下降和人口结构老化会导致收入下降的说法，根本就是“马尔萨斯
陷阱”（也称为“马尔萨斯灾难”）的陈词滥调，它只是静止看待农业社会中短暂现象
的结论。从世界范围看，人口数量的下降和人口结构的老化是国民生活富裕的结果，而
不是贫困的原因；长期存在低生育率的日本和西欧国民近几十年并没有变得贫困，而是
更加富裕。从国内不同省份的人口统计看， 2004－2013年间，东北三省的总人口并未
下降，而广西人口规模从4889万下降到4719万，贵州省则从3904万下降到3502万，但是
广西和贵州经济增长都未“失速”，至少目前并未“失速”。在亚当?斯密看来，尽管
人口结构是影响国民收入的两个因素之一，但是他紧接着又告诉我们，“国民收入取决
于前一种情况的（即劳动生产力），似乎较多”。直接一点说，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生
产力的提高，完全可以弥补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化。所以人口数量和结构绝不能成为经济
衰退的理由。
因此东北经济“失速”的原因只能归咎于一点：规则或制度。因为人的劳动和交易
行为都是规则或制度约束下的结果，正是“规则和制度”决定着亚当?斯密所言的“劳
动的有效性和劳动效率”。年初备受关注的雾霾问题，无非是典型的“公地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结果被柴静女士的温情演绎得离题万里。作为中国“计划
经济后遗症”最严重的地方，东北经济的明显特征有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
高；国有经济比重又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占比过高。2011年，东北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
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是36.91%，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
26.81%。“计划经济后遗症”的结果也十分明显：以黑龙江和贵州两省做对比；在2004
－2008年的资源价格大牛市当中，黑龙江省第二产业增加值从2487亿元增长到4320亿元
，增长73.7%；同期贵州省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却从681亿元增加到1370亿元，增长100%！
事实上，东北三省GDP增长失速不是特例，“一煤独大”的山西省现在也“失速”
了，只不过被人们选择性忽略。更大的问题在于，相对于东北三省GDP失速而言，其他
省份很可能是五十步笑百步。GDP本来是国民收入的统计结果，但是在中国却被当成国
民收入的原因。“三驾马车论”其实是某位领导的信口开河，在中国居然就此成为数众
多的“首席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工具？！馒头是用面粉和水做成的，但是“面粉+水≠
馒头”。因此“中国特色的GDP”和“GDP”的可比性大有存疑，如此也才会有“经济奇
迹”。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哪怕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的重建时期，也未曾持久出现
过如此之高的“GDP增长率”。
我们需要重申的是，人的劳动和交易行为是规则约束下的结果，而规则只能解决“
我们不想要什么”的问题，不可能解决“我们要什么”的问题。只要“振兴”、“提振
”、“调”、“控”、“促”、“保”、“稳”等这些缺少主语也不可能找到清晰主语
的谓语动词继续充斥于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文件、报告、报道中，我们的“计划经济后
遗症”就会继续存在，“失速”就必然会成为“新常态”。或许，我们其实都是东北人
。
因东北三省GDP增速自2012年起便连年下滑，2014年更位列省级行政区末位。于是，“
振兴东北”又一次成为专家们的热门话题。在人们列举的各种原因当中，或许英国《经
济学人》杂志2015年年初在关于东北经济的文章中列举的三个原因最具有代表性：计划
经济思维根深蒂固、糟糕的地理位置和严重恶化的人口趋势。还有一种典型观点是“资
源依赖困境”，它其实是“地理位置决定论”的翻版。国内大多数专家的观点，基本上
是在为上述观点做注解。但是，《经济学人》杂志列举的后两个原因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首先，“要素禀赋”理论早已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的理论，因为地理位置对交易的影
响或许在农业时代才有决定性作用。从国际范围看，发达国家的地理位置千差万别，既
有瑞士这样既缺乏“自然资源”和海运通道的内陆国家，也有日本这样的同样缺乏“自
然资源”的“孤单岛国”；欠发达国家依然“不幸的国度各各不同”。从国内不同省份
看，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省份的地理位置丝毫不比东北三省优越，可是
为什么偏偏是东北三省经济增长“失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序论及全书设计
”中告诉我们的是，无论一国的土地、气候和面积如何，其人均国民收入都取决于两个
因素：一是劳动生产力；二是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同处朝鲜半岛的
韩国和朝鲜，其国民富裕程度的差异在太空中拍摄的夜景照片中呈现得无比明显：首尔
灯火辉煌，北方一片黑暗。
其次，人口数量下降和人口结构老化会导致收入下降的说法，根本就是“马尔萨斯
陷阱”（也称为“马尔萨斯灾难”）的陈词滥调，它只是静止看待农业社会中短暂现象
的结论。从世界范围看，人口数量的下降和人口结构的老化是国民生活富裕的结果，而
不是贫困的原因；长期存在低生育率的日本和西欧国民近几十年并没有变得贫困，而是
更加富裕。从国内不同省份的人口统计看， 2004－2013年间，东北三省的总人口并未
下降，而广西人口规模从4889万下降到4719万，贵州省则从3904万下降到3502万，但是
广西和贵州经济增长都未“失速”，至少目前并未“失速”。在亚当?斯密看来，尽管
人口结构是影响国民收入的两个因素之一，但是他紧接着又告诉我们，“国民收入取决
于前一种情况的（即劳动生产力），似乎较多”。直接一点说，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生
产力的提高，完全可以弥补人口结构的不利变化。所以人口数量和结构绝不能成为经济
衰退的理由。
因此东北经济“失速”的原因只能归咎于一点：规则或制度。因为人的劳动和交易
行为都是规则或制度约束下的结果，正是“规则和制度”决定着亚当?斯密所言的“劳
动的有效性和劳动效率”。年初备受关注的雾霾问题，无非是典型的“公地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结果被柴静女士的温情演绎得离题万里。作为中国“计划
经济后遗症”最严重的地方，东北经济的明显特征有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
高；国有经济比重又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占比过高。2011年，东北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
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是36.91%，而全国平均水平只有
26.81%。“计划经济后遗症”的结果也十分明显：以黑龙江和贵州两省做对比；在2004
－2008年的资源价格大牛市当中，黑龙江省第二产业增加值从2487亿元增长到4320亿元
，增长73.7%；同期贵州省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却从681亿元增加到1370亿元，增长100%！
事实上，东北三省GDP增长失速不是特例，“一煤独大”的山西省现在也“失速”
了，只不过被人们选择性忽略。更大的问题在于，相对于东北三省GDP失速而言，其他
省份很可能是五十步笑百步。GDP本来是国民收入的统计结果，但是在中国却被当成国
民收入的原因。“三驾马车论”其实是某位领导的信口开河，在中国居然就此成为数众
多的“首席经济学家们”的分析工具？！馒头是用面粉和水做成的，但是“面粉+水≠
馒头”。因此“中国特色的GDP”和“GDP”的可比性大有存疑，如此也才会有“经济奇
迹”。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哪怕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的重建时期，也未曾持久出现
过如此之高的“GDP增长率”。
我们需要重申的是，人的劳动和交易行为是规则约束下的结果，而规则只能解决“
我们不想要什么”的问题，不可能解决“我们要什么”的问题。只要“振兴”、“提振
”、“调”、“控”、“促”、“保”、“稳”等这些缺少主语也不可能找到清晰主语
的谓语动词继续充斥于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文件、报告、报道中，我们的“计划经济后
遗症”就会继续存在，“失速”就必然会成为“新常态”。或许，我们其实都是东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