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孔子与娼优# LeisureTime - 读书听歌看电影
d*a
1 楼
只因替别人说了几句同情之言的司马迁,在被汉武帝割了之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卑
贱地位,“娼优所蓄”实乃肺腑之言。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娼优所蓄”的地位,并非
始于汉代,而是始于战国纷争之时的君王们“养士”之风。养几个有智慧的读书人,如
同养几匹好马,是君王身份和明君仁主的标志之一。先秦的纷乱之争中几个被后代儒生
大书特书的君王皆为善养士之人。
当时各国争霸,君王们急需人才,知识分子便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间进行选择的余地,
可以凭借其纵横之术游说于各国,不必非看一个君王的脸色,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
有留爷处”。而秦灭六国成就了霸业,政治上的统一结束了战国纷争,也结束了百家争
鸣,从此知识分子就踏上了只能从一而忠的不归路。中国的帝王无力称霸之时,不得不
在某种程度上容忍言论自由,而一旦称霸,首先要灭绝的就是言论自由及其喜欢说话的
知识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莫不如此。
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
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不仅为人间皇权的永世不
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而且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意识形态外衣,聪明
的皇帝看得出来这件外衣对其政权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儒
术便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标准,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
“道统”,从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道统乃为一线单传。
儒术作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被统治者钦定为凌驾于诸家之上的权威,学术变成了
执政的工具,孔子在春秋时期周游列国没有实现的理想——为帝王师——在汉代由董仲
舒完成。从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圣人,儒术成了不允许挑战的正统意识形态(道统
)。卫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它为先师,轼君者也拜它为先师;汉人视
它为精神支柱,异族征服者也尊它为立国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
贞女烈夫遵从它,优伶娼妇也卖弄它;在中国,它放之于四海皆准,其原因无非它既是
统治者维持“法统”和放牧民众的得心应手之工具,又是儒生官僚集团制约皇帝及其家
族的“道统”。
然而,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
实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经常使用阴谋政变、怠工避税、逃亡、
在走投无路时揭竿而起等对策的逆臣和刁民来说,真正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
辣的法家,即便触犯了伦理上三从四德的戒律,惩罚起来也不能只是宣讲三从四德之礼
的说教,还是要动用从剜眼睛剁手到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德政”
秩序没有“暴政”秩序来作为最后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历史上,都把“法家”作为暴政的代表与作为仁政的代表“儒家”对立以来,其实孔子
说的那点类似“攻心术”的道理,韩非子也照样门儿清,他在强调严刑峻法的同时也说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
的稳定与和谐,最终取决于牧人手中的鞭子和开办的屠宰场。即便在统治秩序的和平时
期,意识形态的人心控制也只是暴力的身体控制的辅助手段,是执政者为降低统治成本
而采用的劝诱策略。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在本质上并不是靠其本身的道义凝
聚力来维系的,而是靠暴力的国家机器来支撑的。是选择意识形态的说服还是选择暴力
镇压,其决定权都在执政者手中,根据不同情况而选择不同的统治手段。如果运气不错
,偶尔碰上个所谓“明君贤臣”,最好的可能是把攻心术用尽之后再动用暴力,而在“
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那里,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套说教,唯一的统治手段就是
暴力。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又有几个“明君”和“贤臣”呢?中国人民的“大救
星”毛泽东在其意识形态还有充分的说服力时,尚且经常动用暴力来对待虚构的敌人,
就不要说其他的君王了。
如果野史上记载孔子生于通奸的野合是真的,那他也算是个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
子了。按照他后来为中国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血统论规矩,以他的出身,是断
断成不了历代君王的万圣师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征的,而是变成乱臣贼子或泼皮无赖才对
。但是他怎么就成了诲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书上毫无记载。大概是在旷野上偶遇老子
,闲聊中从老子的玄谈悟出了为人处世的道道儿。《庄子》一书,把这段传说改造为孔
子向老子“问道于野”,以证明儒家的鼻祖乃道家的门徒,孔子只不过把老子那套阴柔
的自然之道,应用于人世、特别是官场而已。尽管孔子大半生用在跑官上,鞋也不知道
磨碎了多少双,脚底板也不知道打了多厚的老茧,可惜只当了一次鲁国的大司寇,屁股
还没坐热就被炒了鱿鱼。但是,他也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在那么短的为官生涯中
也没有闲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不讲仁义理智信,不用攻心怀
柔术,而是大开杀戒,诛了少正卯,过过手握暴力的瘾。中国文化的外儒内法的虚伪和
残忍,早就由孔子在当权时实践过了。正如鲁迅所说,从满篇仁义道德的儒家遗产的字
缝里,只有“吃人”二字是真实的。
其实,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是最平庸而又最功利的一位,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是周游列
国去“跑官”,四处碰壁的无奈之下才私人讲学,以求糊口,未必就如后来的酸文人演
绎的那样,是为了成就一番民间教育的大业。孔子一贯眼睛向上而轻蔑平民,他教统治
者怎样愚民,教百姓怎样做顺民,教士大夫圆滑的处世谋略,教读书人怎样混迹于官场
,怎样盛世入庙堂、乱世避山野,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都要在有利可图的前提
下。孔子编定了《诗经》三百首,美其名曰“思无邪”,后人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
无量,而我以为不知有多少他认为“思有邪”的好诗被他删掉了。先秦的诗歌传至今天
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按照他一个人的取舍标准进行文化遗产的整理,被
他毁掉的好东西肯定不少。后来的“焚书坑儒”以及历朝历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
子的删诗法。可以说,孔子编《诗经》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统治者根据自己的统治
需要任意剪裁历史遗产。中共执政后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态度,就是删
诗传统的登峰造极的泛滥。孔子编定的鲁国史《春秋》,也完全是精心剪裁过的,所谓
“秉笔直书”,不过是后人为了维护儒术的权威罢了。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超逸、飘
飞、潇洒以及想象力的奇伟瑰丽、语言的汪洋恣肆,庄子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他那
脱俗的哲学智慧和横溢的文学才华,都远在孔子之上;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
气魄、恢弘和达观,更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缺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
平民关怀;与韩非子相比,孔子虚伪、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
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的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
头脑;孔子所说的一切,只是处世小智慧,极端功利、圆滑,既无审美的灵性和哲理的
深邃,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先是四处跑官,失败后就当道德教主,他的好
为人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他那种“盛世则
入,乱世则隐”的聪明的处世之道,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可悲的是,正是这
个最圆滑最功利最世故最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和
楷模。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
中国人的全部奴性皆源于此,这种文化上的遗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1996.11.24)
贱地位,“娼优所蓄”实乃肺腑之言。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娼优所蓄”的地位,并非
始于汉代,而是始于战国纷争之时的君王们“养士”之风。养几个有智慧的读书人,如
同养几匹好马,是君王身份和明君仁主的标志之一。先秦的纷乱之争中几个被后代儒生
大书特书的君王皆为善养士之人。
当时各国争霸,君王们急需人才,知识分子便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间进行选择的余地,
可以凭借其纵横之术游说于各国,不必非看一个君王的脸色,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
有留爷处”。而秦灭六国成就了霸业,政治上的统一结束了战国纷争,也结束了百家争
鸣,从此知识分子就踏上了只能从一而忠的不归路。中国的帝王无力称霸之时,不得不
在某种程度上容忍言论自由,而一旦称霸,首先要灭绝的就是言论自由及其喜欢说话的
知识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莫不如此。
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
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不仅为人间皇权的永世不
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而且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意识形态外衣,聪明
的皇帝看得出来这件外衣对其政权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儒
术便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标准,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
“道统”,从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道统乃为一线单传。
儒术作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被统治者钦定为凌驾于诸家之上的权威,学术变成了
执政的工具,孔子在春秋时期周游列国没有实现的理想——为帝王师——在汉代由董仲
舒完成。从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圣人,儒术成了不允许挑战的正统意识形态(道统
)。卫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它为先师,轼君者也拜它为先师;汉人视
它为精神支柱,异族征服者也尊它为立国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
贞女烈夫遵从它,优伶娼妇也卖弄它;在中国,它放之于四海皆准,其原因无非它既是
统治者维持“法统”和放牧民众的得心应手之工具,又是儒生官僚集团制约皇帝及其家
族的“道统”。
然而,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
实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经常使用阴谋政变、怠工避税、逃亡、
在走投无路时揭竿而起等对策的逆臣和刁民来说,真正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
辣的法家,即便触犯了伦理上三从四德的戒律,惩罚起来也不能只是宣讲三从四德之礼
的说教,还是要动用从剜眼睛剁手到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德政”
秩序没有“暴政”秩序来作为最后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历史上,都把“法家”作为暴政的代表与作为仁政的代表“儒家”对立以来,其实孔子
说的那点类似“攻心术”的道理,韩非子也照样门儿清,他在强调严刑峻法的同时也说
:“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
的稳定与和谐,最终取决于牧人手中的鞭子和开办的屠宰场。即便在统治秩序的和平时
期,意识形态的人心控制也只是暴力的身体控制的辅助手段,是执政者为降低统治成本
而采用的劝诱策略。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在本质上并不是靠其本身的道义凝
聚力来维系的,而是靠暴力的国家机器来支撑的。是选择意识形态的说服还是选择暴力
镇压,其决定权都在执政者手中,根据不同情况而选择不同的统治手段。如果运气不错
,偶尔碰上个所谓“明君贤臣”,最好的可能是把攻心术用尽之后再动用暴力,而在“
昏君佞臣”或“暴君酷吏”那里,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套说教,唯一的统治手段就是
暴力。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又有几个“明君”和“贤臣”呢?中国人民的“大救
星”毛泽东在其意识形态还有充分的说服力时,尚且经常动用暴力来对待虚构的敌人,
就不要说其他的君王了。
如果野史上记载孔子生于通奸的野合是真的,那他也算是个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
子了。按照他后来为中国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血统论规矩,以他的出身,是断
断成不了历代君王的万圣师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征的,而是变成乱臣贼子或泼皮无赖才对
。但是他怎么就成了诲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书上毫无记载。大概是在旷野上偶遇老子
,闲聊中从老子的玄谈悟出了为人处世的道道儿。《庄子》一书,把这段传说改造为孔
子向老子“问道于野”,以证明儒家的鼻祖乃道家的门徒,孔子只不过把老子那套阴柔
的自然之道,应用于人世、特别是官场而已。尽管孔子大半生用在跑官上,鞋也不知道
磨碎了多少双,脚底板也不知道打了多厚的老茧,可惜只当了一次鲁国的大司寇,屁股
还没坐热就被炒了鱿鱼。但是,他也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在那么短的为官生涯中
也没有闲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不讲仁义理智信,不用攻心怀
柔术,而是大开杀戒,诛了少正卯,过过手握暴力的瘾。中国文化的外儒内法的虚伪和
残忍,早就由孔子在当权时实践过了。正如鲁迅所说,从满篇仁义道德的儒家遗产的字
缝里,只有“吃人”二字是真实的。
其实,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是最平庸而又最功利的一位,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是周游列
国去“跑官”,四处碰壁的无奈之下才私人讲学,以求糊口,未必就如后来的酸文人演
绎的那样,是为了成就一番民间教育的大业。孔子一贯眼睛向上而轻蔑平民,他教统治
者怎样愚民,教百姓怎样做顺民,教士大夫圆滑的处世谋略,教读书人怎样混迹于官场
,怎样盛世入庙堂、乱世避山野,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都要在有利可图的前提
下。孔子编定了《诗经》三百首,美其名曰“思无邪”,后人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
无量,而我以为不知有多少他认为“思有邪”的好诗被他删掉了。先秦的诗歌传至今天
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按照他一个人的取舍标准进行文化遗产的整理,被
他毁掉的好东西肯定不少。后来的“焚书坑儒”以及历朝历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
子的删诗法。可以说,孔子编《诗经》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统治者根据自己的统治
需要任意剪裁历史遗产。中共执政后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态度,就是删
诗传统的登峰造极的泛滥。孔子编定的鲁国史《春秋》,也完全是精心剪裁过的,所谓
“秉笔直书”,不过是后人为了维护儒术的权威罢了。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超逸、飘
飞、潇洒以及想象力的奇伟瑰丽、语言的汪洋恣肆,庄子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他那
脱俗的哲学智慧和横溢的文学才华,都远在孔子之上;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
气魄、恢弘和达观,更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缺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
平民关怀;与韩非子相比,孔子虚伪、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
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的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
头脑;孔子所说的一切,只是处世小智慧,极端功利、圆滑,既无审美的灵性和哲理的
深邃,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先是四处跑官,失败后就当道德教主,他的好
为人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他那种“盛世则
入,乱世则隐”的聪明的处世之道,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可悲的是,正是这
个最圆滑最功利最世故最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和
楷模。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
中国人的全部奴性皆源于此,这种文化上的遗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1996.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