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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深圳当中学教师后,清北毕业生开始逃离

来深圳当中学教师后,清北毕业生开始逃离

教育新闻
原创首发|蓝字计划
作者 | 徐田艺

张丽丽的幸福感是公租房和食堂给的。

她住在深圳南山区,公租房的月租不到1000块钱,可以步行上下班;工作日在单位食堂吃饭,一年餐费2500。

安全感则是医保给的。

有次单位组织体检,她查出点小毛病。看病走医保,结算之后,就花了几十块钱。

2019年,“985″高校硕士毕业的张丽丽通过校招,来到深圳南山区当小学老师,虽然不是没有冒出过“被豢养”的狐疑,但丰盛的餐食和虽有若无的房租带来的踏实,比想象中更耐得住咀嚼。

张丽丽几乎每天都会在社交平台“打卡”分享食堂餐品 (来源:受访者提供)

这种踏实是甜蜜的。在稳定和体面之外,它并没有“剥夺”张丽丽在这座现代都市“买买买”的快乐:工资条不骗人,算上杂七杂八的绩效、补贴,一个月到手一万六七,交完7000块的房贷,还能剩一大截。这还没有算上7、8万不等的年终奖,第一个学期年终奖到手时,张丽丽转头去了万象城,入了一款LV琴谱BB。前几年,单位里的年轻老师很流行寒暑假来一趟欧洲游。

据了解,珠三角第一梯队的东莞、深圳和广州,入编教师年薪可以达到30万,第二梯队珠海等地,入编教师也可以保持月入1万以上的水准。

高薪要求高学历。

放在10多年前,深圳大部分在编老教师的学历是中专、中师;后来招聘新教师要求本科,如今,硕士是门槛。2019年,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高级中学发布的新教师拟聘名单中,20名录取者有19人毕业自清华、北大,而且都是硕士以上学历。

张丽丽第一次来深圳就被吸引住了。

那还是读硕士的时候,开完会,她来到市民中心闲逛。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张丽丽呼吸着这个城市的朝气,从来往的行人脸上,感觉到一种让自己向往的生活。那天逛到最后,张丽丽来到了一家书店,不同年纪、不同职业的人在这里驻足,一抬头,横幅上写着“一个城市会因为读书的人而受人尊重”,这句话一下子就打进了她心里,“就算只能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也是很好的。”

| 深圳市市民中心 (来源:图虫)

跟张丽丽一样,姜可蒙也是外地人,她从甘肃老家一路考上了一所985高校的汉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去年,在择业的关头,姜可蒙放弃了月薪两万有余的外企offer。“当初有投机主义的成分”,她坦诚,是可观的薪水加上稳定的编制,让她选择来深圳当老师。

高薪给了张丽丽定居深圳的可能。家里帮忙付首付后,张丽丽背上房贷,在没降薪之前,虽然每个月有7000块的房贷,但由于吃住花销很小,生活并不会紧巴巴。

在编制的“队列”里,她有种成为深圳“自己人”的感觉。她打听到学校教师的孩子在择校方面会有政策,“纯从利益得失上考虑,也算是在婚恋市场上加了砝码。虽然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但有总比没有好。”

招聘那天,排队面试的时候,张丽丽问起前面人的学历,“北大的”,再问后面的,“南开的”,旁边的问问,“清华的”。她感受到了“内卷”,也感受到了快感,“知道自己选上以后,那一下,确实特别开心。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跟这样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证明我也很优秀。”

另外,由于公立学校把学历最高、条件最好的老师掐了尖,深圳教师群体内部有了一条或隐或显的“鄙视链”。

没有入编的代课老师和一些私立学校的老师列在鄙视链额末端,总会以考上编制为目标。他们是对这个“鄙视链”感受最深的人,一位18年入职深圳某民办初中的老师就透露说:“我刚工作第一年,学姐就劝我赶紧考编,说我在私校不如别人,而且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这些话。我就不相信。虽然入编的老师确实是学历好、工资高,有优越感,但是你能力不行,一旦降薪,你没有勇气和底气离开。”

姜可蒙的朋友同年从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毕业,就因为学校不够顶尖,被卡在了编制外,朋友最终去了一家私立学校。虽是市里数一数二的初中,朋友时不时被人问什么时候去考编,那语气听上去,就像她现在没有工作一样。

张丽丽、姜可蒙是幸运的,但 “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价格”。

起因是一只垃圾桶。

陈彭豪下午才磨磨蹭蹭到学校,把班主任姜可蒙气住了——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天迟到。

前两天都是罚倒班级里的垃圾桶,但这次他下午才来,垃圾桶早就被值日生倒过了。

怒气上头,姜可蒙没有想太多,让他去把老师办公室的垃圾桶倒一下,以示惩罚。

当天晚上九点多,姜可蒙刚备完第二天的课,家长群里也渐渐不再有消息弹出,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先休息一下,回来再做公开课的PPT吧”。刚要起身去倒水,手机接到一条私信,是陈彭豪的家长,“姜老师您好,我们是陈彭豪的家长。陈彭豪迟到,罚他倒班级里的垃圾,谢谢老师能够帮助我们管教他。但是,我们希望你不要让他给你倒垃圾。如有下次,我们会采取合法的手段处理。”

她怔在那里。

因一只垃圾桶而起的纷争,背后折射的是教师和家长的对立情绪。

这还是露骨的。其实,家长和老师之间越来越重的对立情绪,很少表现地这么显著,它更像是小针,藏在底下,绵密地布满双方的阵地,一点点消耗掉彼此的热情和耐性,“你不管做点什么家长都能投诉,我们这儿哪是老师?是服务行业。”

“把自己想象成一架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才会轻松点。”

姜可蒙理解家长。但是她又不敢理解家长,不愿意理解家长。

有一次在睡梦中,她被家长一个电话吵醒。电话那头,是一位焦虑的母亲,因为夫妻大半夜吵架,小孩也跟着没睡好,打电话来是给小孩请假。孩子8点半上学,现在是5点56分。

“我特别理解她做母亲的心情,我能共情到她,她这个时候一定很想找人说说话。但是,我也真的很想骂人,但是我不能骂,不能挂。”那天,姜可蒙在电话里还是像往常那样温柔,只是这种温柔却格外的复杂,里面有真,也有假,有体恤,也有无奈,面对一个投诉“钉子户”,她不敢,后来就不愿意再去共情。

张丽丽就曾经遭到家长的投诉。

家长忘记带孩子测核酸,导致第二天没能来上学,他们去学校把张丽丽投诉了,理由是“没有通知到家长”。学校找她问情况,张丽丽据理力争,把自己当天在群里发的提醒截了图,给领导看。

“学校的意思就是他们都知道,我做的没问题,但是最好别得罪家长。家长不依不饶,要个交代,领导就在学校老师的大群里点名批评我。当时不是社死,是非常丢人,而且,它很影响你在领导、老教师眼里的形象。我们和家长之间不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吗?现在却搞得很对立。”

这里没有多少温情和体谅,有的是压力和心累,甚至剑拔弩张。

姜可蒙觉得自己的身体和大脑被挂在钢索上,硬撑着往前滑,一眼望不到头。

工作量持续饱和,是她始料未及的。

早七晚十成为常态 。“从上班到下班,脚不沾地,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每周15节正课之外,还有校本课程、公开课、道法课、延时服务等等,或关系到绩效打分、评职称的非常规任务。

每一节公开课从接到通知,到最终考核完成,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而公开课的考核结果关系到职称的评定。

家长期待深圳的教育是不同的,是与时俱进的。为了给家长交代,学校会在公开课上把“新”当作一个硬性指标。姜可蒙回到了硕士期间的“老本行”——看论文。新的教学理念层出不穷,为了跟上时代,老师们需要花大量时间来消化。先由老教师把关,再到级部领导试听,再到学校审核,一节公开课往往要上个四五遍。

我要努力呈现一个大家期待的完美老师的形象。但我私下想,是不是那些专家们也不知道这些新的教育理念到底什么?那些在公开课上演练的新理念也很少能用在教学上。”

| 用逛公园来释放压力 (来源:受访者提供)

张丽丽今年会轻松些,因为她已经拿下了“应该”拿下的那些奖,现在,她可以休息一阵子。不过越来越繁琐、复杂的校本课程还是困扰着她。每一年,原本简单的课程都会加上新的环节,最开始只需要把课讲好,去年加上了教学设计和做记录,今年又在去年的基础上,加上总结和评比,“环节越来越多,你会怀疑它们除了消耗精力之外,真的有效吗?”

课程之外,身为班主任,姜可蒙和张丽丽需要把很多精力放在学生上,突发事件总是接连不断,所有人都找班主任,所有的责任也会往班主任身上推,“每个月多出这1500绩效可不是白拿的。”

一连五天连轴运转以后,每个周末,属于姜可蒙“回血”的时间是6个小时。

这周六,为了准备期中考之后的家长会,姜可蒙花了一天来分析每一位学生的表现,制作PPT。让她头疼的是,上个学期其他班的班主任往PPT里放了自己做的视频,被校领导点名表扬,到了这个学期,往PPT里放视频——还得是自己做的——成了所有班主任心里默认必须要做的工作。

周日一起床,姜可蒙面临着选择,是把上午的时间用来“磨”公开课,还是“磨”下周的阅读课?一想到公开课背后的评比,评比背后的支撑考核,以及同事们对自己的看法,姜可蒙只能把那本《夏洛的网》推到一边,找出下载好的论文看起来。

在那每个周仅剩的6个小时里,姜可蒙也没能如自己当初想象的那样,“课余的时间可以看看书,精进一下教学”,闲下来,除了躺在床上,她都会去附近的购物广场逛逛,接接睫毛。

最近她爱上了去中医针灸馆按摩,能走医疗保险那种,“按摩特别疼,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大喊大叫,有时候还哭出来。”

张丽丽是去年开始裁去了年终奖,“以前每个学期发一次年终奖,去年该发钱的时候,却没发,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年三月份左右也没发。”而去年刚刚入职的姜可蒙虽然在入职时被承诺“怎么都有30万”,而实际上,她从工作到现在的一年,都没见到年终奖的影子。由于每个月都要补贴家里一笔钱,张丽丽甚至有了“捉襟见肘”的感觉。

降薪之后,行业里又觉得教师变回了“钱少事多”的工作。

陡然降下30%的薪资,让教师正在失去它“性价比”。不过老师们也并没有因此就大批地离开。

| 某社交平台的深圳教师群里,老师们讨论降薪后的去留 

张丽丽选择忍着、留下来,因为有房贷。“我不敢走,只能‘消费降级’。现在也很少再大手大脚地花钱。”姜可蒙也没有离开,今年才是她正式工作的第二年,虽然经常自嘲是被投机主义“愚弄”了,但是失去了应届生的身份,眼下的她没有更多好的选择,“我也不知道自己除了老师还能做什么。也许是考博?但是无论是从家庭责任还是就业来看,都不现实。”

不过还是有人离开。不久前,张丽丽的一个同事转行去了华为写代码。同事是计算机专业,本来毕业时就拿到了大厂的offer,但最终在大厂裁员压力下还是选择了来到这里做老师。降薪让教师失去了经济上的吸引力,再加上身处其中,发现教师这个工作并不比码农轻松,让他在今年七月选择了离职。

姜可蒙也在琢磨着未来的打算,现在,把她跟这份职业牵系起来的,除了现实的考量,只剩下批阅作文时候的快乐——“深圳冬天的太阳是什么样子的?像早上妈妈叫我起床一样”,每次看到这样的句子,姜可蒙总是会被打动,“现在,如果说有我真正想做的事,就是回到妈妈的怀抱里。”

如果离开,能做什么?拼命在这个时代中计算自己位置的老师们,开始学习如何面对真实世界。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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