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儒释道书籍笔记之三（连载）

自从2020年四月份来此版块发帖，感谢版主多多关照！
最初把笔记当成加深记忆和理解的方法，做成了电子档就分享到了天涯（我在天涯快接近二十年）；至今我已经阅读了近三十本南怀瑾先生儒释道书籍，获益良多，非常感谢南怀瑾先生留下的知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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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书籍为：《易经杂说》、《易经系列别传》、《老子他说初续合集》、《庄子喃譁》、《我说参同契》、《学佛者的基本信念》、《漫谈中国文化》、《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答青壮年参禅者》、《定慧初修》、《话说中庸》（更新到一半）、《维摩诘的花雨满天》（此书还未开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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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书籍为：《静坐修身与长生不老》、《如何修证佛法》、《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金刚经说什么》、《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论语别裁》、《列子臆说》、《楞严大义今释》（来自天涯社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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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为个人修行经历和浅薄感悟。

本帖书籍为：《历史的经验》、《新旧教育的变与惑》、《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中国文化泛言》、《禅与生命的认知初讲》、《禅宗与道家》、《禅话》、《原本大学微言》（上、下）、《孟子》（系列共六本）、《大圆满禅定休息简说》、《药师经的济世观》、《圆觉经略说》、《禅海蠡测》。
大约在三到四天后的《愣严大义今释》更新完成之后，来更新本帖书籍笔记。

《历史的经验》
一、编者的话：
1、 1975年春夏间，南怀瑾先生应邀讲“历史的经验”；于是1985年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将发表的讲稿集结出版，成为此书的第一版本。2003年南怀瑾先生关于纪录片《去大后方》拍摄前的谈话，命名为《对日抗战的点点滴滴》（增补于书后）；距离讲课四十年后出版第二版本。
2、 南怀瑾先生以人们工作、业务的需要为出发点，结合自身阅历和当今人事，将众多历史故事辅注于原经文之后、经史相参，为世人创业待人、立身处世提供借鉴。
3、 引用赵蕤《长短经》讲述仁爱、仗义、礼乐、名器、法制、刑赏、学识、尚贤等流弊，由历史实例说明正反相生的道理；证明天地间的人情、事理、物象无时无刻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透彻人生舞台所上演的循环往复的因果。以刘向《战国策》、恒范《世要论》等经典，由苏秦、张仪的故事，分析人才于世局的关系；以“六正”讲为臣之道、借“七恕”讲为君之道、举反派六臣讲防邪之道，最后列举众多史事讲忠奸之辩。
4、 从应用来讲历史的经验实际就是讲谋略，谋略是把双刃剑，用的好能救人、用不好则害人；若没有深厚的道德作基石，谋略终究会损人害己。因此本书讲解中，重在经义的阐发，强调做人做事的大原则，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君道、臣道、师道的精神，强调人生的因果；以期分享古人智慧的同时，引人向善。

二、出版说明：1985年根据南怀瑾先生1975年应邀对一个历史团体“恒庐”随兴讲了一些历史上的人事变迁和因果转化的记录，略加整理出版了第一版本；1996年再加修订，作为二版印行。参与校订工作的人有阎修篆、周勋男、吴琼恩，独挑大梁者杜忠诰先生；刘雨虹1995年十一月于台北记录。
三、前言：
1、 把历史人和事记录下来就成为了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站在后世、即另外一个时代、社会形态、生活方式，从自我的主观习惯出发（虽然自称为客观的观点，却始终是避免不了存有自己的主观成见的），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和事之后，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评论、歌颂、批判等。一个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之中，攫取教训、经验，学习、参考古人做人临事的方式方法，籍以效法或模仿。
2、 宋代有名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先生重点正面针对皇帝们这些领导班子的政治教育必修之参考书。资就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治理的意思；合起来就是用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现在的政治领导走上贤良、清明政治的道路。

六、春秋多权谋：纵横之术、钩距之术、长短之术都是谋略的别名，都属于阴谋之术；所谓阴，指静的、暗的、出之于无形看不见的。《春秋左传》就是很好的谋略书；《史记》每一篇后面的结论、就是“太史公曰”如何如何的，其中很多谋略的大原则，同时讲君子之道、做人的基本原则。
汉代刘向著的《战国策》，集中了当时以及古代关于谋略的方面，完全偏重于谋略、记载智谋权术之学；经过几千年的抄写刻板，有许多字遗漏了，且其中很多有许多是当时的方言，所以此书比较难懂。左丘明著的《左传》虽然是一本谋略的书，但是比较注重于经、即以道德仁义作标准的大原则。《留侯世家》则是司马迁在《史记》上为张良所写的传记，这一篇当中讲谋略的大原则以及张良做人做事的大原则，包括了君道、臣道、师道的精神。

七、正反相生《长短经-反经第十三》：
1、 《反经》以及很多著作，不大作正面的写法，但是我们对于一些反面的东西不能不注意；反的意思是说天地之间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善或恶、是或非，不是绝对固定不变的，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有正面的就有反面的，有好的一方面就有坏的一方面；阴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在阴之中，阳的时候、阴的成分一定在阳之中。任何一件事情、政治制度、时代变化、办法、案件，都没有绝对的好坏；过了几个月或几年再看，这些就都变化了。
2、 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种下因在好之中了：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未来能成功的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当一个人春风得意之时，得意就会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时间、机会、空间形势。
3、 《易经》对人生、宇宙万物只用了四个现象概括“吉、凶、悔、吝”，没有第五个字；在动的当中好的成分有四分之一，坏的成分有四分之三。所以对于反的道理没有必要去避而不谈，因为道理通了之后就知道，做坏的、得到的结果及痛苦的成分占四分之三，做好的、麻烦的成分少；计算下来一看，还是为善最划算。第一等人晓得要变化了，把住机会而领导变；第二等人等变化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等变化过去了，还在那里怨天尤人。

《田园乐·其六》
唐·王维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八、古今无定法：《长短经-反经》（原文不摘录）例举上古三代的亡去，这个亡指时代过去了、没有了。“法”本身没有好坏，统御法的人不对的话就会作出坏事；从这里的论断来说，民主、法治、专制、独裁等等，都是历史文化的陈迹、成为了过去，真正能把事情做好或做坏的还是在于人。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对于反经的纵横家来说只是权术的方法而已；类似于打着行善旗号去作恶的人一样。
九、仁爱的流弊：仁就是爱、普遍的爱大家当然是好，但是过度爱、就有了偏颇的私心；仁爱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范围就变成了私情，如果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这是不可以的。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是家和国是要分开的；给某一家的义务或不能普及为全国人的义务或鼓励，给国家服务的人对于国家、社会的名和利益绝不能归于己有。如宋史有名的宰相王旦，当面总是教训人，他提拔了很多人等他死了以后、大家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他提拔过；寇准曾经问他为何不让人知道提拔了人，他说提拔人只是为国家甄选人才、何必让被提拔的人来感谢他私人！

十、仗义的流弊：义有正反两面，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国家、社会有困难的时候在最要紧之处绝不投降、绝不屈服甚至于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这个节超品行很好；但是，表面上好像做的有义，实际是假的、有害的，那就错了。例如赵国宰相虞卿（《战国策》有记载）和战国时期信陵君（《古文观止》有记载）都是因为个人私情而做出看起来似乎有义，实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之事；这样就违背了职务的守则、是对上对国家的不忠实，变成了虚伪、为了私心而用手段、谋术。
十一、讲礼的流弊：礼包括了一切制度、规矩、礼仪等，在公家或私人行为上是比较好的；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法令等行久了、繁杂了，就有空隙和问题出现了。汉高祖统一天下之后，孙叔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现在学术讲中国的思想都讲“汉学”，如四书五经等都是秦始皇的时候由那么没有被杀的读书人找出来、背出来的汉朝时重新建立的。汉文帝和他母亲是崇拜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政治哲学主张政简刑清，汉武帝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到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法家的思想；严格的看文景之治这一段历史比较空白、但是也比较朴素，太繁杂的礼仪、规矩、制度确实很麻烦、很讨厌。曹操当时力量薄弱，根本不能跟袁绍比：当曹操和郭嘉（智慧不弱于诸葛亮，可惜很年轻就死了）讨论当时的战略，郭嘉对曹操说不必担心袁绍，因为袁绍事世家公子出身、处处讲规矩、到处要摆架子、各种文化包袱太重了一定会失败；而曹操体认自然、直截了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大家都愿意跟你合作，是成功的有利条件。所以文化学术悠久了，如果没有精进，也不行。

十二、乐乐的流弊：乐包括了文化、艺术、歌舞、音乐等可以调剂人性情的事物；艺术发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往往也是这个国家、民族、社会最堕落的时候。民生太舒泰了、文化精神丧失了、表面上好看好听的东西特别多了社会就容易堕落，提倡教育是好的、但是教育的偏差出现知识越丰富的人作假越厉害；物极必反、一旦掉落于事物反的一方面之时，要求社会每个人都一定要走上一个轨道、是做不到的。所以领导哲学、为政之难，目的在于矫正；如果矫正过度了，发生的偏差就会很厉害。
十三、名器的流弊：表扬好人好事没有错，但是名誉容易使得人产生傲慢、矜篡的念头，很多人生起不折手段去追逐虚名的妄心妄念；秦始皇当时的车服威风凛凛，看到秦始皇的威仪之后，汉高祖心理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乎”的念头，项羽则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的本质差了、就提倡礼，但是礼仪、制度、规范繁杂了也是倡乱的开始，诸如现代社会砖家满地走、大师满天飞的乱象。
十四、重法制的流弊：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个社会法令越多越繁杂，犯法的人和事越多、空隙漏洞的毛病越大；有时候反而是懂法多的人反而真正会钻法律法规的空子作假、作恶。
十五、刑赏的流弊：刑罚是杀人、拘留人、处罚人等，给人精神、肉体上一种痛苦的惩处；但是执法的人，会滥用刑法来欺负人，这就是刑罚的反作用。有功的给予奖励本来是好事，但是奖励会产生为了奖励而使用卑劣手段或方式的人，以及为了得奖不择手段的人，得奖和未得奖的人之间往往产生为了争夺利益和虚名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十六、学识的流弊：文字教育的目的是世人有知识、懂道理、开发思维、不忘记过去的错误教训；相反的一面则是，知识渊博的人作奸犯科、作假造假的本事也越多、越大，而且其作恶之后还讲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道理、甚至把有罪的说成无罪。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玩笔杆子的公职人员有时候非常厉害、可怕，可能一个字就能令人生死，所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会办公文的人未必懂政治，等于学军事会打仗的人、不知道国家整个政策和战略一样，所以“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要特别注意。
十七、福利社会的事：中国古代的囿事帝王宫廷所造的大花园，造囿的第一个宗旨事奉宗庙社稷，把祖宗的牌位放在里面作为国家的象征；另一个宗旨是训练部队，以戒备国家的不时之虞、防止随时随地意向不到的变乱事故。往往国家到了鼎盛时期，这种戒备的心理松弛、失去了警觉性，练兵的操场就变成了运动场；最后有些还被敌军占领去了，这就是造囿的反效果。
1） 周朝虽然是皇帝的专制体制，但是修的囿事与民同乐的公园；到春秋战国之后就没有公园了，变成了皇帝私人玩赏的地方了。造公园与民同乐、同利益，大家自然会认为方圆几十里的公园都还太小了；如果只是个人的享受，何必修建那么的的公园？如何不会遭人非议呢？
2） 楚国的灵王修章华台时，伍子胥的祖父伍举反对，他说：按照中国文化的道理，大建设、修建广场是为了训练部队用的，建筑高台是研究天文用的。且修建前有四个条件：第一，不能占有老百姓耕种的土地；第二，建筑的经费不伤害到国家的财政；第三，建筑的工程雇佣工人不妨碍到公私的事情；第四，建筑施工的时间，绝不能在农忙的期间。所以，一个国家伟大的建设是有利于社会的，不但不会招惹民怨，甚至将成为百姓感恩戴德颂扬的对象。

十八、尚贤的流弊：反贤并非是反对贤圣政治，而是说太过分、太偏重就会出问题，矫枉过正、超过了正的分寸就偏了。尚通上，就是重视的意思，好的一面就是平教化、社会安定、犯罪的人很少或没有；即“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是中国政治的大原则、最终的结果，是“泽施于下，万人怀德”的使得全民得到这种政治所产生的福利。但是，好人或不好的人，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很难分别；如果走偏了、好人与坏人往往会结成一党。
1） 历史有名的党祸，在汉宋两朝都很严重；宋代一度立下了党人碑，连司马光、苏轼这类历史工人为正人君子的都名入党人碑上，几乎要坐牢杀头的。我们现代从历史上来看宋代的党祸，双方都不是坏人：王安石其实也没有什么坏的事实，只是说他的政策不对、当时实行得不对，他的收税原则也没有错，例如保甲邻里制度就是他当时的那套制度之一；他本人既不贪污也不枉法，自己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爬被宋神宗看见都笑了，三餐吃饭也是只吃自己面前的一盘菜（一是因为近视，一是因为对美食、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过分的需求）；可是，王安石当时形成了那么大的朋党，只是政治意见不相投而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朋党则比周，同一政治意见的人会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任职、拉自己的关系网，结果就废公趋私，变成了一个大私的集团；内外挟制，被坏人利用这个团体，把好人当招牌、替坏人作了傀儡，成为贤人政治的反面作用。
2） 群众有时候是盲从的，有时候非贤之人因为社会关系多、会拉关系而制造称一个贤德的样子、榜样出来，乃至于并非大智大才之人也被制造成智者的样子（如现在的知名叫兽、砖家、大师、老师们等）；如果仅仅根据社会上的舆论，认定这些人就是贤德之人、智者，就会有很大的问题。相反的，对于名气不显的、没有虚名的或是世俗认为不对的人或事，社会舆论就会跟风排斥。于是，一班坏人就利用这种机会，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彼此结合来遮蔽真正的贤德者之路（往往真正做事的人埋头苦干，不会去拉关系、搞名利、有虚名）；因此，世道越来越乱。

3） 无论古今中外，人相处在一起自然就会结党，派系就有了，所以不能怪有派系的现象存在；主要在于领导人的公平，将与相、文武的制度和职务处理得当，在职务上是为了政治需要而找人才来任职，绝对不因人情的关系、而因人而设立职务。孔孟所讲的贤人，包括才能品格在内的实用人才。“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小至个人修养、大到政治修养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时代如果派系倾轧，只是以小圈子利益为主互相朋党，则会蒙蔽领导人；重视权利、地位的名望和利益，有时就会伤天害理、伤害好朋友；万事不可以追求速效，为了赶成绩或速度就会伤害他人、职务，乃至伤害到国家和社会。
十九、不能善用所长的五反：古代所谓的士，指具备了某一个条件的文武之人才；如果不能善用自身之长，反而把优越的条件变成了短处、弄成了反面作用的，就失去了士的原本素质了。古书《韩诗外传》有一段文字提到了五反：贵、富、勇、智、貌的五种相反作用。
1） 一者，有些人有了权势、地位之后，不爱护别人、朋友，做事不顾义理；反而骄傲、脾气暴躁起来，这是贵的反面作用。
2） 二者，有些人富有的时候，能够帮助别人、广结善缘、得道多助，自己哪怕想要穷一点都做不到；有些人运气好，一步步富贵上去，想做一个普通的百姓都不可能；帮助别人发达、提拔别人的，自己想退休不干也没有办法下来。汉朝人梅福（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说：帮忙人家结果还是帮忙了自己，阻碍别人路的人最后还是把自己的路堵塞了。但是往往富有之人不仅不帮助他人，反而奢侈无度；有时富贵反而更加害人。

3） 三者，有些人勇敢彪悍可以保家卫国、做很好的军事人才，结果走错了路当太保流氓、好勇斗狠乃至当上强盗土匪、成为恶势力，这是武勇的反面作用。所以一个将帅虽然有勇，但是行事不够慎重的话，决策之时满面掺杂个人主观好恶、而忽视整体大局的考量，这样的将帅是不合适镇守边疆的；用仁德持重的将帅镇守边疆，才可常保边界的平安。
4） 如，明朝末年的熊延弼镇守东北，把满洲人挡住了；结果皇帝被奸臣蒙蔽利用、把他调回来乃至论死，有时干这种事情的往往是因为其内心上的妒忌所致。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期间准备进军鸭绿江的时候，美国政府想保持现状、怕闹出事情来吃不消、所以调回了他；换一个大度雍容、有仁德、识大体的人坐守边疆，不要打起来就好了。由此可知，书本上的道理对或不对很难评断，同一个道理、原则用对了就有益、用错了就有害；知识这个东西，在乎于个人的运用。

5） 四者，智慧的反面：聪明才智的人心思灵敏，用之于正道对社会有贡献；相反的，用之于邪道则作奸犯科，这就是智慧的反面作用。“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权谋就是手段，圣贤者讲道德，道德、仁义也是一种手段，动机、存心正而用于正道正途就是正；存心邪念、邪道的人，即使用仁义道德的手段结果也是邪恶的。
6） 五者，美貌的反面作用：任用人、看人往往先看其相貌好不好，态度好不好；古今皆是如此。如果利用自己的美貌去乱搞男女关系、纵欲、作恶，就是美貌的反面作用。

二十、引用姜太公的明罚、明察、明赏的反面来谈治乱：明罚指刑罚管理得太严、动不动就罚，让大家都害怕；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过分令人害怕反而出问题、容易发生变乱。明察指凡事都对人对事看得很清楚、调查得很清楚，水至清无鱼、导致人感觉自己被严重干扰、扰乱了；于是为了避免被干扰而逃避迁徙、不安其处，也容易形成社会变乱，所以中国的政治过去总讲究要厚道一点、包容一点。明赏指动不动就奖励，奖励过头了人的欲望越来越不满足；一不满足就生怨恨、最后变成了仇敌。
二十一、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人，对于干部的管理和统率，能够做到没有好、恶，过着太平日子、达到平安的境界。《反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办法正反两端犹如天平一样：一端高一点、另一端就低一点，不能平衡就出问题了。引用晋朝名臣刘颂的话做之前五个反面的结论：政府负有监督责任的人，为什么只注意大的方面，而对于一些小的方面不去注意？因为每个人小的过错、偶然的缺点或忘记一些事情是人之常情、无法避免的；这些不能算是犯法，不应该将这类事情列入不为违法的范围之内，而是去纠正、处罚就好。否则的话，政府机构和社会上就不会有一个能称为标准的人了；这样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为要求太过分反而会造成乱源。如，一个单位领导自己做到清廉、没有嗜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求部下们都跟自己一样就不行了，就是以治而乱了。

二十二、专权与嫉妒：忠臣孝子是很了不起的人格标准，但是也不能过分了；家里几个兄弟姐妹，如果其中一个特别孝顺，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就被比下去了、就会产生家庭矛盾和麻烦；一个国家的好干部固然要对上级领导忠心，可以如果凡事都经过这个好干部的管理就会形成专权；古代多妻制度，其中一个被专宠也会导致嫉妒、家庭不和以及矛盾频发乃至家破人亡的事情。对家庭对国家来说，不能偏爱某一个人、偏听某一个人的想法和意见，不能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做，像古代车轮的运作一样、齐心协力都动起来，就不会出现专君、专臣、专权的事情了。
二十三、吕不韦是做生意的，生意做到把人家的国家都换给了自己的儿子秦始皇；他的智囊团们把中国文化中杂家（好的、坏的，正的、反的，包罗万象叫杂学）的学问收集起来编著成《吕氏春秋》，书成之后公布“有谁能够更改其中一个字而能更好的，赏千金”，公布几个月也没有人去改一个字。一方面是吕不韦的地位太高导致，一方面事这书是中国杂家之学的大成；建议大家去读。书中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生长高丽参可以补人、生长毒草可以害人、并不是偏向于某一类的生长，下雨的时候无论是否需要雨水的地方都会有雨水落下、很公道，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的无私；所以当领导、领袖的人，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情。

二十四、文武兼资论：韩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场和观点、认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诸家对于社会没有贡献，一定要法制的社会才对；所以他有两句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学问好，文章、道理懂得多思想就多，能言善道，于是发生以文字扰乱法令的事情；讲侠义的人动辄用武力把不平的事情压下去，破坏了法令；所以，从法家的观念来看这些都不对、不守法。曹操说：一个国家专门依靠武力的，最后弄成亡国的、如吴王夫差。二次大战的德国、日本都是“恃武者灭”，古代徐国的偃王只提倡文化不注重国防的、最后败亡、“恃文者亡”；上古承桑氏国家的皇帝治理国家只讲道德、废弃武功、结果亡国，夏朝的有扈专门讲究武功、结果也是亡国。
二十五、因此，文武两者不能偏废，高明的领导人一定会以“内修文德，外治武训”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文化是国内的政治中心，军事国防是对外随时准备作战、令敌人不敢来侵犯，政治端恭而作、非常清明，供奉殉国的忠烈来激励人们有尚武的精神、也不损害仁德。《铃经》（即《素书》、又名《玉铃经》）说文武兼备，个人和国家皆是如此；光有武功而不懂文的、只是战将、不能做大将，文武都不够的不可以用于征伐，文武兼备的才是真正的大将。

二十六、倡廉的流弊：子路救了一个落水之人，落水之人家里赠送子路一头牛来表示感谢；孔子表扬子路做得好，因为救人有好报的风气会倡导社会群体都去做好事。鲁国当时的法令是赎奴隶要给赎金，子贡有钱且谦让大度、不收人家的赎金；孔子责备子贡做得不对，因为这样就会使得其他奴隶主们收取赎金的时候很为难、导致不愿意让奴隶被赎的事情发生，做好事也不能阻碍了别人的道路、要和光同尘而不是只光耀自己一个人，所以行善需要智慧来把控尺度和分寸。
二十七、匡衡论政风：汉元帝事非常英明的皇帝，匡衡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提出好几个报告指出汉元帝这样不对、那样要改；汉元帝非常重视，说“孔子说过，以礼让治国很难得”。孔子之所以有此说，是因为中央政府是天下的中心，对下面的政治风气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中央重负的干部们彼此很有礼貌、风度，下面的社会风气跟着会很少纷争，上面的领导好仁乐施、下面的部下就不会粗暴犯上；上面的领导有高度的节超、提倡节义，下面的社会风气会跟着好转；上面的领导宽厚柔和，下面的社会彼此就有爱心。这四个方面是英明的领导者用不着威严去下达命令，以自己的言行举止就能使得政治风气好转、下面的自然受到感化。

二十八、忠孝的流弊：慎到是战国时期道家人物，他论忠的段话说：任何一个时代并不希望出一两个特别忠诚的臣子；忠臣并不能救乱世。标榜忠臣固然是对的，但是出忠臣的时代背景都是很惨痛的、没有好结果的，忠臣的下场往往也是令人痛心的；我们为什么不多去提倡汉朝、唐宋明朝开国之初的开国大臣们呢？岳飞是了不起的忠臣，可是我们并不希望忠臣们都有岳飞那样的结果；岳飞如果生在好的时代、处于好的领导人之下、好的同事之间，会是一个坚贞廉洁的大臣而已。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我们只希望有岳飞这样的坚贞、廉洁的大臣，不希望国家昏乱！
二十九、另外，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舜的父母都很坏，可是他们生了一个圣贤的儿子-舜；尧是圣人，但是他的儿子很坏；桀是夏朝最坏的皇帝，可是有不少忠臣在朝廷任职；如果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政治清明，哪里会特别凸显出孝子、忠臣来呢？一个单位有好干部，也是因为有坏干部的比较而凸显出来的；所以英明的领导要求部下要忠，不能超越职责范围之外来尽忠。岳飞犯的错误就是忠过职务范围了：他的口号是“直捣黄龙，迎回二圣”，直捣黄龙是他的职务范围之内的事情，接二圣回来与否那是赵家的家务事、接回来让高宗这个皇帝还干不干呢？他建议高宗赶快立太子虽然完全是好意、是忠，但是这个建议是超过了他的职责范围，不应该去干涉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导致高宗受不了。

三十、后世研究《易经》的很少有超过汉朝京房的，他的易学老师是易学象数的大师焦赣，京房跟老师学《易经》的时候，焦赣救断定了京房喜欢谈论先知、将来会不得好死的。石显当时也是汉朝有名的大臣，跟京房两人政见不同、互相嫌隙，京房离开中央政府被下放到魏郡做官的时候、石显还在中央政府任职；京房正因为对于《易经》真正的大道并未领会，所以对于功名富贵、人生患难忧愁、患得患失而非常担忧石显会对其落井下石，后来京房果然不得好死。所以反经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注意反面的作用和流弊。
三十一、庄子著作权被盗：《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内篇是庄子自己著作的，讲修道、连带说到内圣外王的外用，内圣外王出自庄子的观念；外篇不一定是庄子著作的，杂篇就更靠不住是庄子著作的了。一般人把珍宝放入箱子里，还要加上锁来防贼；但是强盗来抢劫的时候，箱子、柜子锁得越牢固对强盗越方便、有利，免得零零碎碎的太麻烦、掉落了。《孙子兵法》也说，作战的时候敌人的装备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因为把敌人打垮了、敌人的良好装备就是自己的了，所谓“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有些中国留学生现在反而跑到国外去学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学了；圣人的文化也是被大盗们盗窃了。

三十二、圣法的流弊：周武王分封诸侯，姜太公被封在齐国、现在的山东东部，当时那个地方土地贫瘠、没有人要，姜太公当时也将近百岁了；所以姜太公走到半路上不想去了，碰到旅邸的主人（可能是隐士）看到姜太公颓废灰心的样子、劝他不能有埋怨的心理而应该好好的做，姜太公听后当然懂，绝对服从就是了，这才去就国当诸侯。他发明了把海水煮成盐巴，开矿进行开发资源的工作；古代的盐、铁是经济的最主要物质，因此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最富的国家。春秋末期齐国的繁荣富强、渔业农业发达、地域大，建立的一切政治规章制度也都是依据姜太公的做法；田成子杀了齐国的皇帝自称齐王，把齐国几百年的政治规章制度都拿来用上，当时他权势在手，其他诸侯国恭维他、承认他，他还传了十二代。明朝朱元璋的兴起不能算偷，中国二十五史几乎每一代皇帝都是偷盗而来；现代国际上自由世界讲人道主义、绝对尊重人权，定了许多的办法，但是有人利用这些仁义道德的理论煽动美国国会进行统战，好的道理被坏人利用、反作用非常厉害。
三十三、晏子论权：古文以孟、仲、季来代表大、中、小或先后次序，最小的有时候被称呼为“叔”；齐国末期，叔向问晏子齐国的前途如何？晏子说：齐国已经到了没落的时代，对人民不关心，民心都归顺了陈家（齐国当时的权臣、特权阶级）。齐国的量数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位，到釜的时候则以十釜为一钟；陈家居然自己创出量制来，从豆到釜不用进四、而是都加一成为逢五进位，所以钟的量在观念上就更大了。陈家以自己制定的贷量放出去、以国家的量制收进来，用大斗贷出、小斗收回的方法使得民心归服；山货木材、海产鱼盐等，从产地到市场不另外加税来利民。当时齐侯统治下，一般人出三分力量，两分归国家、只有一份归私有，国家的东西多的腐朽长蛀虫了，负责公务的三老却穷得饭也吃不上，全国富的更加富、穷的更加穷；且齐国刑罚太滥用，很多人被断脚刑罚成为断脚，形成了“屦贱踊贵”、即普通人穿的鞋子还没有断脚者专用的踊贵，陈家对于这些痛苦却能安慰救助，所以大家都喜欢陈家。齐国虽然有晏子这样有才具、道德的宰相，但是民心归向陈家形成之后、也没有办法改变。

三十四、圣盗同源：盗拓广泛的指强盗土匪那一类的坏人，当强盗也有道：首先要妄意，正确的估计出某一处有多少财产，这是高明的-圣也；正确判断哪里可以去抢劫、盗窃，什么时候去最合适，这是智；偷盗的时候自己领先、部下们跟随其后，这是大勇；抢劫、偷盗成功之后，让别人先撤退、自己殿后来承担危险，这是义；抢劫、盗窃成功之后论功行赏、平均分配等，这是仁；所以做土匪强盗也要具备仁义礼智信的标准才能当头，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如果想要创建一番事业的领导者，乃至工商界的领袖，更加应该如此具备仁义礼智信的才能；倘使一个人非常自私，利益都归自己、损失都算别人的，则不会成功。
三十五、后汉末期三国开始之时，董卓当时是西凉边疆的一名土匪兼军阀、毫无纪律，但是他对于权变的诡谋都懂、知道要先礼敬有名望的人；对于当时社会上知名学者如蔡邕非常敬重。所以著《后汉书》的范晔为董卓下评论说：董卓那种野蛮的豺狼之性，遇到汉朝政权垮台崩塌的时代，给了他机会破坏纲常制度、毁坏分裂中央政权；像董卓如此残酷，吃人、恗人肝、斮（砍断）人趾的，即便杀尽天下之人也还不够称他的心，但是却懂得故意表演出谦虚的一套。民国初年东北早期的军阀卢俊昇，从关外来到北洋政府之时，把带来的大批人参、皮货等，从门房、副官一直到上面的大员们每人一份礼，会议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只是拱手说：我叫卢俊昇，初次到北京，样样不知道，全靠诸老兄！就这样成功了。由此可见，仁义礼智信的原则，坏人想要成功也不可以违反，好人想要成功更加要以其作为依据。

三十六、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颠倒世界、五浊世界，所以好人少、坏人多，所以释迦牟尼佛、孔子、老子、耶稣等等才要拼命劝人为善；同时也有很多人利用宗教来谋取名利，坏人只是多了、危害天下的本事也就更大了。文化学问、道理、道德如同是一把刀，刀本身没有善恶；问题在于执刀的人是善或是恶，导致了事情的结果是善或是恶。
三十七、鲁国当时政权被季家掌握，季家曾经限令五个月以内开通一条运河；这个措施对于老百姓来说，太过于苛刻了。当时子路的行政区正好管这个事情，国家的经费不够，为了鼓励大家做工，子路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补贴、乃至从自己家里拿粮食来给大家吃；孔子听说之后马上拍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给大家吃的饭倒掉、把饭锅毁坏，子路的暴脾气当然是直接找孔子去吵架了。孔子说：当了皇帝的人，因为天下都是自己的，便忘记了自己而爱天下；当了诸侯的人、就爱自己国家的人民，当了大夫的、就只管理自己职务之内的事情，一般人就爱护自己的家人；如果做到事情超出了自己职责范围，虽然是行仁义，但也是侵害了别人的权益，所以你做错了。孔子是怕子路因此赢得民心而得罪权贵们，惹来嫉妒、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杀身之祸。

三十八、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也是刘邦的子孙）来朝见汉武帝；穿的衣服很规矩，进退动作都很有礼貌、很得体，处处合于行仁由义的规范，自然而然就显现出一副庄重威严的样子。汉武帝见了他心理就有了疑虑、嫉妒的感觉，于是对他说：汤武当年起来革命的时候、不过是七十里大的地方开始的，文王刚开始的辖区也不过是一百里方圆；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的地域更广大，你好好的干吧（言下之意，你可以继续努力，然后有一天起来造反、推翻我）。河间献王听了之后，懂了话里的意思，回去之后故意吊儿郎当、一天到晚喝酒听歌跳舞；表示没有野心，以行动让汉武帝放心。所以人一旦有权益的冲突之时，父子、兄弟、姊妹之间都会发生问题，甚至于六亲不认、禽兽不如，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所以，要仁义、慈悲、施舍、讲话、仗义疏财、信等等，都要懂得自己的本分、谨守本分；不能超出范围，要懂得适可而止才算是成熟。中国文化专讲做人做事要守本分的哲学，如此深刻、智慧，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
三十九、结论：由以上所说的来看，孔孟思想的仁义礼乐，法家提倡的名法刑赏，忠孝贤智、文武、谋略等每一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之间的真理，从未隐藏、永远存在着，尽管时代在不断变化、真理依然未变；用得对的就天下太平，用得时机不对、动机不善、方式不对等就成为祸害或大乱。并引用庄子之中的寓言故事来论证此观点：宋国有一家人祖传秘方，在冬天涂在身上可以不生冻疮、皮肤不会开裂，这家人世代靠着这个秘方漂洗布匹，因为冬季不会伤手而漂洗出来的布匹又好、又多、又快。一个人经过听说此事，以一百金购买了秘方，然后到南方去游说吴王；吴王当时在海边作战，此人当上海军司令替吴王练兵，海军在冬天涂了这个药和越国打仗得胜，此人因此立功得到裂地而封的奖赏。同一个东西，不同的智慧之人来运用，得到的结果天壤之别。

四十、《战国策》：历史哲学观念来说，时代不断变化、外在形式和方式方法会不断变化，但是其核心原则是不变的。古代“策士”指专门以计策起家、专讲谋略的，靠嘴巴游说、凭脑袋摆布世界的局势的、历史上最有名的是苏秦和张仪；宋代因时代需要、应考的文章必须增加写一篇策论，来考核考生对政治、时势及国家大事的见解和认识；清朝末年提倡废除科举的“八股”之时，有一度又主张考试考生的策论。苏东坡考中科举的著名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讨论司法上判罪的问题，即司法问题；《战国策》属于策论这类的，是汉代刘向根据历史的资料集中编辑成书。古代读书人对此书有两个观念：一个观念认为先读四书五经，学好之后再读此书懂得如何权变；一个观念认为每逢乱世就主张多读此书，因为需要谋略的人才来救世。
四十一、我们研究《战国策》中“苏秦始将连横”这一篇：古代所谓的“合纵”，类似组织一个联合国的意思；苏秦把当时弱小的国家联合起来抗秦。我们读书要从这些经验之中了解很多很多的事情、吸取经验，尤其对于现代我们国家所处的世界局面会有更深的了解；以下简述几个方面来思考此篇内容。
1） 从历史的观念来看，苏秦的合纵计是很不错的；但是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救天下、国家，而是为了个人出风头、得功名富贵。
2） 根据历史记载，苏秦当时是一个读书的年轻人，后世之人称他是鬼谷子的学生。历史上有没有鬼谷子此人有待考究，河南有“鬼谷”的地名、又称为“归谷”即归隐此山谷的意思；就是真有此人，他无疑学问一定非常的好。后世之人所讲的谋略学、所谓拨乱反正的学问，乃至用于坏的方面来捣乱造反的学问，都传言为沿用鬼谷子。

3） 当时的知识分子们都是靠游说出来做事的，所以那时当时的一种普遍的风气；苏秦第一次游说秦惠王却完全失败了，他虽然讲的是正道、但是当中有歪道。苏秦主张富国强兵、偏重军国主义的思想，列举历史的实例来说明只有战争才能强盛、安定；秦始皇的祖父辈们天天想统一、消灭其他国家，可是却没有接纳苏秦的意见、这是我们读书需要注意的地方。
4） 苏秦第一次游说失败之后，路费都没有，穿双破鞋子、拿只破箱子；回到家之后，他嫂嫂不给他饭吃，家里人都看不起他，那种难受程度到了极致。因此苏秦发奋读书、悬梁刺股，据说读的《太公兵法》，于是再度出来游说诸侯；由燕国、赵国开始游说弱小的国家联合起来抗秦，不主张打仗，主要目的在于让秦国不敢出兵来攻打这些国家。他把天下大事、人的心理、政治心理、战争心理都摸透了，成功的身配六国相印、拥有实权；整个国际局势被他摆布，安定了二十多年。这些联合国是矛盾的团结，利害关系的团结，不是道义的团结；为什么苏秦主张合纵，诸侯会团结；这是值得我们是靠的问题。

5） 苏秦成功合纵诸侯之后，能够看出了这帮人是只讲手段、只求如何达到目的，仅仅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中国正统文化的素来对于这些人不大重视。苏秦也知道这个手段不会长久，另外用了一招：他和张仪原来的感情很好，两人曾约定谁先成功就帮助另外一个人来成就，当苏秦成功之后、张仪想来找他求个职位；苏秦故意冷落张仪，想方设法让张仪难受、受尽凄凉冷落之苦，用各种方法使得张仪恨苏秦、决心非要打到苏秦不可。因为他了解、懂得张仪不受这种刺激就发不起狠来，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激起张仪立志来破坏自己的计划，苏秦才有长期的利益可图；等张仪在秦国连横的计划成功之后，苏秦把故意激怒张仪来让他发愤图强的事情说出来。张仪说“我还是没有跳出这个老同学的手心”，决定只要苏秦还在的一天，秦国就不出兵攻打诸侯国。
6） 苏秦成功之后要去楚国之时，路过自己家乡，他的嫂嫂及全家都下跪来迎接他；他问嫂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嫂回：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人之常情、常态。
7） 恶有恶报，苏秦不得好死：因为苏秦跟燕国的皇太后发生了绯色故事，燕王知道了；苏秦知道自己很危险了，就跟燕王说自己要去齐国才能对燕国有利。燕王明知缘故，但是也只有这个办法送走他最为妥当，就让他走了。结果，到了齐国之后，齐国的大臣找人行刺他；苏秦当时身负重伤、没有立刻死去。齐王很赏识苏秦，因此下令全国非要抓到刺客不可，可是抓不到。苏秦临死前告诉齐王：只要宣布说苏秦是燕国来的间谍、被杀死之后齐国可以安定，这样就能抓到凶手了。齐王按照此话宣布之后，果然抓到了凶手。

四十二、苏秦游说秦惠王：苏秦一开始就指出秦国西、北、南、东四边的疆界以及边防的形势（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秦国首都位于现在的陕西西安一带），再说地理与经济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大战争，几乎都是从秦晋这边向东南打下来的，中国的地势就是这样如同从屋顶上倒水、一直倾泻而下；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研究，牵涉到的战史太多了。唯有元朝稍有不同，蒙古由西北高原先进康藏的边境，囊括巴蜀、汉中；再由西藏席卷云南，经岭南、两广北上会师湖南、湖北；同时，另外从北方出兵，两方出兵把中原形成钳形的夹持。
四十三、苏秦反受到秦惠王的教育：秦始皇的祖辈们虽然早就想要一统天下，但是并没有接受苏秦的意见；理由是：一是，如鸟一样，羽毛还没有长丰满是不能飞的；做人做事都是这个道理。二是“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文章指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即内部政治基础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不能随便去征伐、诛伐别国。三是“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此道德是政治名称，指国家的声望、威望不足的时候，无法让人民去战争。四是“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内部政治还不够顺利、安定、安稳的时候，不能因为出兵征讨他国来劳烦大臣、重要干部们。

四十四、苏秦药不对症的言论：苏秦被秦惠王婉拒之后，仍然不肯离开；引用许多历史证明天下都是打下来的，这就是现代所说的黩武精神、侵略主义或说好战思想。苏秦说“舌弊耳聋，不见成功”，如美国基辛格那套只是嘴上喊着“和平”、叫死了也没有用；和平只有在强有力的情形之下才有资格谈、否则无效。苏秦的主张没有错，但是其本人不高明；因为秦惠王知道时机不成熟不能开战。汉文帝时代的贾谊也类似：贾谊的《过秦论》讲汉初中国的地理环境与政治、军事都有关系，学问很好、眼光很好，看出了汉文帝拟的几个政策有问题、所以他跟汉文帝提出建议；汉文帝很看重这样的人才，但是又不能直接说明时机不对不能实施，所以半夜把贾谊找来闲聊鬼神的问题。贾谊的智慧不够，未能理解汉文帝的看重之意和暂时不能实施的现实。
四十五、一个国家对外有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对内讲究内政的修明，这样的时候去跟别国讲道理才会有人愿意听；如果对外的兵力不强，只讲道德也没有用。个人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能力，这个世界很多人就会欺负善人、弱势之人，因为他们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够作恶；所以个人也是需要内修身心，对外具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能力。

四十六、苏秦第一次游说失败后，“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躲在家里不敢见人，选书中的重点仔细研究、揣摩，研究人的心理、各国的形势、国家领导们的需求等等；打瞌睡的时候用锥子把自己刺痛来继续打起精神读书，这样用功足足一年时间，他很自信的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自认为只要找到一个国君去策动，就可以把金银宝贝等财富都装入自己的口袋，自己一定可以当上政治上的权要之人！
四十七、苏秦先去燕国，说服了燕国的诸侯，给了他资本、要他去组建“联合国”；他来到赵国，拉着赵王的手悄悄讲了一些话，具体的内容属于阴谋、讲各种利益关系、所以说悄悄话不让其他人知道。赵王听了之后，封他为武安君，等于现在的上将军、特任官；赵王不仅马上跟秦国断交外交关系，经济上工商业也不通往来了。苏秦当时外出的时候后面跟着一百辆车子、锦绣千纯（那个时代的布匹和钱币都是财富）、白壁百双、黄金万镒、带着很多随从人员，派头很大；之后六个诸侯国的诸侯、大臣们等，不仅是外交、经济上工商往来都听命于他，秦晋山脉以东的诸侯们听到消息都来合作，使得赵国在当时成为了最有声望、地位的盟主国；没有动用一根箭就让诸侯之间互相团结合作，这是苏秦的成功。所以，一个政治光靠武力没有用，要有好的政治策略、人才就能转危为安。

四十八、苏秦、张仪这一类搞谋略的人讲的是现实利益，完全是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主义，做到“天下莫之能伉”就是他们的目的；任何时代、历史、战争、权力的背后仍然是思想，许多思想家比如孔子、孟子等走正路的大思想家们、虽然影响了整个时代乃至后世千秋万载，但是其本人在当时是过的很凄惨的。
四十九、苏秦对于他嫂嫂当年的势利眼还算好、没有报复，只是讽刺了一句而已，当然苏秦这样对待嫂嫂的做法是很为正派儒家们所不齿的；历史上宋朝第一位宰相赵普则是胸襟狭隘、对于曾经对不起他的人都要报复，历史上有很多报复别人很惨的例子。历史上三国的管宁跟华歆曾经很要好的同学，有一次两人挖地，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看都不看，华歆拿起来看了看、想了一下把黄金丢掉了；因此管宁断定华歆将来一定会有问题、不再跟他往来，后来华歆当了曹丕的大臣、地位很高，管宁盖了一个楼房住在楼上不下来、坚决不下来立脚在华歆所管的土地上。所以古代读书人对于谋略之学的书的看法是“不足为训”的评语，不能拿来效法；不过要懂得，要讲道德。孔子赞赏颜回“宁可抱道穷死，绝不走偏路”；子贡在列国之间摆布那么大的局面，只是为了救自己的父母之邦、才不得已而为之罢了，自己什么都不要，走到是正路。

五十、人才与时代历史：个人生活经验不同，对历史、世界的大势的观念和体认的程度也有深浅不同。周朝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与思想、是王道政治，到了春秋之后时势所趋成为了霸道政治；春秋列国之间的领导权以武力或财力而称尊、称之为霸或伯，走的是利害关系的路线、而非道德政治的路线、当然仍然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标准。战国时代则处于霸道的末流，达到了并吞、即侵略的阶段；这个阶段，天下需要的就不是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而是需要统一天下为一个国家，过去的宗法社会的封建需要改变了，当时的秦国是最有优势来统一中国的。
五十一、商鞅变法：秦国之所以当时能够在一百年内兴盛起来、决定于几个人，一个是商鞅：政治基础有一次很好的变革，即用了商鞅的提倡法治的决策，不止影响了秦国后代的秦始皇，甚至影响了后世三千年来的中国。商鞅当时改变法治的主张，第一项就是针对周代的公产制度，首先是经济思想的改变、主张财产私有；因为私有化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肯去努力，公有的财产是大家做了之后成果给大家一起分、人就懒惰不肯努力，这是人的自私心理。但是商鞅变法遭遇打击很大，关键在于“民曰不便”（即群体的政治和社会心理的习惯很难改变），老百姓统统反对，可是这个措施毕竟是让秦国富强起来了；当然商鞅自己的学问修养、道德的确有问题，所以他失败了之后被五马分尸。但是商鞅变法真正成功了，中国后世的政治路线、一直没有脱离这个范围。

五十二、民曰不便：商鞅变法过后四百年左右到了西汉末年，王莽想恢复郡县制度，把私有财产制度恢复到周朝的公有财产，王莽的失败又是在于“民曰不便”；之后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也是因为“民曰不便”而失败了。所以我们读书看到这种地方，要把书本放下来，宁静地思考、研究；这个“不便”往往毁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人。所谓的代沟就是年轻一代的新思想来了，老一代的人或思想认为不习惯；这样往往牵涉政治、社会形态很大的方面。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这种心理和现象完全懂得，于是会产生“突变”或“渐变”的选择问题；渐变是温和的，突变是激近的，用哪一种方式来改变比较容易让社会接受、慢慢改变群体的不习惯（即不便）而成为便的，这就需要智慧。
五十三、外才与内用：秦国在秦始皇之前的历史政治基础之所以打得好，都借重于几个外来的人才：卫国人商鞅，虞国人百里奚等等，这些人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所用、反而要去替秦国效力呢？这其中的问题值得研究；尤其对于我们现代求学问的人，对当今天下的时势要格外的留意，千万要把握住古今没有分别的原则，如何运用这些法则在于个人的智慧。张仪之所以跟梁惠王一说就通了，原因在于秦国当时所需要的不是什么文化思想，谁能有办法让秦国强大、超越性的强大就请谁来，这是当时的时代必然趋势导致的、不得不如此；张仪来的时候，列国情况已经跟苏秦来的时候变化了，秦惠王正需要这么一个人的时候、张仪来了。

五十四、司马迁的《史记》是把战国时代的资料，将年代、时间、地点编起来写成传记，等于是历史哲学和评论；《史记-张仪列传》记载了张仪、苏秦这些人的事迹和评论。张仪是魏国人，小时候跟苏秦是同学，《史记》写他们跟鬼谷子“学术”；学术这两个字要注意，他们并不是搞什么学问的，学的是如何拿到功名富贵的权变之术。张仪的出身比苏秦好一点，所以他有一些太保脾气、比较豪放而耍得开，他处的环境苏秦好一些，所以进取心就差一点。许多人成功，自己根本都没有想成功的想法，往往是时势造英雄、机会来了挡不住的，如隋炀帝自吹“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环境的刺激和激励，反而容易堕落、不上进。
五十五、《战国策》有一篇张仪说服秦惠王的内容，这其中记录的许多观念、思想，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国家、世界乃至于个人，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需要注意。《史记》上韩非子的传记，提到韩非子再三提到一个重点“说难”：即，人与人之间说话最难，尤其是借助言语来沟通政治上的思想更加困难。张仪的言辞首先把握了这方面的重点是一个方面；第二他开头说的三句话提出如果不知道而乱讲的人是不聪明的，这是说话的艺术；第三说如果知道了而不讲的人，就是不忠、对秦王不忠的人当死；第四说知道了但是讲得不详细、不清楚的人，也该死。言下之意张仪我所说的都是利害关系的道理引起秦惠王的重视和注意；而且说如果自己说错了甘愿领罪，这样一说即便他说错了、秦惠王也不好责怪他了。

五十六、张仪说列国合纵之势有三亡：世界上的人和事有三个原则，谁违背了这三个原则之一的非失败、非亡不可。“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以逆攻顺”：六个诸侯国的内在的政治不清明、不稳定、当时都在乱；诸侯各国的经济不能独立、后勤补给缺乏，所有的有用人力都放到了前方备战。“白刃在前，斧质在后”描述士兵们在战场上前进则有对方的刀刃相向，如果畏惧而后退则会被执行死刑，可是如果真要打仗起来、这些士兵会回头就跑，没有人敢去冒死；任何一个时代、国家，人民不肯打仗、不愿尽忠、不愿牺牲的，主要在于其国家领导的错误方面导致。真正修明政治的还是在秦国，所以秦始皇后来能够统一中国不是偶然的事情、是他的祖辈们已经打好了政治基础；这也是“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
五十七、赏罚分明：无论是政治还是家庭，赏罚要分明都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张仪说诸侯国“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该赏赐的也不给，该处罚的也不彻底执行；大家觉得马马虎虎、随便就可以，没有责任感，所以就不会原因去打仗、牺牲自己。秦国当时则是命令贯彻、赏罚分明（商鞅变法带来的法治制度的好处），许多的秦国年轻人因为国家富强、环境舒适没有见过敌人，到了战场精神就异常振奋，光着膀子看见刀子也不怕、就是踩着刀剑或火炭都敢往前冲，愿意为国牺牲的人多得是；因为他们养成了一种战争责任感、不怕死的精神，能够奋发。这一路的说辞都是给秦国戴高帽子、讲优势，当然说的也是实情、否则秦惠王也不是傻子；张仪把秦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政治环境、地理位置、军事准备等都分析清楚，然后说出一个秦国当前应该采取的措施、当然也是他自己心理所希望造成的局势。

五十八、接着张仪讲秦国的劣势：“甲兵顿”，秦国的国防战线拉得很长、停在国防线上等待打仗，经费消耗很大；“士民病”，国内民众心里都很困顿；“田畴荒”，国内的工业、农业都荒废了；“囷仓虚”，国库空虚；这个窘态是苏秦七八年时间给秦国造成的，张仪说这些情况都是因为秦国的大臣们没有真正尽力尽心献计献策导致的。秦国在西边，齐国是介于现在的山西与山东之间；张仪说齐国历史上称霸的时候，南有济水和黄河、北有长城作为防线，这样一个平原国家如果几方面受敌就会一次大败就完蛋了，言下之意即挑动秦国对齐国开战。
五十九、接着张仪说秦国几次军事上的错误，导致挖根不彻底、留下了祸患（做人做事都是如此，对于无关紧要的事情和部分不要轻率去伤害、否则就是闯祸；但是对于重要方面必须彻底断除祸害根源）：曾经破了荆国，拿下了现在武汉以北一带的郢，夺下了洞庭、五都、江南，一直到达现在安徽一带，荆国国王躲到陈国不敢出来；如果拿下整个荆国，进而可以影响、控制到东面的齐国、燕国，中间可以驾凌赵、魏、韩等三晋地，秦国就可以称霸诸侯之间了。但是秦国反而引军而退、跟荆国谈和了，荆国则慢慢恢复又强壮起来了。我们读这一段历史，再看看美国对朝鲜和北越的战争，在军事车略上是不是也是同样的；越南在1975年4月份也是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