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50年代广东人群体在上海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一）
二十世纪前50年代广东人群体在上海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上海坐落于中国绵延海岸线的中点，东临太平洋，西接长江。优越的地理位置及温和的气候环境使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一个优良的港口城市。
上海周边省市富裕的江南商人纷纷来到上海寻找发展机会，而周边大量破产农民也纷纷涌入上海寻求生活出路，从而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自1843年上海第一个英国租界成立，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到上海去”成为当时的一句口头禅。不仅大洋彼岸及东南亚许多洋人涌入上海，国内许多城市的各种不同职业的人群都把上海视为寻求财富与梦想之地。使上海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其中，对上海的经济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主要有周边的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远在一千公里外的广东省。他们对上海的经济文化发展都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广东位于南岭以南，南邻南海，全省为亚热带—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其中位于珠江入海口的珠江三角洲更是人口稠密，城镇集中，物产富饶，经济发达的地方。广东由于资本主义开发较早，广东人早有经商与外出谋生创业的传统。十九世纪以来，由于战乱与频繁的自然灾害，地少人多的珠江三角洲就有大量的城市居民与农村破产农民纷纷远赴海外和国内其它城市落脚谋生。他们南下南洋（现今的东南亚新马泰等国家），东渡太平洋到达美国的金山（现今的旧金山）等美洲许多国家和城市。还有更多的商人奔赴国内北方的天津，南京和上海等许多城市。其中首选的居住地就是经济发达，充满商机与惊人包容力的上海。在上个世纪前50年，除了一些学历较高或由海外留学归来的广东人在银行，洋行，学校，医院及政府部门供职，一些广东华侨富商从海外回国投资经营工厂企业外，如当时比较著名的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氏家族）和永安百货公司（郭氏家族）等，这些都是上海主流上层社会的广东人群体，其它大部分广东人在上海经营从事的都是与人民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日用百货，餐饮食品与杂货，丝织绸缎以及进出口贸易等行业。由于在海外和东南亚与美洲华侨中以广东人居多，因而广东人在上海经营的行业中，不仅具有浓郁的南国地方特色，还具有许多当时国外新的商业观念。广东人刻苦耐劳，思想开放，不保守容易吸收新生事物。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在上海这个新兴的繁荣城市中，如鱼得水，很快就形成一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广东人群体，在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多少改变上海，中国及至华人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事，皆出自这帮飘扬过海的广东移民及其后裔所形成的广东人群体，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

（二）
广东人创立的永安、大新、新新、先施四大公司是上海百货行业的四面大旗
二十世纪初，以福利、慧罗、泰兴和汇司四大公司为首的英资百货商场次第在上海开设。南京路上，能买到英国的纺织品，法国的化妆品，瑞士的钟表以及
美国的电器等商品。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示在中国人面前。1918年澳洲广东富商郭标应孙大总统之邀，由澳洲至上海创立永安百货公司开始，广东商人在南京路由浙江路与西藏路狭窄的地段上先后开设了永安、大新、新新、先施由广东人经营与管理的华资新四大公司。其规模和人气，经营方式远远超过英资的老四大公司。其建筑特色成为上海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与地标建筑。其中以郭家后人郭琳爽为总经理的永安公司资金最为雄厚，经营最有特色。它不仅经营国内本土与海外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商品，还在国内首先将购物、餐饮、旅馆与娱 乐等综合经营的新理念引入公司的经营中，如在永安公司新大楼的顶层开设“七重天”舞厅与咖啡厅，下面开设游乐场，底层开设大东酒楼与旅馆。经营范围的扩大，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与知名度。为了增加营业额，公司还采取先进的销售理念，在国内率先发行公司“礼券”。所谓“礼券”，即是一种公司公开发行的只供公司内部使用的有价证券。它分有百、千、万不同的面额。且印刷精致、美观、华丽，具有很好的传情达意的功能。拿来作为生日、婚礼、祝福、酬谢礼品，赠送亲朋好友会很有面子。受礼的人更为高兴，因为它可以很方便地在永安公司门市部门直接消费，购买自己中意的商品，还可享受折扣优惠，因而受到上海广大市民欢迎，使永安公司的营业额大幅上升。总经理郭琳爽之弟郭文聪亲自担任掌管永安公司礼券部主任，由此可见公司对礼券的重视程度。这四大公司近在咫尺，他们经营的商品 也类似，他们 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如大新公司从国外引进当时全国第一台自动电梯。自动电梯对今天广大的顾客来说是最普通不过的了，大商场里到处都有。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可是个稀罕的玩意，许多人在大新公司一层排着长长的队伍就是为了体验一下自动扶梯的滋味，为此吸引了大批顾客，营业额也就上去了。
1927年新新公司在其楼顶开设的首家民营广播电台，由于其播音室四周都用大块玻璃隔开，从外面能看到播音员广播实况，因而上海人又叫它为玻璃电台。在它的影响下，至30年代中期，上海广播电台迅速发展至40多家，广播已融合到老上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四大公司对上海文化经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不得不提到的还有除新新外它们都先后开设过游乐场。当时所谓游乐场就是一种能同时提供十几二十种文娱演出活动的综合场所。演出包括有上海及其周边一些省市的地方戏种如当时很受欢迎的沪剧、越剧、绍兴戏、淮剧、扬剧，还有弹词、滑稽戏、魔术以及各种中外老电影等等。观众只要花一包普通香烟的价钱买一张票，就能从中午12点开始入场，一直看到晚上11~12点随意观赏各个文娱演出。虽然演出水平一般不会很高，也没有名演员，有些演出还有不少低级庸俗的内容。但对上海广大的中下层市民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当时上海周边的城镇居民都喜欢到大上海“白相白相”，除了到四大公司购物外就是到四大公司的游乐场游玩一番。四大公司的上层管理员工，大部分是广东人。他们生活稳定，收入丰厚，是广东人群中的富裕阶层。

（三）
广式餐饮食品行业及杂货行业
广东处在亚热带气候，天气炎热，雨量充足，物产丰富。长期以来，这里的劳动人民利用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生产。所谓“桑基鱼塘”就是在池塘里养鱼，基堤上种桑、育蔗、植果木。以蚕粪、蔗叶等作为鱼饵，把鱼育肥。用塘
泥作为桑蔗和果木的肥料来肥田，达到塘基互养。这种得天独厚的科学耕作方式，使广东盛产各种稻米、甘蔗、蚕桑、花木蔬菜水果、鱼虾水产等农作物。从而为广式餐饮及杂货行业提供了丰富而充足的各种食材。一百多年来，“广东人会吃，吃在广东”，一种具有浓郁南国风情与文化特色的粤菜与广式茶点，其美味就随着广东人走向全国及世界各地而传播到各地。当时在上海婚宴喜庆，生日聚会，公务应酬等场合，粤菜及广式茶点是相当普遍，且倍受欢迎。如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的大三元酒家，新雅酒家，福州路上的杏花楼酒家以及浙江路上专门做广式茶点的利男居，荃香饼家，都是档次比较高和很有名气的。杏花楼的月饼、冠生园的新皮梅、马宝山的饼干，都是非常受当地上海人的欢迎。其中特别一提的新雅粤菜馆，在上海餐饮业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一改中国传统餐馆脏、乱、吵的形象，创造出高雅的用餐环境，引进火车卡座式座位因其有一定的私密性而广受欢迎，后来上海各餐馆包括咖啡馆纷纷仿效。即使在上海本地人开设的高级饭店如国际饭店也都经营正宗的粤菜和广式茶点。他们的厨师大多来自广东。广东顺德是粤菜的发祥地，故有“食在广州，厨出顺德”之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粤菜风靡上海，大量粤厨入沪，其中萧良初与康辉两人就是由粤入沪成为著名的粤菜大师的。萧良初出生于广东顺德，年轻时在广州最负盛名的广州酒家拜师学艺，出师后北上，曾在上海老广东酒家，美华酒家任主厨。康辉祖籍亦是广东顺德，上世纪四十年代进入上海著名的美华酒家，他们两人后来创造出“荷叶盐鸡”、“锦江香酥鸡”、“八珍盐焗鸡”等著名广式名菜，受到热烈欢迎，成为上海粤帮厨师领头人。至于在大街小巷及广东人聚集地里弄内，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由广东人开设的餐饮店或大排档经营正宗的粤菜和广式茶点。他们早上供应广东人喜欢的早茶，有鱼生粥、皮蛋瘦肉粥、及第粥、云吞面、猪肠粉、沙河粉、咸煎饼、叉烧包。下午茶供应芝麻糊、绿豆沙、杏仁茶等各种广州茶食。这些都是大多数中下层广东人赖以生存的职业。由于广东人特殊的饮食文化与习惯，在上海还有一批专门经营广东地方食品的杂货铺，他们直接从广东进货，顾客亦以广东人为主。在这些广东杂货铺中能买到正宗的广东凉粉草、片糖、枧角、豆豉、龙虱、菜干、双蒸米酒、广东黑醋以及洗头用的茶仔。广东地方特色食品有大良磞砂、佛山盲公饼、白糖伦教糕以及鸡仔饼、光酥饼等等。他们在每天的午餐和晚餐时间还提供新鲜出炉的广东烧味腊味如有名的广东叉烧、烧肉、挂炉烧鸭、烧鹅以及广式腊肠、腊肉等等。比较大的广东杂货店有其发号，万成号。在广东人聚居较多的四川北路上有广德成，广茂香。在河南中路上有广恒隆，正恒隆等等。餐饮食品行业及杂货行业从业者在广东人群体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五月十九日注册 2021-03-16 15:42:22
楼主原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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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四）
丝织香云纱行业
广东蚕桑生产历史悠久，带来发达的丝织行业，其中香云纱就是广东人独创的一种丝织品。它是一种在普通丝织品中浸染上一种广东所特有的植物染料，经
过加工处理后颜色变为黑色和深褐色，其中以黑色为主。香云纱硬挺通气，穿在身上汗液很易蒸发而觉得凉爽。而洗涤也很方便，不用肥皂，用水冲一下即可，且干燥很快。广东夏季炎热时间长，湿热气重。它是广大广东普通群众夏季最主要的衣服，其价格也不贵，是最受广东人欢迎的服装。广东人把香云纱带到上海来后，因上海虽是温带气候，但夏天热的时间很长，且很闷热，湿度也大。因而不仅广东人穿它，也同样受到上海本地人的青睐。我们经常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电影上看到当时的普通大众都是一身黑色香云纱中式短装。有些反面角色甚至将黑色香云纱中式上衣的胸前纽扣解开，露出宽大的中式腰带，成了地痞流氓的标志性服装打扮。当时在上海就有一批专门经营香云纱批发业务的广东办庄。这些商家大部分分布在北京东路，河南路与四川路一带的里弄中，如清远里（现今改名为北京里）三和里内，其中比较有名的有裕福祥、惠和祥、同永泰、义生园、隆泰号等等。他们一方面从广东将香云纱运到上海来，然后以上海为中心向上海及其周边的省市如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经销批发。与此同时，他们又把江南丝织中有名的织锦缎等丝织品运回广东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销售。这些商家经营的规模都很大。在广州、港、澳及东南亚都有办事机构。每年夏季是销售香云纱的旺季，在清远里、三和里这些办庄门口就人来人往，大批上海及其周边省市绸布庄的采购员就会来批货。这是他们一年中经营的黄金时节。这一行业经营的绝大多数都是广东人，他们最熟悉香云纱的特性。由于久住在上海，也相当熟悉江南丝织绸，他们将广东和江南两地的丝织品得心应手地统一起来经营，将广东人经商的本领发挥到极致。这一批广东人虽然人数没有餐饮食品及杂货行业那么多，但其上层都比较富有，消费能力很强，是广东人群体里的富裕阶层。

（五）
广东人群体在上海居住地的主要分布及广东人家居生活的特点
广东人群体在上海的居住地对于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人，虽然比较分散，但大多数都集中在上海市区的两大区域。对于层次较高的经营者以及工商业大佬们大多居住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及新闸路一带公共
租界的豪宅中；如新闸路上的三元坊，南京西路上的安乐坊，南汇路上的丰裕坊等，都是比较有名的广东里弄。在这些层次较高的广东人群体中产生了一个称作广东阿妈的特殊的行业（相当于高级保姆或管家），她们大多数来自广东顺德，她们的特点是粗活细活都能上手，且快手快脚，一丝不苟，深受这些广东富裕家庭的欢迎。但对于大多数中下层的广东人来说， 一般都会集中居住在河南路桥（当时称天妃宫桥）及四川路桥北面广大的虹口地区，如七浦路、武昌路、海宁路、虬江路、永安里、横浜桥一带的里弄中。最为集中的有清远里、三和里、桃源坊、同昌里、公益坊等地。你随便走进一家广东人的家庭都会有如下一些特点，在家中墙壁上的显著位置一定供奉有祖先的神台与牌位。牌位一般虽然很简单，只是镜框里的一张红纸。如果主人家姓梁，牌位的正中用毛笔写上“梁门堂上，历代祖先”，两旁分别写上“心田先祖种，福地后人耕”。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一般人家的住房都不太宽敞，但这是每个广东人家庭必需具备的家居布置。早晚一炷香、一杯茶。初一十五还要供上水果。广东人虽然有远走他乡外出谋生的传统，但身在异乡的广东人仍然十分缅怀先辈们在家乡创业的艰辛，祈求先辈保佑儿孙们努力耕耘、枝繁叶茂、平安富有。由于广东人在语言、生活习惯以及饮食文化上与当地的差异，许多广东人喜欢在广东人的圈子内交往。他们有自己的中小学。在当时的西摩路（现今的北京西路附近）上的广东中小学（初中）就招收了大量的广东子弟。校长陈鸿璧是个留学美国的华侨，她终身未嫁，毕生献身家乡子弟的教育事业，聘用老师都是广东人，用广东粤语方言讲课。从该校毕业的许多同学后来大都成为各方面的人才。在上海还有专为广东人办理公益事业的广肇公所（在四川路宁波路口上海银行大楼上），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组织举办过为上海的贫困广东学生助学捐款的慈善活动。因为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百业 凋零。广东人群体中许多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这些慈善活动在广东人群体中有很大的影响。使许多广东人虽身在异乡，但仍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在广东人的家庭中如果有人生了病，他们大都愿意到广东人开设的广式中药铺去看病，如在四川北路虹口居住区的九和堂、天吉堂就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广东药铺，有广东老中医坐堂。他们还经营许多中成药，如十灵丹、保济丸、合仔茶、王老吉，外用药有红花油、白树油等等。许多广东老伯在广东家乡都学过一些中医搭脉，有点医学知识，对一些头昏脑热，伤风感冒等小毛病都能开些小药方，或是买一些中成药就能解决问题。除非有大病才到正规的大医院去。在平时生活中喜欢用饮食来调理身体，煲汤就是其中最大的保健措施。广东人称身体上火为“热气”，因而经常要煲些汤水来饮，一般都会在饭前喝上一碗，最爱煲的萝卜瘦肉汤、西洋菜鱼片汤，菜干猪肉汤等等。既满足了口福又使他们能保持良好健康的身体。按照中国人传统习惯，一个人在异乡去世，都会将他运回家乡下葬。在上海也有一块专为广东人去世后下葬的墓地，名为广肇山庄。它位于上海郊区江湾，完全按照广州家乡风俗布置墓地。广东人在上海客死他乡后，都会下葬于此地。广肇山庄埋葬的都是广东老乡，虽然不能运回广东家乡，但也算是魂归故里了。广东人不保守，容易接受和适应新生事物，但对于老祖宗留下了的许多生活习惯和饮食爱好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花花世界中仍能顽固地保留着。在广东人集中的虹口聚集地，有专供广东人每天早上买菜的菜市场。在河南北路有个铁马路菜市场，供有广东人喜欢吃的西洋菜、枸杞菜、生菜、芥兰菜、苦瓜等各种南方蔬菜。在虹口区许多小巷和里弄内都摆上广东餐饮大排档。广东人习惯饮早茶，实际上就是吃早点。如果你早上到这些大排档上一逛，满街市说的都是广东粤语方言，留声机放的都是广东音乐、粤曲和粤剧。一堆堆广东老伯聚在一起一边看着当天的报纸，聊着发生在广东人群体中的故事，一边品尝着广东传统的鱼生粥、猪肠粉等“一盅两件”，这种气氛犹如身在当今的广州市上下九、一德路等街市中。使在上海这些远离家乡的广大广东游子有梦回故乡的感觉。

（六）
南国文化中的粤曲粤剧是广东人群体的精神食粮，代表南国文化的广东音乐更是传遍全上海并走向海外
上海与广州相距遥远，当时乘坐火车需要2~3天，乘船要将近一个星期，来回一次很不容易。这么多广东人聚集在这个寸土寸金滚滚红尘的上海滩上，要使他们留下来安心生活，就要解决他们背井离乡的乡愁问题。同时让他们感到并不孤单，互相共鸣和互相鼓励。当时通讯联络和媒体还不发达，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互联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无线电广播已经很发达，许多家庭都已有收音机。当时在上海用粤语播音的无线电节目主要有三档。以广东家乡新闻娱乐休闲家庭生活为主，同时还给在上海的广东商家做商业广告，以维持经济运转。一档节目是由崔君侠主持的曲艺，名为广东龙舟的广东说唱，相当于北方的评书。内容大多为广东民间的传说故事，有时能连续播送几个月才能讲完，它最能吸引年老的广东老伯和阿婆们。另外两档节目主要播放粤曲粤剧和广东南音。其中比较有名的由著名主持人胡章钊的新兴广播社主持，以新兴夜谈等形式谈论各种趣事，兼中西于一体，汇南北于一堂，最受欢迎。播送的粤剧也以当时著名的粤剧演员薛觉先、白驹荣、马师曾、上海妹演唱的粤剧“胡不归”“前程万里”“苦凤莺怜”为主，播送的粤曲也多为当时粤曲歌坛四大歌星徐柳仙、张惠芳、小明星和月儿等女演员以子喉唱腔唱的抒情粤曲如“再折长亭柳”等最受欢迎。当时由于没有录音机，留声机也不很普及，电台就采取点播方式，观众喜欢听什么曲子，可以打电话给电台点播，与观众实行互动以增加热烈的气氛。有些粤曲由于点播人数较多，甚至唱片都唱坏，临时要到唱片公司去购买。另一档节目由主持人邝惠南主持，以播放比较传统的粤曲粤剧为主，做的广告以推销三花牌鱼露在广东人群体影响最深。这两档节目都曾出版广东大戏考及新兴粤曲集，许多广东人家庭都踊跃购买，对广东粤曲粤剧的普及与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三档粤语节目还经常举办各种节日大联欢演唱会，慈善募捐演唱会。到时广东人群体中许多粤曲粤剧爱好者与票友将应邀到电台为广大听众演唱。新兴广播社主持人胡章钊主持的联欢会最受大众欢迎。他妹妹胡燕云弟弟胡章坚三兄妹一同登台献艺，带动一大批粤曲粤剧爱好者也积极登台演唱。虽然他们大都只是业余演员，有许多水平还是很高的。由于台上台下交流互动，听众也纷纷打电话来点唱一些他们最喜欢的粤曲粤剧，这是广东人群体中最为欢乐的时刻。这时，一些广东人开的酒楼和餐饮食品店，如大三元、杏花楼、利男居等会送上一盒盒广式点心和食品，以慰劳这些参加演出的业余演员。被誉为“南国红豆”的广东粤曲粤剧，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客居在上海的广大广东人群体，成为他们维系亲情的精神纽带，渗透到许多广东人家庭中，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精神慰藉。而代表南国文化特色的广东音乐，更是随着广东人群体在上海的生活和工作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受到上海本地人的广泛认可和热烈欢迎。当时上海大街小巷、商家促销、亲朋聚会、婚宴喜庆、舞厅伴舞等都经常播放广东音乐节目。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有：柳浪闻莺、连环扣、平湖秋月、饿马摇铃、赛龙夺锦、孔雀开屏、步步高、彩云追月、昭君怨等曲目，由于其节拍鲜明、流畅，幽雅动听，很快就由上海传播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各地的唐人街中，成为南国文化的重要标志。在二十世纪初，上海已经出现专演粤剧的剧场，如当时的同庆大戏院、高升戏院等，专门聘请广东的粤剧名伶来演出。被上海当地人称为广东大戏。但后来更多的是广大粤剧爱好者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业余粤剧团，大约有几十家之多。他们平时经常切磋技艺，有约请时就登台演出。其中最为著名和具有较高演出实力的当为永安公司粤剧团。因为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先生就是一个粤剧爱好者，在他的支持下永安粤剧团在演员、服装、经费等各个方面都是不错的。他的最为拿手的剧目为“山东响马”，在剧中扮演绿林响马单于云，在广东人的群体中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经常在一些广东人的同乐会和晚会上登台演出。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永安公司公私合营的联欢会上，郭琳爽仍登台演出粤剧“山东响马”。1947年香港著名粤剧小武演员关德兴（又名新靓就）带领粤剧团赴美演出，回国途中经上海停留进行了一次商业演出。其演员阵容很强，除名小武关德兴外，正印花旦为高飞凤，二帮花旦梁小燕，名丑生叶弗如等著名演员。演出剧目除传统粤剧“大侠甘凤池”等一些老剧目外，还有新编的抗日现代戏“神鞭大侠”，这是一出反映民间抗日杀敌故事的现代粤剧，由于在演出中引入了西洋乐器如萨克斯风、小提琴等来伴奏，灯光布景运用“海派”布景技术使舞台上“火光”熊熊，衬托出抗日战场上杀敌的气氛。这在当年还是比较少见的。整个演出轰动了当时在上海的广东人群体，被视为生活中的盛事。许多广东商家门口都张贴出演出节目广告和演员照片，许多广东人家庭都是一家老小去观看，成为美谈。当时演出地点为北四川路、海宁路上的虹口大戏院，这是广东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演出的这些天，每到晚上灯火辉煌，人潮涌动，一片广东粤语方言，犹如当时广州海珠、乐善等戏院门口，又魂牵梦绕地回到了故乡一样。按照当时戏院的习俗，在演出落幕结束前十几分钟，戏院剧场后面两扇大门就要打开，这时等候在剧场门口的大批无票的粤剧爱好者和粉丝们就会蜂拥的进入剧场，观看大戏的最后结局和演员的谢幕盛况。这次演出虽然大受广东同乡们的欢迎，获得很大成功，但由于剧团对上海三合会地方帮派“拜码头”不够，得罪了他们，许多三合会成员就不买票来看戏，影响到剧团收入，最后只好卖掉一些演出道具，筹款回程。团长关德兴只好在舞台上含泪告别上海和喜欢他的广东乡亲，留下永远的遗憾。以后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就很少有广东剧团来上海演出。
广东人群体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力，除了广东粤曲、粤剧和广东音乐外，在上海的文艺圈中也有不少广东人，无论是郑正秋领衔的“明星系”，还是黎明伟执掌的“联华系”，蔡楚生、张慧冲、严珊珊、林楚楚等主创人员特别是女演员，广东
籍占压倒性优势，如当时著名的电影女明星阮玲玉是一辈子在上海的广东人。这些人在抗战胜利后解放前夕，大多数迁往香港，迎来了五十年代香港电影业的大发展时期。在广东的音乐人中萧友梅是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国立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在“海派”文化的辉煌之中，广东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七）
广东人群体中的三教九流
在当时上海的广东人群体中，还有一些所谓三教九流的人。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对当时的上海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如当年在南京路繁华的地段上有一家号称“真左笔”的颇有名气的命相馆。馆主是一位梁姓的广东老先生。他在出生时右手就没有手指，只好用左手写字，所以称是“真左笔”。他父亲在广东的老家是一位裁缝，母亲在生他时，刚好父亲在裁衣服时把人家要做的衣服错剪了半截袖子，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但他右手没有手指也不影响他日后的写字和生活。他靠左手写得一手横体好字，而且学会了相命测字，作为养家糊口立命之本。命相馆选在南京路上靠近福建路口的上海女子银行大楼上，由于地段好，它的隔壁就是当年上海有名的红庙。每天烧香拜佛的人很多，顺便到他那里去求财问子，人生大限小限指点迷津等，据说还很是灵验。加上他常年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不仅在广东人中知名度很高，在本地人中也有很多回头客。许多达官贵人经常造访，门口经常车水马龙，收入不菲。一直到解放初期据说还曾有当时的苏联专家找他算命。但随着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就逐渐淡出社会，他的几个儿女都没有继承父业，而是通过高考参加革命工作。
大家知道香港有一个黄大仙观，是道教的圣地。庙宇气势恢宏，香火鼎盛，同时也是一个旅游景点。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上海也有一个黄大仙观，位于宁波路浙江路附近的一条狭窄的小巷内，其规模比香港的黄大仙观要小得多。进门一个大天井，观内是一个二层老式楼房，它的几位道长都是广东人。当时香火也很兴旺，求签问卜，许愿还愿。有众多的善男信女，每逢初一十五更是人潮滚滚，不仅有广东的老伯和阿婆更有很多上海本地的爷叔和阿娘来朝拜。解放后由于反对迷信和社会风气的变化，而上海当地人也不了解黄大仙的道教来历，甚至有人说他是黄鼠狼变来愚弄人民的。因而不久也就消失和取缔了。
在上海还有一批年青的广东帮会势力如三合会等，他们大多练习武术。在上海四川北路广东人聚集地有许多精武体育馆，常年有许多广东人在此习武。他们最引人注目的是组织醒狮团，打着锣鼓舞着狮子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经常出入，他们许多人都穿着彩色衣衫，扎着腰靠和灯笼裤手中拿着棍棒和刀叉，招摇过市参加一些商家的喜庆活动。每逢春节等一些节日，许多商家开张图吉利要迎接财神。经常会在二三层楼甚至四层五层楼上垂吊下一串结扎成一捆捆的钞票作为彩礼，醒狮团就打着锣鼓舞着狮子到其楼下，架起一根粗竹竿，几个年轻人舞着狮子顺着竹竿爬上去，用叠罗汉方法一直叠到最后狮子把这串钞票取下。这时炮竹喧天，锣鼓齐鸣，狮子会摇头摆尾向主人答谢。这时四周围观的群众就拍手欢呼热闹非常，这是每年春节初五迎接财神最为热闹的场面。有时候两队醒狮团为争夺较丰厚的彩礼还会大打出手。三合会作为广东的地方帮派，虽然在港澳和海外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上海的活动比起上海的青帮洪帮来影响要小得多。他们平时很少惹事，至多只是在广东群体中不同集团或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出来摆平而已。

（八）
广东人群体如何开始走向衰落
1949年上海解放，当时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先生在上海解放当天一直在永安公司新楼七重天楼上观看解放军入城过程。看到共产党解放军军容整齐，纪律严明。晚上许多解放军睡在马路边也不去打扰百姓。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民族
大资本家深受感动，并作出决定永安公司留下来继续经营。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几大公司也相继留下来。在这社会大变动中，随着解放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历次运动的开展，社会风气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广东人群中领头人的四大公司经营也日益举步维艰。再加上美国对上海的封锁和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轰炸，外贸出口生意基本停止。由于上海已失去了商业环境，许多大商家的老板纷纷返回广州和港澳。赖此生存的一些广东大酒家饭店如杏花楼酒家，大三元酒家和广大的广式餐饮食品行业杂货行业等都是在惨淡经营中渡过的。当时广东新兴广播社著名节目主持人胡章钊由于失去了商业广告的支持，为了维持生计也改行在电台上打出胡香园招牌来卖酱油，在艰难中继续维持对广东群体的粤语广播。随着资本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的开展，建筑在商业经营为基础的庞大广东人群体就开始走向衰落。但这个群体中许多在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出生的广东子弟已到成年，他们已无法继续走父辈们所走过的路。在困难的环境下他们有些参加当时的南下工作团，有的参军参干走上革命道路，更多的是参加解放后历届高考继续学习，纷纷离开由父辈开创和从事的商业领域。当然有少数家中富有在港澳和海外有产业的广东人子弟也离开上海奔赴西方世界。上海解放后，51年国家组建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上海锦江饭店时，经推荐，三四十年代名扬上海的广东名厨萧良初成为首任行政总厨，先后为一百多位国宾、总统、首相、总理等政要名人主厨和安排菜式。五十年代北京饭店扩建时，同样名扬上海的广东名厨康辉经推荐进入北京饭店担任主厨，六十年代为毛 当厨师，成为名副其实的“御厨”。后来，康辉出任北京饭店的行政主厨，负责筹建钓鱼台国宾馆和人民大会堂餐厅。南北两大国宾馆均为广东顺德人掌勺，粤菜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时代的“国菜”。这是广东人群体中的娇娇者，是广东人最引以为荣的。
在经历了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到了“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大变动中，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也已经离开了人世，留下来的许多人也已到了耄耋之年。当他们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回到上海这个曾经生活和奋斗过的居住地，一定会感叹万分。他们看到当年引为骄傲的四大公司已不复存在，大新公司已变为国营上海第一百货公司，新新公司变为上海食品公司，先施公司变为上海服装公司，只有永安公司仍保留原来的招牌。著名的杏花楼、大三元等餐饮业虽然仍保留下来，但已物是人非。原来广东人聚居最多的虹口区，如四川路、河南路、七浦路、塘沽路等地也已随着旧城改造和市政建设变化得完全没有原来的模样。当他们站在上海黄浦江边看着滔滔的江水，后浪拍打前浪，引起对于前尘往事的回望。看到当年这一庞大的广东人群体虽已衰落，但他们繁衍产生的新一代已走向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中，继续发挥广东人刻苦耐劳、思想开放、有创新精神、容易吸收新生事物等优点，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梦而继续努力奋斗。

本文作者罗志昌1936年生于广东顺德，1941年随父母移居上海，成为广东人群体中的一员。本文所述内容都是作者的亲生经历和所见所闻。从作者少年生活的片段中讲述这个历史的变迁。给后人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忆。作者1954年离开上海，考入清华大学，现为北京某大学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