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人竟然是他！(转载)

中国电视台对欧洲、美洲、亚洲三十多个中文台台长和播音员作了一次调查，调查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你认为谁是中国的名人？”答案几乎都选的是李小龙，只有一位韩国人认为是孔子，因为韩国认为自己是儒教国家。另一个题目列出四位美女，问：“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谁的知名度最高”？答案清一色全都是巩俐。
这个小调查的结果说明，许多人连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可是他们在追随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看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给中国的乱象之后，就盲目认定了一个谬论：中国人没有信仰。
新自由主义大潮退去，丛林法则已成落日余辉，真的金子这才显现出来，那是中国人所拥有的把持千年的精神信仰。中国人的信仰，能够给今日世界提供借鉴。
中国的贵族精神，在于真“士”的信仰。
一个有信仰的人，行为必定与其信仰相符合。有信仰的人才会有所敬畏，认认真真地凭籍良知做人做事。
士，大约成型于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独特群体。尽管其中一部分人也走上沽名钓誉、谋求功利之路，但也有一部分人能抱守价值信约，恪守人格价值。汉代以后，科举制度兴起，“士”风日下，士转为仕的方便之门打开，原有信仰几近崩溃。然而“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仍旧是中国文学中理想的士文化的道统。这种信仰，是中国的贵族精神所在。
贵族精神，是教养和责任，而并不只是一个阶段。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孔门弟子子路与人作战，宁可被打死，也要先把帽子扶正再说，那是贵族对于荣誉感最后的守候。此外，战斗中还有许多规矩，像“不杀二毛”（既不伤害头发花白的人），在今日看来也颇为不可思议。你尽可以笑他们痴傻，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充满信仰魅力的时代。
梁启超先生1922年曾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再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如梁启超先生，便是近代以来把持中国真“士”信仰的人，他并非一定“学而优则仕”，但是他进可为官、指点江山，退可归田园，激扬文字。他以自我的信仰书写自己的人生与壮志凌云的抱负，却能够不急、不慢、不骄、不躁、不卑、不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认真做事，干净做人，这样一种真“士”的信仰，正是中国的贵族精神。
中国为商的道德，在于“儒”商的信仰。
商业必然导致贫富有差距。孙中山先生关注贫富差距时说：“近世的资本发展，诚如佐治亨利之《进步与贫乏》一书所云：现代之文明进步，仿如一尖锥从社会上下阶级之间，突然插进。其在尖锥之上者，即资本家极少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上升。其在尖锥之下者，即劳动者大多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贫者愈穷也。”
由于商业造成阶级分化的定数，就要求商人必须具备精神信仰。儒商鼻祖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中国古代，当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沦落时，人们呼吁建立以儒学价值观为基础的商业伦理与道德规范，目的是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今天，面对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中的信仰沦落，已经有人在研究、复苏中国儒商文化，儒家意义的商人，提示我们，在世界范围的一切经济活动中，操盘者如没有文化信仰，商业都会变成吃人的行业。儒商，就是要求商人无论从事什么行当，都要优先考虑它的人文含义，而非仅以盈利为唯一目的。
中国人的和谐之道，应当成为世界的信仰。
今天，世界文化在加剧。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加平等、和谐的世界。在当代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如此需要中国的信仰来引领世界迷途知返。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产生什么样的国家？是固执排斥其他宗教信仰，是挑起战争，埋下动乱，还是热爱和平，宣扬和平，维护和谐…… 是只看商业利益，还是珍视道德品质……是输出色情、暴力，还是忠孝、节义？
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
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新加坡媒体：美国的衰败之因何时种下？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探讨“蛮族”之所以入侵“文明社会”，是因为那种文明已成为“衰败的文明”，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吸引力”，蛮族对这种“异类文化”必欲去之而后快。联系到伊斯兰文明的强势崛起和扩张，我们应该反省西方文明堕落所昭示的历史宿命。
没有不落的太阳，没有不败的帝国！人类最近的一万年历史中，王朝如云，都逃不出历史盛衰的规律，成由勤俭败由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在自我感觉良好飘飘然时，总会有“例外论”，总会置“常识”于不顾。然而，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个常识很简单：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
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将兴，必然洋溢着一股质朴、自律、昂扬向上的气象；一个民族将没落，必然骄奢淫逸，民风颓废。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举凡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商代将亡，文武百官“率肆于酒”，纣王设“酒池肉林”，“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宾之初筵》，出自《诗经·小雅》），舞姬歌女，醉生梦死。其丑态与今天一些人吸毒之后何其相似。
楚国将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人自称“蛮夷”，崇俭朴而去奢华，从君王到百姓，发愤图强，最终从一个被欺凌的“子爵”小国，一跃成为令诸侯震悚的大国。
唐代由盛而衰，盖自玄宗始。玄宗宠幸杨贵妃，“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安禄山“见猎生喜”，最终导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中国历史上往往都是那些“落后”、尚武而向上的“蛮夷”，最终战胜“精致”“文明”而“腐朽”的朝廷。蒙元如此，满清亦如此，延安窑洞的共产党战胜南京高楼里的国民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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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同样也离不开这一“常识”。罗马帝国创造了西方前所未有的辉煌文明，然而在后期罗马人丢掉了先辈那种纯朴务实、积极向上的罗马精神。他们嗜血残暴而变态，居然为斗兽场内奴隶和狮子之间的搏杀而欢喜若狂，今日拳击场上的血肉横飞依然保留这一残余。而罗马社会饮宴奢华无度，浴场沦为淫乱之所，同性恋、通奸见怪不怪，社会道德败坏到无以复加。最终引发了下层人民和各族人民的起义。随着被称为“蛮族”的日耳曼入侵，不可一世的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
历史上美国是一群清教徒创立的国家，当初乘坐“五月花”号的先驱者，多是受迫害的新教徒。他们生活严谨而保守，工作勤奋而努力，他们把世俗的工作当作对上帝的侍奉，把经济的成功当作蒙上帝祝福的表征，把财富当作被上帝拣选的标志。正是因为这一坚定的信仰，才成就了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国人是有使命感的，他们“要将世界领向善”，然而在二战后，随着经济的繁荣，物质生活的刺激麻痹了不少人的宗教自律，性解放、同性恋、堕胎、吸毒开始泛滥，麦克杰逊涉嫌吸毒、“老虎”伍兹外遇，并最终以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让世人坚定地认同了美国的腐朽和堕落。
尽管多数美国人在骨子里依然保守，尽管共和党依然坚定地反堕胎、反同性恋，但随着美国的传媒和好莱坞大片的广泛传播，美国人“开放”的帽子恐怕是摘不掉了，美国人对世界各国“诲淫诲盗”的感染恐怕也难辞其咎。美国人把工业文明发挥到极致，也把人类的穷奢极欲，欲望扩张到极致，乃至已经引起地球的巨大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信仰危机，而不信天道，不信因果的美国人，以为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可以永久不衰，殊不知，历史周期律和因果规律是绝不会落空的……
去年苹果总裁库克“出柜”的消息曾引起全球的关注，无数网民对这一茶余饭后的谈资津津乐道，性学家也大谈“宽容”。
对于库克“出柜”这样的艳事，一些人居然就如同鲁迅批评“国粹”一样的莫名珍视：“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事关社会风气的小事不小，正如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疾呼：“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当前中国民族复兴的伟业未成，而一些人已有骄奢淫逸之态。是以，有识之士该当忧心忡忡。
历史无情，因果不爽。“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美国必然衰败的种子既已种下，可以放下不论。中国人需要做的，是反省当下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