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例“安乐死”执行者：入狱5年后直言，给100万也不会再干

“有哪些让人同情的杀人犯？”

对这个问题，知乎上有个高赞回答，提到了两个人名——蒲连升、王明成。

1986年9月，一辆警车驶入陕西汉中某农村，将一脸茫然的王明成押上了警车。

他因涉嫌谋杀母亲夏素文，被依法逮捕。

同时被逮捕的还有蒲连升。

他是夏素文的主管医生，这次的“谋杀”行为，他是“帮凶”。

蒲连升，是汉中市传染病医院的医生。

经过学医、从医的多年摸爬滚打，到了1986年，他已经是院长助理兼肝炎科主任。

同年6月23日，蒲连升接收了一名特殊又不特殊的病人。

说不特殊，是因为这位病人患的病并不罕见。

说特殊，则是因为蒲连升为了这位病人家属的一个请求，断送了自己原本光明的职业生涯。

他的人生，也由此改写。

这位病人就是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

夏素文被送到医院的时候，病情严重，神智不清。

在两年前，夏素文就因为腹痛送往医院，被诊断为“肝硬变腹水”。

如今，她的腹部肿胀愈发严重，还出现了下肢水肿、褥疮、大小便失禁等症状，整个人骨瘦如柴。

蒲连升对其诊断后，当日就开出了病危通知书。同时，对夏素文进行了抽腹水回输等常规治疗。

在治疗后，夏素文的病情有所缓解。

但只过了4天，夏素文又开始疼痛难忍。

她呻吟不止，坐卧不宁，难受得用头碰床头，甚至还喊道“让我死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对此，医生也束手无策。只能给夏素文注射安定，帮助她入睡。

“病人送得太迟了，已经不行了。”对于这一事实，医院和病人家属都了然于心。

王明成看着母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于心不忍，决定“帮一帮”她。

他找到蒲连升，提出了一个令其意外的请求。

他想要蒲连升采取一些措施，让夏素文早点咽气，免受痛苦。

听到这个大胆的请求，蒲连升立马拒绝。

毕竟我国目前没有通过“安乐死”的立法，这么做，不合法也不合规。他还建议王明成，“如果实在不想治了，就把老人家带回家吧！”

蒲连升原以为王明成会就此作罢，谁想到，王明成又找上门了。

他先是“咚”地一声跪下央求蒲连升“行行好，让我妈咽气吧”，然后又掏出一份事先写好的免责书，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蒲连升接过一看，免责书上确实白纸黑字写到了，安乐死是他自主的行为，与医生无关。

蒲连升犹豫了。

身为医生，治病救人是天职。

但夏素文已无法医治，留在院内只是在疼痛中挣扎着等待死神来临的那一天。

他想到了夏素文响彻整层楼的凄惨叫声，他很同情夏素文。

最后，蒲连升决定，帮王明成一把。

准确的说，是帮夏素文一把。

蒲连升开了一张处方，上面只有一种药——复方冬眠灵。

复方冬眠灵有镇静、昏迷的作用，正常成年人注射600至800毫克就可致死。

此次，蒲连升为夏素文开了100毫克。

剂量看似不大，但夏素文因为病痛，身体变得非常虚弱，这个剂量虽然不大，但也能加速死亡。

这张处方，蒲连升还注明了“家属要求”，王明成也签了字。

但当天的护士看到这张处方，害怕承担责任，怎么也不肯为夏素文注射。

蒲连升只好叫来省卫校派来的实习生蔡建林。

蔡建林看到处方，也是迟迟不想打。

蒲连升见状便“威胁”蔡建林，不打针就回卫校去，让蔡建林不得不为夏素文注射了75毫克冬眠灵。

多年后，提到护士和实习生此次的犹疑，蒲连升特别理解。

他坦言，如果是他，他也不会为夏素文注射。

他给出的理由是，只有他一个人开处方、注射，没有人能为他证明。

但不管怎样，这一针打后，夏素文平静了下来。

蒲连升下班时，还嘱咐值班医生，如果夏素文12点还没有死亡，就要再打一针。

过了12点，夏素文还没死亡，王明成就两次去找值班医生，要求再次注射。

医生不得不又为夏素文注射了100毫克冬眠灵。

6月29日凌晨5时，夏素文在相对体面的昏睡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也成了我国首例实施“安乐死”的病人。

首次实施“安乐死”，蒲连升其实很谨慎。

毕竟“安乐死”还是个不合法、不合规的操作，哪怕是病人家属要求，蒲连升还是怕出了事情说不清楚。

所以，他保留着王明成写的免责书，还有注明了“家属要求”的处方，甚至为夏素文注射的也不是他。

但就在夏素文死后3个月，蒲连升还是被捕了。

王明成的大姐从头到尾对“安乐死”一事毫不知情，当她得知后，立马找到院方，要求医院赔偿医疗费和安葬费。

在被医院拒绝后，大姐立马报案，控告蒲连升故意杀人。

“立案是7月3日，抓我是9月20日。”对于这一天，蒲连升犹记于心。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有这一天。”

蒲连升觉得自己很冤枉。

在他看来，他这个举动是帮忙。

他和患者无怨无仇，也没有接受病患家属或病患的贿赂，“我为什么要去杀她啊？我不可能的。”

他一口咬定，注射了冬眠灵一定是能减轻病人的痛苦，让夏素文在睡觉过程中就死亡了。

“何罪之有！”

但即便如此，蒲连升还是被关了492天。

直到1991年4月6日，法院宣告蒲连升、王明成无罪。

原因是，经法医反复鉴定后确认，夏素文的主要死因不是冬眠灵。

注射的两次冬眠灵，只是加深了夏素文的昏迷，促进了死亡。

但这次判决检察院并不认可，他们提出了抗诉。

一年之后，法院再次审判后宣告：蒲连升、王明成无罪。

这个结果，蒲连升等了5年。

虽说法院判定蒲连升无罪，但在很多人眼里，蒲连升就是个罪人。

认识他的人都躲着他。

家人埋怨他，医院的人记恨他。

汉中市传染病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中国的第一例安乐死是从自己医院出去的，这让很多本来想来医院就医的人，不敢来了。生怕来了之后就被“安乐死”，回不去了。

医院也因为蒲连升的做法不合法、不合规，免去了蒲连升的职务。

蒲连升的事业一落千丈。

一时间，收入也成了问题。

为了生活，他曾一度在在医院的办公室卖过拖鞋、凉鞋、衣服。

就这样“削职为民”过了十年，医院终于给蒲连升恢复了一级职称。

但实际上凭他的资历，应该是要到副主任医师的职称之上。

蒲连升感叹，和他同年参加工作的人，都“混”得比他强多了。

1998年，蒲连升被裁员。

整个家庭只靠妻子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以及自己每月200元的补助过活。

家庭生活的重担及教育孩子的花费，让蒲连升一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可以说，在“安乐死”事件后，蒲连升尝到了人间太多的苦楚。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除了死亡之外，所有的人间的痛苦，可能我都受过了。”

时间久了，他甚至会拿之前的“安乐死”事件自嘲。

他会这样介绍自己：“我是蒲连升，做过安乐死的。”

多年后，有记者问他，以后还会不会实施安乐死？

蒲连升说再也不了。哪怕他们还是下跪，甚至是拿10万、100万贿赂，他也不可能这么做了。

实施“安乐死”的代价，蒲连升是真的明白了。

虽说，蒲连升的内心还是支持“安乐死”的。

他始终坚持，安乐死是没有痛苦，而且是一种快乐的幸福的死亡。

“我认为人生三步曲是：优生、优育、优死。”他还说，如果可以，他会选择用安乐死终结自己的生命。

有这样想法的不止蒲连升一人。

2003年6月，西安市中心医院收到一封特殊的申请信。

这封信要求医院为他实施“安乐死”。写这封信的人名为王明成。

是的，这位王明成就是我国首例实施“安乐死”的病人夏素文的儿子。

17年前，他就为母亲做了“安乐死”的决定。

2000年11月，王明成检查出了胃癌。

2003年初，王明成的癌细胞扩散全身，他不得不再度住院。

他很清楚，自己时日无多，而现在医院能做的，只是稍微延迟他的死亡。

他不愿在无法承受的疼痛中结束生命，于是，他向医生递交申请书，说自己已患癌，开销很大也极度痛苦，感到生不如死，请求“安乐死”。

但王明成终究没有等到。

他不得不在病痛折磨下，日渐消瘦，直至死去。

在临死前，王明成说，“不能安乐死，我很遗憾啊……”

“安乐死”三个字说来轻巧，要想合法实施却很难。

1936年，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安乐死的协会。

但过了足足66年，同在欧洲的荷兰才决定将安乐死合法化。

直到现在，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

生而为人，我们自然想要好好在人间走一遭。

但如果，在生命的尾声，满是疾病、疼痛、苦难。

我们是否有自主选择终结生命的权利呢？

如果你能因此有些思考，抑或是更加明白活着的重要性。

我们这篇文章，便有了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