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县长最关心的事情

穿过叙永县白蜡苗族乡密密麻麻的竹林，一个蓝衣女孩走了出来。她一看到我就说：“好想快点回上海开学啊。”

女孩叫吴霞，今年17岁。顶着8月末42摄氏度的高温和晒得皮肤生痛的太阳，吴霞邀请我到她家坐一坐。

在院子门口，有啄食的鸡群，一边的棚子里有嚎叫的猪。放暑假回到家，吴霞需要帮家里喂鸡、喂猪、砍柴。

吴霞将我带到屋里一张木桌旁坐下，便讲起她在上海的校园生活：除了文化课和电梯维修专业课，还有戏剧社、足球赛、新学期的实习岗位和在外滩、博物馆参观等活动。

两年前，中考成绩出来，没考上高中的她，哭了。这时候，已经从上海职校毕业的姐姐告诉她：去参加“中职项目”吧。

吴霞的姐姐吴娜，是“中职项目”第一届学生，如今已在上海买了房、成了家，成为了“改变命运”的一个榜样。

“中职项目”是上海思麦公益基金会（下称“思麦公益”）创建的公益教育项目。11年前，一群上海公益人来到乌蒙山区做教育扶贫——他们向四川叙永县当地没考上高中的孩子，提供在上海接受免费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机会，希望间接改变当地的贫困面貌。“中职项目”的时间跨度之大、地理跨越之广，需要上海和内陆多地的民间、企业和政府合作。

过去11年，云贵川三省共有820名孩子进入“中职项目”。如何用教育消除贫困，是这群公益人十多年来在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中职项目”的出现，将公益教育的覆盖面拓宽到此前甚少有人注意的“职校生”身上。它就像一颗种子，在乌蒙山区发芽、结果。

随着时间拉长，枝干渐长，触发的思考也愈多——作为与就业接轨的职业教育，“中职项目”该如何为职校生的实习和就业托底，如何向外推广和更新迭代？而在国家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中职项目”的链条该往哪个方向延长？职业教育如何反哺乡村发展？

这些问题的答案，要从一场长达11年的公益实践说起。

“送孩子去上海念职高，不是卖孩子吧？”一位家长跑到县里问。

听到家长这么问，贾汝敏肚子里窝着火：“我不是卖人，我怎么可能卖人呢？”

一位县领导怎么会卖孩子呢？但这是“中职项目”在招生初期承受着的质疑。

对“中职项目”的不信任，一方面是当地人对一个全新的公益项目的不了解，而另一方面则是对职业教育沉积多年的偏见。

叙永县扶贫基金支会是“中职项目”在叙永落地的主要推动者，时任会长贾汝敏，曾任叙永县副县长，分管过叙永县当地的教育。她知道，职业教育是当地教育系统中“最令人头疼”的一环。

叙永贫困，交通也不发达，当地的职校教学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最关键的实操课程，却在现实中缺位。

曾有家长向贾汝敏反映：“我的小孩去了职高之后，三年学完之后都不知道干吗。”

在对职校不了解、不认可、不信任的情况下，一些考不上高中又家贫的孩子只能辍学，在餐厅、发廊打工，甚至在游戏厅度日。当看到这种情况时，贾汝敏觉得需要做点事情了。

这时候，已在叙永当地做过多年教育资源捐赠的思麦公益再次到来。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思考，除了改善校园的硬件措施、给山区捐赠教学、生活物资、成立帮助贫困大学生的助学金之外，公益项目应该如何迭代，才能惠及更多人、适应社会的发展？

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光改善当地的硬件设施是不够的，当地上了高中或大学的孩子毕业后，许多依然面临找工作的难题，而一些连高中都没读上的孩子，就像墙角的青苔一样，没有被外界关注到，至于那些辍学的孩子，境况可能更糟糕。

在前往叙永调研前，思麦公益的创始人、理事长黄岩，在和上海市房地产学校及一些房地产企业交流时，了解到上海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职校读书，上海一些职校招不满学生，但偏偏，社会上职业技术岗位有很大的空缺，尤其是在楼宇设备智能化、自动化的趋势下，上海非常需要懂技术的新一代职业蓝领。

在那次交流中，上海市房地产学校校长忻健强对黄岩说：“现在，电梯维修等楼宇管理很重要，如果能帮助社会培养出一批责任心强、懂技术的年轻技术工人，上海人民感谢你。”

这句话，黄岩一直记在心里。思麦公益开始筹备，以中职教育为公益项目的新起点，在叙永进行下一阶段的教育公益。

他们将想法带到叙永，思麦公益另一创始人盛放向叙永县扶贫基金支会提议，将叙永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到上海，接受职业技术教育。

贾汝敏一听、一想：上海有空置、优质的职业技术教育资源，而职业教育偏偏是叙永教育的短板，如此一来，不是正好可以将两地的资源进行匹配吗？

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研究合作模式，并将项目命名为“中职项目”。

但仍有许多制度性问题需要处理。中职生一般只在省内流动，要将叙永的孩子送到上海读书，需要体制内跨层级和多部门的配合与多环节的打通。

经过近一年的打磨，叙永县扶贫基金支会和思麦公益制定了一系列合作协议，经过律师事务所的修订，确定上海和叙永两地相关单位的权责，并将协议送到叙永县政府法制办审定，最后由时任县委书记王波批示同意。

有了官方的背书，当地民众对项目的不信任感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但他们依然对那个两千多公里外的都市感到陌生。

第一届“中职项目”，在家长的担忧和项目方的坚定中开始了。

姜远记得，当时有5名家长也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大巴，因为还是不放心孩子。而自己的父母，因为正值秋收，离不开家，只将他送到了车站。

出发前，母亲让他带一点自制的腊肉、剁椒到上海，怕四川娃娃吃不惯浓油赤酱的本帮菜。但姜远环顾四周看了一眼，没有一个人是带着家乡的土特产到城市里的，敏感的他拒绝了母亲的好意。

姜远是“中职项目”第一届学生，此前，他只去过叙永所在的地级市泸州市一次，17岁前的人生，都是在叙永的山村里度过的。

姜远家世代生活在山里。父母靠务农和偶尔到县城里打散工为生。一个月3000多的收入，维系着一家六口的生计。

上学、干农活儿、休息，构成了姜远此前17岁人生的全部。5岁开始，他就开始做手工活儿和农活儿挣零花钱。叙永盛产竹子，竹竿纤维经过机器的碾压，变得柔软坚韧。他跟乡里其他孩子一样，很小便会将竹子编织成竹席。10张竹席弄成一捆，一捆能卖出一块多，姜远从中可以得到两三毛钱。

如果没有意外，姜远的家庭，可能会一直过着如此传统的农耕生活。“中职项目”的面世，让姜远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希望。

通过面试后，他获得了入读“中职项目”的资格。2012年9月1日，他坐上一辆大巴，从家乡叙永县出发，来到上海。繁华城市景象在姜远的眼前展开，突然，落差感和迷茫从心里生出：怎么样才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怎么样才能生存下来？

招录姜远的是上海市房地产学校智能楼宇专业，简单来说，就是电梯维修。第一个学期的理论学习，让姜远在心中慢慢勾勒出了关于这个专业的轮廓。但学校不仅仅是专业学习而已，也是日日夜夜、一件一件小事积累起来的心态转变。

十年过去了，姜远还记得那一次语文课上的演讲。这是一名山区孩子蜕变的起点。

除了日常的文化课和专业课外，学校会举行戏剧、演讲等课外活动，而课堂也提倡大家发言。为此，语文老师规定，每一节课的前5分钟，需要同学上台分享自己的经历。

轮到姜远时，内向的他站到台上，紧张得只能想起了小时候在家抓泥鳅、鳝鱼还有编竹席的经历。当他小心地向班级分享了这些趣事时，没想到竟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共鸣。

这群命名为“四川班”的孩子，有的说“我小时候抓小龙虾”，有的说“我小时候抓过蛇”，在这座最繁华的都市里，一个个来自山野的孩子，争相分享小时候在田间山头的经历。

课堂上活跃的气氛，让姜远感到意外，他尝到了主动外向带来的快乐，感受到了山村生活并不意味着贫苦，反而是一种乐趣。

这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在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渐渐地，他更加主动地融入这个班级，开始积极参与校园里的活动和比赛。他参加过主持人比赛，还代表上海市中职生参加全国技能比赛。

姜远对电梯维修的认知，是在比赛中慢慢建立充实的。职业技术教育更强调实操性和应用性，房地产学校校长忻健强告诉南风窗，为了培养学生对技术工作的兴趣，学校开设了许多兴趣班，并鼓励学生参与各种项目比赛，引导学生在兴趣中锻炼技能。

每一年，房地产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性的技能比赛。得知这个消息后，姜远找到了负责实操培训的老师，主动报名。在那一年里，当其他同学在周末里休息、出去玩的时候，姜远和其他3名同伴待在机房里，研究一架电梯的构造、拆解故障发生的路径。如此一来，与同期学生相比，姜远相当于多了一年的实习时间。

他的付出也是有成果的，在这次全国性技能比赛中，姜远和队友获得了三等奖。这次获奖，让他体验到了作为一名技术工人的成就感，他开始思考未来的职业规划。

在做“中职项目”的过程中，黄岩等人了解到，学校教育和业界需求存在较大的脱节，“至少5年的发展差距”。“中职教育怎么样适应市场的需求？校企共建是关键。”在中职生高三的实习期，思麦公益和学校以及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姜远也由此得到了进入三菱电梯在重庆地区实习的机会。

实操经验丰富的姜远，渴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他再次变得主动，向企业的领导说：“我们想多学点东西，您可以多给我们安排点活儿。”

企业里刚好当时遇到了一个发生了很多故障的项目，领导见姜远如此主动，便将他调到了项目组里。姜远进入项目之后，异常兴奋，他将这些“疑难杂症”看作是自己“升级打怪兽”路上的关卡，每解决一个，职业路上的段位就升一级。

现在的姜远，已经从技术岗位上转型为管理层，他目前是一家楼宇工程公司上海地区经理，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大师兄”“优秀学生代表”。

回想起在“中职项目”的三年，他很是感慨。他告诉南风窗，“中职项目”带给他最重要的东西，是眼界。如果当初他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在家乡学习厨师或者汽修，做的同样是职业技术的工作，但可能一辈子都只停留在山区。

“在老家那个环境里面，有些东西你是不敢想象的，觉得很多东西是不可思议的。”姜远对南风窗说：“但走了出来，有了眼界，才知道有些事情是有可能的，我们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三观和行动也会随之改变。”

像许多中国公益人一样，2008年汶川地震，也是黄岩做公益的起点。

那年5月，几十万的志愿者和公益人士赶赴震中救灾。年轻的黄岩也身在其中，他当时是上海一家国企里的团委书记。地震发生后的第30天，他向单位请了假，带着上海一众朋友和爱心人士筹集的资金来到四川，也想投入震后的重建工作。

但震后，学校等公共建筑的抗震标准大大提高，建筑成本随之增加。一名校长告诉黄岩，他所筹集的资金，最多只能帮助学校修建一个操场。在对比下，黄岩感到了一丝挫败和伤感。正当他准备带着筹款从成都回到上海时，他认识了当时经四川省人大下派到叙永挂职副县长的李伟平。

李伟平跟黄岩说，不要在全国都关注的地方去抢项目，这样公益资金没办法发挥更好的作用。他建议黄岩，去云贵川交界的地方，100多万元就可以建造一所学校，那里也很需要外界的帮助和资源。

在李伟平的建议下，黄岩跑到了叙永。在一所小学里考察时，他看着空荡荡的天花板，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几番环顾之后，他才意识到，课室里一盏灯都没有。

小学校长告诉黄岩，因为课室里没有灯，晴天孩子们会在课室外上课，下雨时，孩子回到昏暗的教室里，在看不清课本的情况下，跟着老师读、背课文。

那时候当地山区的办学条件，令黄岩大受震撼。他决心改善当地小学教学环境。

最开始是从捐赠做起，后来在叙永县扶贫基金支会的协助下，黄岩将公益事业扎根在乌蒙山区腹地。

慢慢几年过去，黄岩意识到，要规模化地做公益，需要成立一个正规的组织。

2011年12月，上海思麦公益基金会成立了。

在创办思麦公益之际，黄岩就坚持基金会必须有生命力，而项目的迭代和调整，就是生命力的体现。

叙永县的喀斯特地貌无法储蓄水，他就筹资建水窖；当地教师生活环境简陋，他就改善教室宿舍，渐渐地，他的助学从硬件转向软件，成立“栋梁工程”，资助考上大学的贫困生。

公益项目需要可持续发展，所覆盖的教育环节的链条也要往外延伸。为此，“栋梁工程”之后，又有了服务没考上高中的学生的“中职项目”。

在过去11年里，“中职项目”培养了许多像姜远这样的优秀学生代表。叙永县扶贫基金支会办公室主任陈俊作向南风窗介绍，“中职项目”切实地改变了许多叙永孩子的命运，一些学生毕业后在上海、重庆、成都等城市找到了工作，有些已经月薪过万了。有的学生在中职毕业之后，通过高职考试，甚至被免试直招，进入了大专院校，有些通过成人高考，之后还完成了“专升本”的考试，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还有个别学生因品学兼优并掌握了一门技术，被特种兵部队应征入伍。

“中职项目”给孩子们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让思麦公益看到了项目向外推广的可能性。

2015年开始，“中职项目”延伸到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县，2019年，首次在贵州省遵义桐梓县招生。“中职项目”逐渐覆盖了云贵川三省，受助学生共820人。

说起“云南班”里那个辍学的小女孩，王明辉红了眼圈。

王明辉是思麦公益的执行秘书长，受黄岩等公益人的影响，2015年，她放弃了一份体制内稳定的工作，加入了思麦公益。

小女孩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原本跟伯父伯母生活，被“中职项目”选中后来到了房地产学校。但因为家庭变故，她产生了退学的念头。

思麦公益知道小女孩的情况后，希望能用额外补助等方法让她继续读书。但小女孩最终顶不住来自家庭的压力，还是主动退学了。

小女孩之后到了广东打工。一年后，她联系学校说，打工时才觉得，还是读书更好。但她的学籍早已退出，在制度上，她难以复学。

面对这些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导致最终辍学的学生，王明辉很心疼。“中职项目”里有几个孩子，都是因为家庭变故，需要他们早早出来打工而离开。但他们也决心，对于其他可控的辍学情况，要从源头上遏制。

2015年“中职项目”开始向外扩张，但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有95%的学生能顺利完成了三年学业，剩下的5%则因各种原因无奈辍学。

辍学，是职业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尤为明显。根据西南大学教育学部讲师林克松等人的研究，2014-2019年，云贵川渝四省市18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职业学校辍学率从8%到40%，辍学高发期集中在第一学期结束或实习结束后。

“中职项目”的学生辍学是从2014年开始的。它的辍学比例相对平均水平要低得多，但仍旧让思麦公益反思。

王明辉他们曾针对这种情况进行过复盘。在前三届学生的口碑和就业成果的带动下，不少山区的家长带着孩子加入“中职项目”。这些孩子自己的意愿不大，而家长也没有进行深思熟虑，更多的是看到好处也“随大流”。

这样的学生，来到上海上学后，会发现自己对所学的专业不感兴趣、学不进去，丰富的课外活动也无法让他们对校园生活产生兴趣，加上其他各种个人境况、心理因素的影响，久而久之也会生出厌学、辍学的念头。这些问题，与林克松在调研中发现的职校学生非贫困性辍学原因大体相似，是当下职业教育运作过程中几乎难以避免的问题。

作为一个非公募的公益基金会，思麦公益每一年筹集资金的渠道有限，每一个资助名额尤其宝贵。他们容不得、也不希望出现学生半途而废的情况。

为了减少学生辍学的情况，思麦公益调整了招生面试环节，除了看学生是否贫困生、中考成绩以及学习能力、为人品德之外，还会考察他们到上海上学的意愿是否足够强烈。面试时，家长或者监护人也要在身边陪同，家长的想法，他们也想了解。

这样的面试，可以筛选掉那些只是“随大流”、意愿不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者。

思麦公益希望，“中职项目”的每一个学生都像姜远一样，面试时眼里含光，对外界有足够的好奇，对走出大山有足够的渴望，对改变命运有足够的信念。

“中职项目，除了教会孩子一门技术之外，是否还关心他们作为人的全面发展？”

在一次交流会上，有人如此问王明辉。

几年前，“中职项目”刚完成了从面试入学、实习、毕业的中职人才全链条建设，尚不太敢回答探索中职学生“全人培养”的问题。但现在，王明辉已经足够有底气地回答：当然有。

自2016年起，思麦公益探索开设了“成长课程”，针对孩子们不同阶段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和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在上海的学习和生活，包含了法律讲座、金融知识讲座、各种文体团队活动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足球成长课程”。

因今年年初上海疫情，学生们只能在宿舍里上网课，线下的“足球成长课程”也暂停了一个学期。总有孩子问王明辉：“足球课什么时候可以开课啊？”

女孩吴霞，暑假最想念也是足球课。每周一次的足球课，西班牙教练都会给学生们安排不同的主题，“尊重”“鼓励”这些词，吴霞是在足球课上学会的。一个人讲话时，自己不要插嘴；其他同学摔倒时，要伸出援手。当足球比赛胜利的时候，外籍教练还会给孩子们送小礼物，有护肤品，也有老干妈。那是快乐的体育时光。

一学期下来，王明辉眼见着这些孩子们从内而外的变化，变得自信、变得关注自己的同时也会关注别人，班级的凝聚力也有所提升。

一次足球课结束后，一个男孩从操场的一端跑过来，找到王明辉。那是一个来自云南的男孩，初中时就辍学过一段时间，在外打工。在工地上太苦了，年纪小、体力少、却一直干着最重的活儿。

“出去打过工后才知道学校好，所以我又回来读书了。”那天，男孩穿过操场，特意对王明辉说：“老师，我很感谢你这个项目，让我继续有书读。”

曾有人不解地问王明辉，为什么要千辛万苦将孩子接来上海读书？上海能带给孩子们什么特别的收获？

她相信，沿海和山区的教学的差距，一直在缩小，但沿海城市能够提供给孩子的眼界、资源和先进经验，特别是在某些行业上的专业优势，是山区在一段时间内难以追上的。

但时代在发展。2019年，叙永摘下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上海本地职业教育的形式也催促着“中职项目”作出调整。

作为项目推动者之一、现任叙永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周之平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去年是“中职项目”十周年，他带队到上海探望叙永的孩子们，座谈会上问起：“现在你们还有没有继续提升学历的想法？”

许多孩子说，他们一直有这个想法，会选择成人夜校或者单独招生等途径，进入高职院校读书。

“中专的学历是不够的，现在能留在大城市的，门槛都是大专学历了。”周之平跟南风窗说。为了解决孩子们的诉求，周之平从上海回到叙永后，召集了相关部门开会商讨如何完善招考制度、拓宽学生提升学历的途径。

在云南，让中职学生参加高考的制度也已打通。王明辉告诉南风窗，去年毕业的“云南班”，自主参加成人高考的比例为100%，如今，制度为这些中职生打开了大门，向上流动的机会再次增加。

中职向高职迈进，是向上的调整，而专业设置的更改，则是“中职项目”广度上的调整。

现任叙永县扶贫基金支会会长张德全告诉南风窗，2019年之后，叙永县扶贫基金支会的工作转入了乡村振兴的阶段，他们和思麦公益开始思考，“中职项目”还要不要做，要怎么做？“乡村发展依靠谁？叙永县也需要人才。”他对南风窗说。在电商行业扶贫效果显著的当下，叙永县有着对于电子商务人才的大量渴求。

在上海和两地的协调下，去年，“中职项目”增设了电子商务专业。2023年，第一批“中职项目”电子商务班的学生即将毕业，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但无论是上海还是叙永，他们都对“中职项目”的未来充满信心。

他们相信，不断随着社会发展而作出调整，是“中职项目”的生命力所在。

（文中吴霞、吴娜、姜远为化名）

    编辑 | 何焰

新媒体编辑 | 莫奈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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