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卫星之父，也是唯独一位含冤自杀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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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国雨落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使中国成
为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极大振奋了国人的自信心，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
我国有多位优秀的科学家参与了此次开天辟地的事业中，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在提到此事时曾说：“搞人造卫星最积极”。
东方红卫星
赵九章是我国著名的大气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空间物理学家，“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的总设计师。但是，他却没能亲眼看到卫星上天的那一刻。
1968年10月26日，也就是在卫星发射成功的前18个月，赵九章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终年61岁。
赵九章在清华大学的恩师叶企孙先生晚年在自述中曾说，“令我痛心的是两位极有才干的弟子英年惨遭不测，竟先我而离人世！”
这两位弟子指的是，清华大学1931级的熊大缜，另一位就是清华1929级的赵九章。叶企孙先生自述中还说：“（赵九章）壮志未酬，真乃中华一大损失”。
赵九章
一
赵九章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通过留学考试，于1935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气象学。
1938年，赵九章获得气象学专业博士学位。当时以他的才学完全可以留在国外工作，但是，他却决定回到战火纷飞的国内，为饱受蹂躏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他回国后，到西南联大任教。
赵九章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刚回国时，他给戴季陶做过一段时间的机要秘书，但是，没多久他就厌烦了官场的腐败昏庸，离开了。如果，他留下，仕途之路想必会一帆风顺。
1944年，对赵九章极为赏识的竺可桢，推荐赵九章到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投身于自己热爱的气象物理研究中，赵九章迸发出了极大的工作热情。
经过赵九章的日夜钻研，1945年，他提出“长波斜压不稳定”理论，成为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
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做学术报告时提出了此理论，获得国际公认。由此，赵九章在国际上的声望日渐升高。
赵九章在德国时留影
解放前，中央气象研究所被南京政府命令迁往台湾，赵九章却不为所动，他发电文给所长：“八年抗战，颠沛流离，实不堪再动”。
于是，赵九章和气象研究所的一大批科学家留下来，为推动新中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11月，赵九章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在他任所长期间，培养选拔了大量人才。
五十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用计算机来做天气预报，赵九章很快发现这一契机，便鼓励刚从国外回来的顾振潮进行相关研究，并组织培训了一批科技人员。四年后我国第一台计算机问世，于是他们作为首批用户在计算机上开展试验，为以后我国气象天气预报事业登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党委书记吴智诚，曾给赵九章当过一段时间秘书。他回忆说，自己20岁时刚到赵九章身边工作时只有高中学历，赵九章就跟他说，只要想学，中科院念书的机会很多。赵九章专门介绍吴智诚到北京大学听课，为此还减少吴智诚的事务性工作时间。
赵九章对年轻人都很照顾，为他们创造机会，指点迷津。地球物理所先后走出了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曾庆存、周秀骥等院士和专家，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气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大批人才。
1958年，赵九章与中国科大学生在一起
二
“只要是国家需要的，他就去做。”吴智诚曾给赵九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震动很大。作为物理学家的赵九章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发展人造地球卫星的迫切性。
从这时起，赵九章就开始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倡议发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阐述人造卫星对中国的战略和国防意义的重要性。
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很快，中科院成立了“581”组，赵九章任副组长，并于10月率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赵九章和一批科学家从到苏联访问归来后，就提出中国要想研制人造卫星，就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外国出于保密的需要，卫星研制的核心技术是不会透露给我们的。
1958年，赵九章率队访问苏联
在赵九章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1958年，中科院成立了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组，进行卫星研制的预研工作。赵九章是这个研制组主要负责人。
赵九章带领预研组为我国人造卫星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如对卫星的温度控制、卫星结构、材料、能源、测控体制、卫星轨道计算等都做了大量的试验。
经过六七年的预研工作，赵九章觉得人造卫星的准备工作可以正式提上日程了。于是，在1964年12月下旬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 赵九章将一份报告直接呈送给周恩来总理, 建议国家正式立项开展人造卫星研制工作。
赵九章的这份报告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很快，中国科学院按照中央指示精神, 组建了卫星设计院, 代号“651”，赵九章被任命为院长。中科院全院参加该任务的有20个单位, 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由赵九章主持。
1965年10月，赵九章和卫星设计院的科学家们开了42天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确定了人造卫星的雏形——1米直径近球形72面体，播放《东方红》乐曲，计划1970年发射。这颗卫星就命名为“东方红一号”。
接下来便是赵九章带领团队投身于攻坚克难的研制之路。
但是，1966年那场运动的到来打破了赵九章献身于人造卫星的理想。
1962年的钱骥与赵九章
三
1966年10月，赵九章被“靠边站”。因为他是戴季陶的外甥, 是蒋经国的同学和表哥 (蒋经国弟弟蒋纬国的生父是戴季陶) 。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但是，还没停止工作。
只要还能工作，还能研制人造卫星，这些冲击、批斗、大字报，赵九章都还能忍。兴许忍一忍，就过去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赵九章的预期设想。
从1968年开始，赵九章头顶上的帽子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又多了个“叛徒”和“特务”两顶帽子。一个“叛徒”怎么能再从事国家机密工作呢。于是，那些造反派们彻底剥夺了赵九章工作的权利。
赵九章每天工作就是呆在学习班，然后就是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游街。
赵九章以前忙于科研工作，很少逛街。现在却被造反派们逼着每天到大街上走来走去，脖子上还要挂一个几十公斤重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
游街时，赵九章还被逼弯腰、低头认罪。但是，赵九章年纪大了，腰不好，弯不下去。造反派们就拿烟头烫他的腰，他的腿，他的脚。就是这样，赵九章的腰还是弯不下去。
即使如此遭受非人的折磨，赵九章还在关心人造卫星的工作，在路上、在厕所碰到他的学生时，仍不忘打听人造卫星的进展情况。
赵九章和夫人孩子合影
后来，赵九章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去劳动改造。在押送路上，因为脖子上挂的牌子太重了，赵九章的脖子上被勒出道道血痕，加上赵九章年纪又大了，身体衰弱，因此行走起来很是吃力。
研究所的同事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 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 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但就是这样，加小编微信：flowersreaders 看更多好文，赵九章还心存希望，他想国家不会忘了这些一心报国的知识分子。他非常想知道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变了没有。
他找谁打听呢。他想到了老朋友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但是，乔冠华的电话号码，他绞尽脑汁却也想不起来。他白天劳动时想，晚上躺在床上也在想，可能是连续不停歇的批斗摧残了他的脑神经，他最终也没想起来。
后来，赵九章碰到邓增昆，让他帮忙。邓增昆回去后，想尽一切办法，却也一无所获。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家中什么书报、本子之类都被抄家的夺走了，又去哪里找得到呢。
当邓增昆无奈地告诉赵九章，他也没找到乔的电话号码时，赵九章的身体明显颤抖起来，眼神也黯淡了下去。赵九章在原地站了足足五分钟，才缓缓地走回家。
这时的赵九章虽然还是“651”设计院的院长，但是一切会议和工作他都不能参加了。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就连人造卫星的研制进展情况，赵九章也问不到了。
他就如陷入了孤岛，虽然深处科学院大院中，一切消息隔绝。现在，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到底如何，他也茫然不知。他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这样没有尊严，饱受屈辱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还有他投入全部心血的人造卫星的消息更是对他绝缘了。
就在这时，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更是如万箭穿心般击垮了赵九章。
四
1968年6月8日，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毒打流血不止，竟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国防部，震惊了党中央，也震惊了赵九章。
听闻姚桐斌的死讯后，赵九章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也不和任何人说话。他沉默着，没人知道他内心里想些什么……
也许姚的死亡给赵九章传达了一个非常无望的警示，给赵九章还抱有希望的内心一致命的撞击。
赵九章，这位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望的科学家，在经过了多年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都没有使他动摇献身科学的理想。
但是如今，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中，他的报国理想却就此折翼，壮志未酬……他多么不甘心！不仅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就连最基本的人格尊严都无法得到保障。
终于，赵九章下定了决心。10月10日晚，赵九章像平时一样涮牙、洗脸、洗脚。他在准备上床前，服下了他早已存好的几十粒安眠药。
他没有留下遗书，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这样以决绝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告别，以这样无声的方式抗议那些惨无人道的暴行。
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就这样离开了。
赵九章和夫人在颐和园观赏玉兰
10月26日，也就是赵九章离世十几天后，正在办公的周总理听到这个悲惨的消息，禁不住流下了泪水。周总理当即打电话给中科院，指示要追查赵九章自杀的真相。
令人悲愤的是，赵九章的尸首竟然都找不到了，最终这场追查也没法进行下去了。
其实，在1968年国庆节前三天，一封天安门观礼券寄到了中国科学院，那是邀请赵九章参加天安门观礼活动的请柬。但是，赵九章没有见到这封请柬，也不知道有此事。
这封请柬被造反派扣押了。
建国后，德高望重的赵九章多次受邀参加天安门的观礼活动。
1968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观礼，赵九章就受邀参加了，这对于当时深处批斗漩涡中的赵九章是多大的安慰！那是国家和政府对于他的信任和尊重。国家还没有忘记他！
但是，就是这次观礼活动引起了造反派的忌恨，有人就扬言，看他国庆时能不能登上天安门。
最终，赵九章在国庆节没能登上天安门，他也没能见到这封请柬。
有人说，如果赵九章见到了这封请柬，如果他能够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也许，他就还能再熬一熬，也许他就不会走上这条路。
但是，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没能给予这位科学家更多的求生机会。
1978年，邓小平批示，为赵九章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3月16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九章举行骨灰安葬仪式，但是，骨灰盒里没有骨灰，这位为国家科学事业呕心沥血的科学家，竟然在死后连尸骨都无法保全，这一切又怎么不让人痛心呢！
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气象和人造卫星事业立下卓越功勋的科学家。1999年10月，赵九章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现如今，距离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中国的航天事业已有了突发猛进的发展。今年7月23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更是开启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新篇章。亿万国人欢呼“火星并不遥远”。
当我们为今天中国的航天事业而欢欣鼓舞时，同样也不能忘了赵九章等一批科学家的无私奉献。他们在当时各方面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披荆斩棘坚守理想，坚持探求科学真理的信念值得后人为之敬仰。
1943年赵九章昆明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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