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续命
本篇将进度条快进到王朝中期，讲述历史上“续命”的故事。
任何一项制度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创造问题；在积德的同时，也是积弊。
因此，当王朝中期帝国运营了上百年后，开国之初的各种制度往往会积弊到无以为继。
仿佛老房子的水管，需要请专业人士来清理了。
纵观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当时间行进到王朝中期时常常会发生一次续命过程。
有的成功，重新焕发生机，史称“XX中兴”。
有的失败，一蹶不振，苟延残喘到末代乱世。
不同王朝续命的方式不尽相同。
一些情况下是对外军事作战，通过战争胜利获得地缘优势，在摆脱高压战备状态的同时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更普遍的情况则是对内财政改革，通过个别关键领域激发社会活力的方式，开辟新的赋税财源。
下面简单梳理一下古代王朝的续命过程——
汉朝：盐铁专卖-匈奴之战-昭宣中兴
唐朝：安史平叛-两税法
宋朝：王安石变法-南迁
明朝：张居正改革
清朝：摊丁入亩-洋务运动
无论是军事作战还是财政改革，亦或者兼而有之，总之得经历一番伤筋动骨的“蜕变”。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同样不是请客吃饭。
军事作战的话题之前聊过很多，比如《汉宫往事》等；本篇试着将视角转换一下，放到“开辟新的赋税财源”上。
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家庭，一个组织想要健康运行，必须得有合理的开支循环。
政权的崩溃，首先是财政的崩溃。
朝廷没钱，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
道理很简单，可从哪来搞钱呢？
主要是人口。
中国古代政权以农业税为大头，无论是按田亩、按户、还是按人头，本质都是人。
正因如此，《三国演义》中刘备从新野樊城逃跑的时候，不忘带上那十几万百姓；诸葛亮北伐失利撤回汉中时，带着陇西三郡的人一起走。
人口对于政权的重要性极高，土地反倒没有那么重要，毕竟天府之国里地多的是。
从这个角度看，古代统治者的以人为本其实是以人为“资本”，一种生产资源。
有了人口，建立合理健康的农业税赋，再配合上盐铁专卖和少部分商税，一个王朝财政的基本框架便搭建起来了。
当然，随着年复一年土地兼并、官僚系统臃肿腐败、苛捐杂税等现象的产生，朝廷的税源会逐渐枯竭。
此时便到了续命的关口。
说到续命，大清是一个十分顽强的朝代。
清朝初期打过不少仗，像康熙年间的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东北雅克萨、西北葛尔丹……
这一轮轮打下来，百姓的负担很重，苦不堪言。
康熙作为一位封建时期杰出的皇帝，对流民日增、社会动荡的问题非常敏感。
怀揣着体恤民力和稳固帝国秩序的双重考量，康熙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圣旨。
即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不再承担丁役。
1723年（雍正元年），刚刚上任的雍正皇帝在父亲基础上推出了著名的“摊丁入亩”政策。
简而言之，就是把康熙年间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统一征收。
这样以来，朝廷大部分赋税落到了拥有土地的地主和富农身上，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
有了政策基础，再伴随着红薯、玉米等大宗农作物的输入，此后一百年间清朝人口开启了爆发式的增长。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突破1亿，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突破3亿，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突破4亿……
只要人口不停增长，朝廷财政上就可以想办法享受到“人口红利”。
比如虽然田赋固定了，但新增的人总要吃盐吧，那朝廷的盐税便会变多。
可天底下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
一项优秀的改革制度能管半个世纪两三代人，已经十分了不起。
人口红利作为大清财政的重要支撑，到了咸丰同治年间难以为继。
对外割地赔款，对内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如火如荼，清朝的人口增长不仅停滞，甚至开始下降。
前文中引述过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的对话，其中曾国藩曾发出如下感慨——
“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奈何？
只能靠第二波续命。
与上回誉满天下的康熙爷不同，此番帮助大清再续五十年的主角是谤满天下的慈禧老佛爷。
不同于传统认知，如果大家穿越回晚清采访某一位封疆大吏、总督巡抚，他们对慈禧的评价大概率会高于咸丰、同治和光绪三位皇帝。
道光、咸丰年间，清朝面对列强破门带来的大变局几乎毫无应对措施，一副束手待毙的样子。
而辛酉政变之后，在慈禧和恭亲王奕䜣叔嫂两人的齐心合力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外事机构迅速建立，洋务运动如火如荼。
成立几个衙门机构算容易的事情，文章一开始提到过，王朝续命的核心是“开辟新的赋税财源”。
那么晚清精英们找到的新财源是什么呢？
海关关税。
亚当斯密和市场经济最核心的理论——交易产生财富。
不管是出于被迫还是自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与列强的对外贸易逐步规模化展开。
1863年11月，大清总理衙门宣布解除李泰国（英国人）总税务司的职务，任命同为英国人的赫德为总税务司。
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年出生，1861年起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升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时只有28岁。
赫德是晚清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洋人。
他执掌清朝海关大权一直到1908年，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
赫德执掌海关之前，清朝的关税每年不到500万两。
他离任时，清朝海关的关税达到了每年3000余万两，成为朝廷最稳定、增长最迅速的一笔收入，基本相当于清廷的“国税”。
正是由于这笔钱的存在，使得晚清财政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能够红红火火的搞洋务运动，买这买那。
清末向国外洋行借贷，一般也都是以关税作为担保。
凭借着出色的政绩，赫德先后被加挂按察使衔（正三品）、布政使衔（从二品），1889年晋升正一品大员。
虽然是个洋人，但赫德深通大清官场的礼节与中国士大夫习气，备受主管单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好评。
曾任领班总理衙门大臣的恭亲王奕䜣曾评价道：
“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
1911年，赫德病逝于英国白金汉郡的马洛，清廷闻讯后还追授了他太子太保的荣誉。
晚清时期，在海关关税和地方营业税的帮助下，实际上已经搭建起一套新的赋税制度。
回顾清朝的失败，其实败在世界大势和外患的成分更多一些。
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逸梦待后人。
十九世纪的蓝星是一种列强竞逐、你死我活的状态，对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十分不友好。
换言之，假如换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环境，破解财政密码的清朝再绵延个几十年也说不定。
晚年赫德
最后，对文章内容做一下总结。
按照笔者个人理解，政权开辟新赋税财源无非是以下几个途径：
人口红利（二胎/三胎）
市场经济（统一大市场）
对外贸易（一带一路）
技术驱动（看运气）
军事抢劫
1978年之后，尤其是1992年之后中国的迅速发展，实际是叠加了上一个时代的人口红利+市场经济改革+对外贸易（加入WTO）。
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尽管人口红利方面没有享受太多，但却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领域实现突破，诞生了一批垄断全球的新兴科技巨头。
抚今追昔，如今解锁新技能包的任务，已经同时摆在了中美两国面前。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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