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微信朋友圈有时就跟义和团时的北京城差不多

本文作者：莫琪

一百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至今仍时常被人提起。无数华北贫苦农民降神、施法，自信“刀枪不入”，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枪炮拼搏。慈禧的一句“即使法术不可信，至少还有民心”，轻易地了结了朝廷中对义和团法术是否灵验、是否可以凭恃的争论，统治阶级复杂的内外政权斡旋转化为顺意民心之举。

止庵的《神拳考》与大多数关于义和团的书籍不同，不走历史考证、事件评价、文学演绎的老路，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一运动中的现实、“神奇的现实”、仪式与巫化、希望与信仰、真诚与欺瞒、“神—鬼之战”“人—人之战”等的分析，揭示其社会基因、文化底里。多引史料，不自说自话，读来悲且叹，心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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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认为中国文化中不无不相信事实却相信虚妄的一面，而探寻这份虚妄的所在，正是他写作此书、理解当年人物种种作为的路径。止庵所写的不是一本历史评价的书，而是采用文化批评的方式去观察那一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义和团要是知道自己的法术不灵，他们是否还会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众要是事先知道义和团法术不灵，是否还会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止庵说，他的写作始于自己的这一疑问。

不下雨是洋鬼子捣乱所致

止庵以研究周作人、张爱玲闻名，为何又要下那么大功夫研究义和团呢？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止庵用这样一个例子说起：“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里讲钱玄同来到北京，用的车夫以前是个义和团民，后来改信天主教了。钱玄同问怎么回事，车夫说：‘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不灵’。”历史的大网牵引着每一个时间点，这种互相牵扯的关联性让事件具有了故事性。但是止庵说：“我为写这本书读了700多万字材料，然后把历史学家弃而不用的所谓当时的‘大话、空话、假话和我们听不懂的话’十几万字抄下来，据此写了这本书，这些真实的史料比小说有意思多了，我想这些材料现在的人也不妨看看。”

书中写道，面对义和团运动的威胁，时任英国驻北京公使的窦纳乐称，“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复平靖。”在信后他附上当时北京西城张贴的义和团揭帖：“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止庵称，在饱受旱灾的农民看来，灾是“鬼”，也就是那些传教来的洋鬼闹的。

一首出名的义和团乱语对这种逻辑有非常明晰的概括：“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教堂、旱灾，以及越来越多的义和团焚毁教堂行动，被赋予新的意义。

人与神的距离从未这样接近过

“义和团在山东的前身是神拳，已经具有神的观念；作为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和人神之间交流形式‘降神’，早就存在了；作为降神结果之一的‘刀枪不入’，也被习拳者所相信。此外最关键的是，降神仪式极易操作，有念咒、焚香，乃至一跺脚，神就附体了。如果仪式太复杂了，很多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就做不了了。人与神的距离似乎从未如此这样接近过，简直是召之即来。此外神之于义和团如此重要，但是要想胪列一份详尽的义和团神谱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义和团有着代表本土宗教对抗外来宗教的强烈色彩，不仅奉的神糅杂自佛道诸教，仪式装束也由那里拼凑而来。”

当时有个咒语是这样念的：“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灵，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止庵介绍说，义和团所的奉神是由当时底层民众整体的文化构成决定的，他们所接受的内容大多数是听书、看戏得来，通过降神，自己变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义和团给身处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次使自己突然变得伟大的机会。止庵认为，这也是义和团如此具有号召力的原因。“这一运动更是场神的而不是人的战争；所凭借的是法术，而不是人力；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神，而不是人；人只是神的载体，其意义也仅仅在于能否成为载体。”

止庵认为，朝廷对义和团的支持和基层统治的瘫痪，使得团民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威，除了洋人、教民，洋货也成了义和团另一主要攻击对象，城内外凡沾洋字的洋货尽行毁坏，但当时洋货使用已经相当广泛，甚至团民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洋货的使用者。解决上述文化冲突的简便方法，就是采用一项措施——“城内城外各行铺户与各街住户，义和团俱饬令避忌‘洋’字，如洋药局改为土药局，洋货改为广货，洋布改为细布。”止庵分析，他们相信，语言有着超自然的力量，改变称呼和说法，则可以避免灾害，甚至赢得胜利。“义和团仪式成为全体民众的举动，意味着神真正降临人间，整个社会已经被巫术化了。”

洋人、教士、教民和八国联军，这些义和团的斗争对象被想象成鬼或怪物，战争本身有时就是一系列想象中的神鬼斗法。有时，团民更满足于编造一些恍惚迷离的神怪故事，例如八百余岁洋人在教堂里做法，忽然不见了遁地而去。不管什么事情出现，都会被附会出特别的意义。止庵称，历史上我们很少遇见集体想象力这么发达的时候，而且大家无一不把想象看成是现实。

义和团进入京津后，传闻就更多了。义和团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传闻之中的。被传闻最多的是义和团的法术，它们在传闻中进一步被夸张了，如何显灵也在传闻中被证实了。止庵认为，社会对义和团、对法术应验的期待是急功近利的。当时的记载表明，义和团的无论什么说法都得到了民众的响应。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主动、自发地接受这一切的。集体仪式对底层民众来说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绝好机会，他们相信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同样可以取得神力。

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果只有上述义和团和民众两方面的参与，历史不会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还需要有朝廷的参与。止庵在书中称，正是朝廷最终把民间自发的义和团变成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运动。这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它是当时中国政治大格局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交织着中外之间、满汉之间、帝后之间和维新保守两派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朝廷实权一派想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但是他们所要“扶”的“清”，第一是那个“天位”，其次才是大清。

书中写到：“在并不认识世界的情况下，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战争。”止庵补充道：“当时的统治者很少有人想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光绪以及被杀的‘五大臣’之外。事实上当时朝廷中只有少数人（尽管他们掌握着主要权力）企图利用义和团达到个人目的，大部分在职官员和作为他们替补的民间读书人，如此热情欢呼义和团的出现，积极投身这一运动，绝不是‘利用’二字能解释得了的。义和团从根本上讲，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的区别，也仅仅是要么不讲理，要么讲歪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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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维方式就是不求实证，不讲逻辑。”“这种愚蠢登峰造极的表现，是朝廷专门礼聘五台山僧以助攻西什库教堂。倡导此举的启秀，打扮成团民亲自参与进攻的刚毅，无疑都是真诚的，这正是他们、朝廷乃至当时整个国家最具悲剧性的地方。只有真诚才会不顾及一切，也只有真诚才足以毁灭一切。”朝廷对局势的错误判断几乎贯穿了整场战争的始终。越来越迫近的威胁对某些官员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们仍然做着自己辉煌的胜利之梦。

“义和团作法的时候，认为洋人也在作法，自己失败是因为对方的法术高明，自己的法术还不够 所以还得去请来更高明的人。另一方面，指责因法术失灵而阵亡的团民，认为他们道德败坏。‘该团友因贪财不听法令，以致符咒不灵，死有应得。’人们越是鄙弃这个不幸的死难者，就越会相信法术可能灵验。这种种的解释，使得本来一时就可以验证真伪虚实的事延续为一个历程，繁衍为一场运动。”

止庵认为，“时隔116年回头来看当年义和团民、以及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用愚昧、可笑这些词来形容，未免太容易了，116年前的事好像已经非常遥远；另一方面，义和团出现的时候，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发生，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都出版了，欧洲甚至都到‘世纪末’了，在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发生过了，出国的留学生都有学成回来的了，外国的机械、技术，各种洋货也被广泛使用，这之后再出现这件事，好像又太晚了，与我们所间隔的116年好像并不算长。我不认为那之后有与之可以完全类比的人或事，但义和团的思维方式、当时人不信真实反信虚妄，不求实证，不讲逻辑的现象，时至今日未必已经断绝。你看现在微信朋友圈，有时就跟义和团时的北京城差不多，很多人只看标题，连内容都不看，就匆忙转发。自己都未必相信的消息，就转给大家，还有长盛不衰的那些养身贴。开药方并不是我写这书的目的，但我认为讲实证、重逻辑，无论如何是应该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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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最后说：“当我们肯定或否定，赞美或批评历史上的一些人或一些事时，我们其实是置身事外的；与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设身处地’的书。然而当我们设身处地时，我们未必觉得也要像当年人物那样做，或只能那样做，甚至应该那样做，反倒可能认定自己不会那样做。而不那样做就需要比他们在知识、思想、学问、修养等方面做些修正和补充，这也就涉及整个文化背景的问题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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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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