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总，生日快乐！山河有幸，长歌当行！

今天，是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的生日。

任总，生于1944年10月25日，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其33岁时，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1987年，任正非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

没有人能想到的是，其创立的华为改写了ICT行业、影响了世界通信格局。华为被美国连续制裁的这三年多时间，任正非展现了一个中华儿女的伟大情怀，其格局、其意志，让世界刮目相看。

任正非，作为华为创始人，用实际行动重新定义了中国企业家精神。他的创业故事激励着无数企业家搏杀奋斗。他和他缔造的企业一样沉稳低调，历经沉浮坎坷，却最终披荆斩棘，登上了个人意志和时代的巅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任正非是一个为了观念而战斗的硬汉。

——时代周刊

任正非带给我们的，不是5G技术，不是手机产品，最有价值的，一是其打不垮的精神给我们的民族自信增色不少，告诉我们可以不跪；二是其探索出来的东方文化与西方科学管理融合在一起的华为管理之道将滋润众多的中国企业，帮助我们实现更强。

——蓝血研究

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

——经济学家张五常

01

我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我们兄妹七个，加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

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

59-62年，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我正好在那时念高中，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饥饿，天天都是饥肠辘辘，无心读书。我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悄悄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使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起了巨大的功劳。

中国要建立辽阳化纤工厂，从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引进设备建设化纤厂，我正好去参与建设，接触了很多先进东西，也避开了一段过激的革命活动。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家重新振兴的时候，学到的本事和技术，得到应用，快速进步。

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岁。

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

在我们快速进步的时候，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建设，决定大裁军，把军队裁掉。我们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这个开放改革的前沿阵地。

在不懂市场经济的时候，我犯了大错误，给人骗走了货款，我花一年多时间去追货款，那时没钱请律师，我把所有法律书籍学了一遍，准备自己当律师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财产，但不是现金，变现还是有损失的。

后来公司就不要我了。

2019年10月25日，孟晚舟：父爱如高山，巍峨而绵延……父爱如天空，深远而宽厚……父爱如大海，永恒而深邃（只是偶尔会咆哮）……

02

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时候，创立华为的。

我从军队转业，我们夫妻二人一共拿到3000元左右人民币的复员费。当时深圳要求公司注册资本最低是两万元人民币，我通过集资的方式获得21000元的资金，注册了华为这家公司。

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

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

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

我们在追赶的时候是容易的，但在领队的时候不容易，因为不知道路在哪儿。我当年精神抑郁，就是为了一个小灵通，为了一个TD，我痛苦了8至10年。

我并不怕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怕来自内部的压力。我不让做，会不会使公司就走向错误，崩溃了？做了，是否会损失我争夺战略高地的资源。内心是恐惧的。

TD市场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投入，所以没有机会，第一轮招标我们就输了。第二轮我们投入了，翻上来了；第三轮开始我们就逐步领先了，我们这叫后发制人战略。

但那8年是怎么过来的呀？要我担负华为垮了的责任，我觉得压力很大呀，这么多人的饭碗要敲掉了。因为不知道，所以很害怕，才很抑郁。

小灵通的出现在中国是一个“怪胎”，这个“怪胎”是体制形成的，不是自然成长出来的。

因为中国1800M频率，富余55M，这55M频率完全可以分给电信，电信可以上GSM，完全没有必要上小灵通。但是这55M就不分给电信，电信要找到一个不受频率管辖的产品，正好PHS小灵通的频率信号很弱，本身就是家庭电话，他们增强一下，就做社会电话。

小灵通是临时性产品，因为电信没有无线，就用来替代无线。我认为，战略是要从长远来看问题，到底这个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

小灵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产品，会消耗大量精力，将来怎么把战略力量聚焦到有希望的领域？外部的压力，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反正坚决不做；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不做，万一华为公司真的由于我判断失误栽跟头，死掉了怎么办？

当时华为公司处于很大的生存压力中，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聚焦做3GPP标准的产品。这个过程经历了八年，内部有很多人都在写报告要做小灵通，他们是想多赚一点钱，觉得小灵通很简单，完全可以上的。

我每看到一次报告，就是一次内心的纠结折磨，痛苦得无以复加，可能抑郁症也是那个时候变得严重的。直到八年以后，中国确定放3G牌照，我们的心才真正放下来。

如果说三个操作系统（安卓、IOS、塞班）都给华为一个平等权利，那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需要的。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优势呢？微软的总裁、思科的CEO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害怕华为站起来，举起世界的旗帜反垄断。

我给他们说我才不反垄断，我左手打着微软的伞，右手打着CISCO的伞，你们卖高价，我只要卖低一点，也能赚大把的钱。

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

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

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当时准备（把华为）卖给美国公司，我们的想法是，一群中国人戴着一顶美国“牛仔帽”打遍全世界。这个想法没能实现之后，我们高层领导表决，还卖不卖？

少壮派一致表决“不卖”，我也不能违背。我告诉他们，迟早我们要与美国相遇的，那我们就要准备和美国在“山顶”上交锋，做好一切准备。从那时起，就考虑到美国和我们在“山顶”相遇的问题，做了一些准备。

美国退出了全球化，怎么会赢呢？美国拥有很多尖端科学技术，处于世界最高端，就像喜马拉雅山上的“雪”一样，雪水一定要流下来，滋润周边的田地，生产了庄稼，从庄稼获得分成，雪水才是有意义的。

如果美国不允许山顶的雪融化流下来，山顶上的美国公司是很冷的，员工要吃饭，如果不去浇灌农田拿到分成，他用什么去买牛排？美国的优势是高科技，如果高科技不卖给别人，美国的国际贸易就没法平衡，那美国人怎么涨工资？时好时坏的中美关系，是它的需要，并不代表它（美国）的醒悟。

但我们仍然要坚持向美国学习，它百年积累，灵活的机制，在科学、技术上还是比我们强很多。我经常在网上看到网民问，陈平讲的美国和任正非讲的美国，是同一个美国吗？陈平讲的是社会问题，我讲的是科学、教育和技术问题，角度不一样，说的是同一个美国。

社会问题太复杂，让政治家们去解释；科学是真理，只有一个答案，科教是比较单纯的，这方面美国是强大的，它百年的基础是比较牢实的。

我们不能因美国打压我们，就不认为它不是老师，不向美国学习，这样会走向自闭。

2020年10月25日，华为中国：夜很长，冬天很冷，我们无惧，因为，有您。

03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记忆就是吃不饱，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想吃一个馒头。晚上睡觉做梦想是不是有个馒头吃，并不是追求好好学习，将来有什么发展机会。

我从小到大不知道零花钱为何物。在高三时，母亲终于和我谈话，答应每天给我5分钱的零花钱，我觉得好自由。

对于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既亲密也不亲密。

说不亲密的原因，是在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当兵去了，每年有11个月不和孩子在一起，剩下探亲的1个月，我在家的时候他们去上学，放学吃了饭他们要做作业，所以在他们的孩童时代、青年时代，我们的连接不够亲密。

第二个时期就是创业时代，为了生存而奋斗。我基本每天16个小时在办公室，无法顾及这个家，所以我的三个儿女和我都不亲。

从父亲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亏欠他们的。我曾经和他们谈过话，我问，“是爸爸小时候天天和你们在一起玩捉猫猫好，还是像今天创造一个平台给你们提供机会好？”他们说，“还是创造平台好”，所以他们就谅解了小时候我没有抽时间陪他们捉猫猫。

为什么我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寡言？因为小时候看到父母的磨难，我就一心一意去做数学题、物理题；工作时一心一意研究制度和管理，很少过问社会上的事，也很少过问政治，这形成我的性格。

我的性格形成，可能缺少跟孩子做做游戏、躲躲猫猫。前两天我太太说女儿小时候想用2欧元买个陀螺，我没给买，她为这个事情还在数落我。我说现在可以买了，女儿已经不要了。

因为早期奋斗时，我到非洲、拉丁美洲一出差就是几个月，回来没两天又走了。那时是为了生存而挣扎，没有时间陪过太太，也不记得给太太买礼物，不记得给小孩买礼物。

有次给小孩买了礼物，女儿说，“以后你不给妈妈买礼物，我坚决不要你的礼物”，这给我提了醒，原来我对家庭的责任还是尽得不够。

对现在家庭的遗憾很多还是可以补救的，但是我没能照顾父母，是不可能补救了，“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对我人生是很大的遗憾。

儿女大了，他们成长太顺利了，（孟晚舟）受点磨难应该是好的。“没有伤痕累累，哪能皮糙肉厚，英雄自古多磨难”，我认为这个磨难对她本人也是巨大的财富。经过这些困难，有利于让她意志更加坚强，成长更加有利。

她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架飞机，被打得千疮百孔还在飞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架伊尔2轰炸机，被地面炮火、空中炮火打得破破烂烂的，还在飞行。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及时孝敬父母，当我醒悟到要去孝敬父母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留给我终身遗憾。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傻、执着，这是我太太说的。我啥爱好都没有，我就是聚焦在一个窄窄的面上。

我太太总是问我到底爱什么？我说爱改文件，因此我希望更多的精力用在内部，而不是外部。所以，我就没有做董事长。

董事长要承担工商登记的责任，要签这个文件、那个文件，那都是杂事，都是打杂，跟清洁工一样，这不是我愿意做的。

我愿意做的就是万事都不管，就管这个公司，我的性格使然。我跟外面谈，外面一问，“你怎么这么伟大？”我说，“我不是松鼠，怎么会尾巴大呢？”他说，“你说自己不伟大，你是假谦虚吧？”

因此，我没法面对媒体，说自己好，不信；说自己不好，他们说你是假谦虚。因此外界的报道有时不代表我的本质，我觉得没有时间跟大家做解释，因此我见媒体见得少。

年轻人要轻装前进，不需要谁记着我，我最大的理想是上街喝咖啡，谁也不认识我。这次疫情期间，我逛了深圳许多公园，反正没有人；我也去喝咖啡了，逛了空空商场。

感受到深圳很美好，但是过去我没有享受到，因为网红，一出去就被围观，拍了照片还拿去上网。以后我老了，满脸皱纹，戴着帽子、杵个拐杖出去喝咖啡，没人认出来，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重新看看美丽的祖国。

☀本文选自蓝血研究（lanxueyanjiu）。由华为管理专业研究机构——蓝血研究院创办。聚焦于任正非的商业智慧和华为的管理方法，帮助中小企业践行实业，复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