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外圆内方，才能干成大事！

历史学者张宏杰是研究曾国藩的专家，他认为曾国藩是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因素最集中的一个人。

并且，相比王阳明这样的天才，曾国藩是“中人之姿”，农民出身，没有任何背景，“拙”而“诚”，一路用这两个字去改变自己，改变身边的世界，最终成为“晚清第一名臣”，并在功高盖主之下，全身而退。

本文摘编自张宏杰老师解读曾国藩的课程《张宏杰：曾国藩成事之道24讲》，讲曾国藩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屡建功勋，却被咸丰打压、官场同道排挤，直至被解除兵权。

曾国藩退居老家2年，从愤怒到自我反省，最终“大悔大悟”，选择调节自己、和光同尘，赢得做事、做成事的机会。

从这之中，相信我们可以学到曾国藩应对困局和痛苦的恒心与定力。

作 者：张宏杰 历史学者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因为卓越的管理能力，曾国藩创立的湘军非常厉害，在太平天国运动强势崛起的情况下，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湘潭大捷、收复武汉等等，扭转了大清王朝的命运。这让本来已经灰心丧气的咸丰皇帝看到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大喜过望之下，他发布一道上谕，任命曾国藩当了湖北巡抚。

曾国藩也非常高兴。带兵打仗，处处离不开地方官的配合，但是就权力来说，大清的总督和巡抚才有实权。从级别上说，曾国藩跟这些总督和巡抚是同一个级别，都是正二品，但是各地地方官并不把他当回事。

为什么呢？因为创建湘军的时候，他正在家里给母亲守孝，所以他是以一个退休官员的身份来带兵。大家都知道，县官不如现管，你曾国藩以前是副部长，你在北京的部里，说话算数，但是现在在湖南地方上，你说话就不算数了。

所以湖南地方官员，在练兵的事上，不配合曾国藩。曾国藩个性又特别强硬，因此跟这个湖南官场相处得很不好。带兵打仗，要招人、要花钱，地方官们既不给他人，也不给他钱，曾国藩是处处碰钉子。

这种局面下，曾国藩迫切需要地方实权，需要一个总督或者巡抚的头衔，这样才能调动地方资源，有利于他和太平军作战。这一点，咸丰皇帝心里很明白，所以他让曾国藩当了巡抚。

上谕发出后，咸丰皇帝召见了军机大臣，咸丰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意思就是我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看来曾国藩这一介书生，不光是能吹牛，还真是有点本事的。

然而，就在这时，军机大臣里有一个江苏人彭蕴章。这个人趴到咸丰皇帝耳边说了一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这个彭蕴章说了句什么话？

他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也就是说，曾国藩本来不过是一个以侍郎闲在家守孝的退职官员，跟平头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一个老百姓在家里头一呼而起，能聚集起这么多人跟他卖命，而且所向无敌，这个恐怕不是大清之福吧？

咸丰皇帝一听这话，如同兜头浇了一盆凉水，“默然变色者久之”。

可不是吗？你曾国藩这么厉害，如果哪天起了异心，这只生猛的军队，谁能挡得住？想当初，汉朝的皇帝想用曹操来灭黄巾军，结果怎么样呢？黄巾军是灭了，但是曹操反过来篡了汉朝。想到这，咸丰不由得汗毛倒竖。

咸丰皇帝头脑当中，满汉之分这根弦，绷得一直是非常紧。所以他马上又下了一道上谕，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咸丰说：你啊，还是专心办理军务，不用署理湖北巡抚了，巡抚我另派他人。

那么曾国藩头一天，接到了让他当湖北巡抚的这个上谕，非常高兴，第二天，这个高兴劲还没过去，第二道圣旨又到了，不让他当这个巡抚了。曾国藩马上就感觉到咸丰皇帝对他的这种不信任。

咸丰是打了一个如意算盘，他计划让曾国藩这支湘军打游击野战，哪有事、哪危险，就派到哪去，但是不给曾国藩实权。等这个湘军歼灭了太平军的有生力量，最后再由盘踞在南京脚下的满族将领来收工。这个南京最后要由满族将领攻下来，这样天底下人就会认为，是他们满族人最后平定了太平天国。

咸丰的这个算盘打得很好，但是曾国藩可就陷入到困境当中。他成了一支游击队，哪有事打到哪。后来江西被太平军攻占了，咸丰就命曾国藩到江西去作战。湘军是出省作战，是帮江西打仗，咸丰就让江西省政府负责供应曾国藩军饷。但是江西巡抚，叫陈启迈，这个人心眼很小，权力欲又重。在他眼里，这个曾国藩不过是一支民兵的头领，你要到江西来吃我的军饷，你就得对我唯命是从。

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今天让打这，明天让打那。问题是这个陈启迈根本不懂军事，下的命令是朝秦暮楚，根本没法执行，曾国藩只好置之不理，按照自己的步骤打。这一下陈启迈火了，对曾国藩是“多方掣肘”。经常给他断饷。

曾国藩后来回忆说，在江西那几年，实在是太苦了，关键是没军饷，吃不饱饭。而且江西全省官员都在陈启迈的带领下和曾国藩作对，欺负曾国藩，什么事都不配合。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叫做“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辱，积泪涨江。”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就在曾国藩万分痛苦的时候，他接到了家人送来的一封急信，他父亲曾麟书在老家去世了。曾国藩非常悲痛，立刻上书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咸丰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就径自回了老家。

曾国藩回到湖南老家，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我要在家给我父亲守孝三年，我不能再带兵打仗了，因为当初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在家只守了半年多的孝，我就出山了，没想到现在我父亲又死了，这次我一定得守满三年。皇帝呀！您哪，另请高明来指挥这支军队吧。”

咸丰当然不会让曾国藩在家守孝三年，现在天下就靠曾国藩这支军队了。咸丰要求曾国藩夺情，也就是停止守孝，马上回到军队。

曾国藩一看，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于是给皇帝又上了一道奏折，把自己积压许久的这个痛苦一股脑都跟皇帝说了。曾国藩说，带兵打仗，需要靠地方官员的支持，但是地方官只听巡抚的话。

他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 就是说，凭我多年的经验，你要是不给我一个巡抚当当，我呀！没法带兵。所以你要是不给我督抚之权，我只能“在籍终制”，不再出山了。

曾国藩认为他对皇帝已经非常坦诚，把这个困难和委屈说得非常充分了，咸丰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必要的支持。但是没想到，咸丰皇帝还是不同意让曾国藩当这个省长。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天京内讧，洪秀全杀了杨秀清，石达开离开天京出走。这就是所谓的“天父杀天兄，还是一场空”。

太平天国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看起来很快就能镇压下去，有没有曾国藩好像关系不大。于是，咸丰皇帝顺水推舟，说你如此孝顺把我给感动了，既然这样，想给父亲守孝，我就开恩批准你在家守孝三年。这个实际上是解除了曾国藩的兵权。

这简直是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给打晕。曾国藩万万没想到，我苦练湘军，转战数年，最后得了这样一个结果。现在眼看着太平天国要被平定了，偏偏这个时候我被解除兵权了，过一段论功行赏，别人加官晋爵，没我什么事了。

曾国藩虽然是个理学名臣，但是他的功名心实际上还是非常强的，失去这样一个永垂史册的千载良机，他非常懊悔。从这时候开始，曾国藩就得了“不寐之疾”，患上了失眠症，成宿成宿地睡不着觉，待在老家。

史料记载，他是“心殊犹豫”，心里非常难过，整天生闷气。看记载，这段时间，曾国藩的举动，是大异常态，动不动就骂人。一开始数着江西那帮官员们骂，骂够了就骂湖南的这帮官员，把官员骂完了，开始找家里几个弟弟的碴儿，说你们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觉，想干什么？一年当中跟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这几个弟弟都发生过严重的冲突。

几个弟弟一看，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一个个都找了借口离家出走。弟弟走了之后，曾国藩又开始骂他几个弟媳妇，说你们地没扫干净，衣服洗得不勤。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

骂了几个月，曾国藩骂累了，不骂了，把自己像闭关的和尚一样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他把自己带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像过电影一样在大脑中一遍遍地过。渐渐地，他的心静下来了。他反思道，他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这不光是因为皇帝小心眼，不光是地方官都是小人，自己在个性、脾气上，也有问题。他都反思出了哪些问题？

他这个人为人处事，总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总感觉我是一心为国，你们都是小人。所以对别人，总是居高临下，认为举世皆浊独我清。而且他做事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他弟弟曾国华就曾经这样批评他，曾国藩自己记载说：“余咎骆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也就是说，我对弟弟们抱怨这个地方官，包括这个骆秉章对我的态度很坏，弟弟曾国华（字温甫）对我说，大哥啊，你总说别人对你脸色不好，你有没有反思过，你对别人那个脸色，也够别人看上十天半个月的。

亲兄弟说话总是比别人更直接。确实曾国藩面对官场的同僚，经常是以圣贤自命，以小人视人，把别人都当成坏人，所以总是面色如铁，话语如刀。所以别人不配合他，一个原因也是他自己这个态度和方法问题。经过深刻地反思，曾国藩终于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致命弱点：太自以为是、太急于求成、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通过在家里读《老子》和《庄子》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刚强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强者，实际上是弱者。

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那些善于退让的人。所谓“水能利万物而不争”，中国社会的这个潜规则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他一个人扫荡尽净的。你只有必要地和光同尘、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够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配合你。所以曾国藩后来把待在老家这一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

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个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也就是说，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有本事，总看到别人的不是。但是自从这两年大悔大悟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凡事都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所以四十岁之后的我，和四十岁之前的我大不相同。

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曾国藩以为平定太平天国已经与自己没什么关系了的时候，太平天国又回光返照。洪秀全重用李秀成、陈玉成两名青年将领，打了几场胜仗，军威复振。咸丰八年，咸丰皇帝一看离了曾国藩还是不行，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

这一次，大喜过望的曾国藩不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迅速到了长沙。而且长沙的官员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他变得和气了、变得谦虚、变得周到。

曾国藩以前做事都是直来直去，不讲俗套。现在他也开始注重这个礼仪和排场。到了长沙之后，他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拜访。每见到一个人，他都说，我以前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各位多担待，以后欢迎大家多给我提意见。

原来对那些没用的官场文章，他从来不理不睬，别人请他去开会，让他坐主席台，他从来不去，觉得是耽误时间，现在是有信必复，有文件马上批复。而且人家请他出席什么会议什么典礼他马上就去，在主席台上一坐就是半天，给足人家面子。

以前，他总是抱着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设身处地体谅那些贪官的难处，办事的时候先请客吃饭，实在不行送上点好处。这样很多事情就好办了。这一下，曾国藩在官场上是如鱼得水。

不久他离开长沙，再到江西，江西官场那些人，也都感觉曾国藩和以前不一样了。“再至江西，人人惬望”，大家对他都很满意。曾国藩用人筹饷，和以前是大大不同了，非常顺利。

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就引起了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给自己涂上一些斑纹，伪装成一个斑马。所以曾国藩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处处荆棘。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也就是说，以前我在官场处处碰壁，这次我改变做官的方式，终于被官场接纳了。所以曾国藩对官场的态度与以前是大不相同。

除此之外，曾国藩对皇帝的态度和以前也不一样，不再像以前那样直言不讳。曾国藩以前给皇帝写奏折，总是直来直去，想顶就顶。咸丰皇帝刚上台，他就写了一个著名的奏折，批评皇帝性格中的三大缺点，一下把皇帝给惹火了，从此之后，在皇帝心目当中，留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这个就是皇帝对他一直不能信任的重要原因。

这次出山，曾国藩的处事风格完全变了。咸丰皇帝虽然再次让曾国藩出山，但是曾国藩能不能顺利出山，咸丰心里没底，毕竟当初解除了人家的兵权，用完了把人家像破抹布一样就给仍在那了。所以他估计曾国藩得端一下架子，得请上几次才能出山。

没想到，他的旨意一到，曾国藩马上收拾东西起程，而且起程前还上了一道《恭报起程日期折》，语气非常恭顺。咸丰一看非常高兴，专门表扬他说，“汝此次奉命即行，忠勇可尚”。说这次让你出山就马上出来了，可见你是一个大忠臣。

所以曾国藩这样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就让皇帝、让官场都接受了他。咸丰渐渐对曾国藩恢复了信任。后来，太平天国攻占了两江地区，两江总督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就缺人了。咸丰皇帝实在是找不着别人，同时他对曾国藩这个印象也变好了，所以咸丰十年四月，以前说什么也不让曾国藩当巡抚的咸丰，居然把两江总督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给了曾国藩。

当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如鱼得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迅速扩大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这个步骤，就大大加快。到了同治三年，他就攻占了天京，彻底消灭了太平天国势力。曾国藩和他的弟弟曾国荃，一个被封为侯爵，一个被封为伯爵，兄弟二人，同日开府。曾国藩的家族，就此登上了功名的顶点。

曾国藩为什么突然就收敛锋芒，做事讲求圆滑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曾国藩想做事，而且想把事情做成功。

他的这种做官方式概括起来就是：内清外浊，外圆内方。表面上看，他和大清皇帝的官员没有什么两样，但实际上他内心的操守非常坚定。